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经济增长是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学者们一直在理论上探寻经济增长的成因以促使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入手，评述了衡量经济增长的传统指标的理论，并结合相关的文献从制度变迁及文化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旨在完善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体系，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文化；外部性 　　中国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6－0007－04 　　 　　作为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经济增长将意味着就业的扩大，收入的增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要实现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高速增长不易。日本和德国二战后经济成功的增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少数比较成功的案例。为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一直引导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地探索。 　　 　　一、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48)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谈到，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总产出跨时期增长，通常用一国的实际GDP(或潜在GDP)的年增长率来衡量”。而有“GDP之父”之称的库兹涅茨(1989)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各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相应调整的基础上，表现为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人均商品和劳务的能力不断提高”。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诺斯(1937)则言简意赅地说：“谈到经济增长，我们指的是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尽管他们对如何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在如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共识：首先，经济增长必须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因此，当提起经济增长，指的就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经济现象。其次，经济增长必须用定量的指标来衡量，较早的文献中经济增长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最后，经济增长是一个过程，最终结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些经济学家同时认为，经济增长必须尽可能少地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可能多地给世界上最穷的人带来福利的增长；经济增长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闲暇时光，享有更多的商品与服务；经济增长还会使人类文化中所包含的诸如多自私而少同情这样的负面因素减少。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 　　 　　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一般由本期GDP与基期GDP之间的差额反映，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简化的三部门模型里面，将GDP的来源分为三个部分：C、I、E－M，仅将这三个部分内生化，而将其它影响因素归为外生因素。从量化GDP来反映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可以从消费、投资与贸易差额找寻经济增长的源头。本文仅从投资、贸易二个方面来对学者的一些观点加以归类汇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学者相对较多，但不同学者因侧重点不同，其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1　关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教授多马(Domar，1946)在《资本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就业》中探讨了美国短期经济衰退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多马假设生产能力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强调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索洛(1956)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并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该模型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他认为，在长期，一个经济的储蓄率决定其资本存量规模，从而决定其产出水平。储蓄率越高，资本存量就越多，产出也越多。储蓄率的提高导致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后来研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般都是对扩展的索洛增长模型中各具体变量作进一步实证分析。 　　Mankiw，Romer和Weil(1992)研究了均衡路径中投资变量系数B值的动态收敛问题并指出，劳动者人均产量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来源于投资的扩大，这已经成为在标准增长模型框架下进行分析和估计的一个重要思路。Barro，Sala-I-Martin(1995)，Caselli，Esuivel和Lefort(1996)，以及Bond，Hoeffler和TemPle(1999)等采用截面和面板数据研究的结果也证实，在他们的增长模型中B值都是正相关且显著非零的，其结论认为，在均衡稳定情况下，投资对于劳动者人均产量具有决定作用。 　　后来的经济学家采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了Granger检验，结果却发现投资不是增长的Granger原因。例如，Jones(1995)对战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年度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采用一个集合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5年面板数据的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增长才是投资的Granger原因。但采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却得出不一样的结论。Bernanke和Gurkaynak(2001)采用截面数据，研究了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截面相关性，认为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ond，Leblebieioplu和Sehianntarelli(2004)对98个国家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GDP中投资比重越高，在均衡状态就会有更高的劳动者人均产量；同时，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都显示出与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资本积累对于劳动者的人均产量与GDP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在理论上因为采用的数据或是分析方法不同，增长与投资的因果关系也不同。但无论哪一方是因，都将促使另一方的增长，而另一方反过来又会促进前一方面的发展，整个增长过程更似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事实也能提供佐证：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发展，投资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当经济增长后，反过来又推动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2　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7)认为，对外贸易是促进技术扩散从而是决定经济增长收敛及其速度快慢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家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持相反意见，如卢卡斯(Lucas，1988)认为，起初具备丰富人力资本的国家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通过专业化生产和对外贸易不断积累生产经验，巩固该商品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垄断地位，由此将持续地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反，最初就处于人力资本劣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只能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商品，由此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克鲁格曼和埃利桑多(Krugmanand Elizondo，1996)等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由于对

外贸易并不依赖于国内市场，随着中心城市区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生产者可以选择在中心城市之外进行生产，这将加速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一国内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新经济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经济增长趋同，但指出区域经济趋同的速度要比新古典增长模型预测的趋同速度慢得多。 　　一部分学者从进口角度分析贸易保护、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劳伦斯和温斯坦(Lawrenee and Weinstein)指出，最初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日本产生了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但通过对1963～1973年的有关数据的计量分析，他们发现较低的关税和较高的进口数量对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培养尤为有利，他们对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相关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进口额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并指出进口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国际竞争力的加强以及获得更好的中间产品来实现。巴罗(Barro，1992)研究了各国的GNP数据后发现，那些采用典型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比较慢。劳伦斯(Lawrence，1999)在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100多个制造业中国际竞争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不同学者得出结论不一致，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外贸易政策是由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时期决定的。在最初的发展时期，本国的很多产业尚处于成长时期，需要通过贸易保护才能在日后的国际竞争中更具实力与市场。一旦条件成熟，贸易自由化将会促使本国企业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自由竞争是未来社会的主流。 　　 　　三、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除了内生因素外，有些学者也从制度变迁角度对经济增长影响进行了研究，下面将从外生因素谈谈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马克思(1859)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但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一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就会成为发展的桎梏，将需要确立新的生产关系来支持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制度。而通过生产关系更替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对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支持的体现。 　　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中，最著名的是诺斯的产权理论。诺斯(1937)认为“解释经济增长，产权理论是必要的”。在产权经济学的有关文献中，产权具有“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的功能；具有“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激励”的功能；具有激励人们保护资源、进行创新、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正因为产权具有诸如此类的功能，从而成为影响资源使用、技术变革、经济实绩的重要因素。 　　一些学者尝试量化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姜照华(2003)测量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他对1991～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得出在1992～1994年之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董祥海、李升(2004)对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并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谭德庆(2000)检验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他采用“直接技术贡献”和“间接技术贡献”的细分法，在后一种方法中实际包括了制度创新的因素，并测算出这部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一段时期内远大于直接技术贡献率。王金营(2004)从所有制变革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角度出发，选取中国1990年和2001年各地区的截面数据做拟合检验，得出制度方面10％的差距会引起8.37％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提高物质资本产出弹性3.7％。 　　另一方面，杰夫雷・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等人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认为在没有宪政秩序转轨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成就来源于模仿日本、香港等地的发展战略，获得这些地区的免费信息和传统经济中自给自足经济转向劳动分工模式释放出来的效率，而这只是技术模仿不是制度模仿。 　　无论将中国经济的成就定性为技术模仿也好，还是真正的制度模仿也罢，这只是前提或是角度上的差异，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随处取一瓢，我们都能发现制度变迁对经济的重大影响：英国宪政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历朝安邦之初颁布的各项新政对经济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些学者尝试从其它角度，如文化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文化是一群松散元素的集合，而这个集合的范围又因时代的不同、视角的差异、研究目的而异，英国人类学、文化学家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文化因素深入了各个角落，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方面，史学家兰德斯(Lands，1998)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认为一些价值观，比如说节约、诚实、忍耐、努力工作等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我们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是文化造就了这种非凡的业绩”。而经济学家是不太喜欢将文化这一变量引入经济增长中去，因为他们认为文化这个概念过于宽泛，更没有办法量化。但除了量化一个事物来衡量其贡献度，还可以通过对比方法。琼斯(Jones，2006)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认为，要反映文化的力量，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经济体进行对比，而对经济体的对比则是不难的。 　　有些学者把东亚经济的起飞归纳为一个共同因素：中国儒家文化。亨廷顿(2002)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优越，儒家文化的优越在于强调勤奋、节俭、集体主义、重视信义、尊重知识、家庭责任感，而西方文化的颓废体现在自我放纵、个人主义、犯罪、不尊重权威。儒家文化成为经济崛起的推动力。克鲁格曼(1993)也说：“马克斯・韦伯用‘新教教义，解释西北欧的经济增长；可能高储蓄率和崇尚教育的‘儒家思想’就是亚洲经济成功的共同主题。”霍夫纳(Hefner，1998)认为文化中的价值元素有助于经济增长，他通过对东亚的实证检验发现，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对同伴的信任更显著，而这一特性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五、结束语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除了必要的要素投入，如劳动力、资本等硬投入要素外，还有制度变迁、文化等软因素。经济增长并不是由某一因素就能决定，不同区域、历史背景、文化氛围、资源禀赋等都会导致经济增长上的差异，正因如此，学者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成因进行研究，形成不同的观点与理论。以上通过对其中一些学者的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定区域内的文化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评述，认为无论是硬投入还是软因素，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政府在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相关政策时，不仅要注重硬要素投入，还要考虑到相关软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