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与小偷权利平等
关心人、尊重人无疑值得首肯，但细说起来，这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
新西兰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小偷猖獗。偷汽车，偷商店，偷住宅。尤其住宅多为平房，又大多没有院墙，越过草坪就是马路，加之房间玻璃门窗又多又大却无防盗设施，所以这样的居住条件和习惯，虽令人感到惬意，却也方便了小偷。
这里的小偷虽然讲“职业道德”，入室行窃极少用暴力将门窗玻璃打碎，如时间允许，还会把弄脏的地方擦干净，弄乱的物品摆整齐，但只要你离家时门窗没关好，或关好了但还能拨弄开，那回来后就得看看是不是有东西不翼而飞了。尤其是华人，因消费习惯和喜欢在家里放现金，给人以有钱的印象，所以更常成为小偷光顾的目标。有一种说法是，1840年英国政府通过“怀唐义条约”，将新西兰变成了英国殖民地，于是原住民认为，自己的土地都被别人“偷”走了，那么偷他们一点东西又算什么？此说未必可靠，但失窃之事防不胜防、令人提心吊胆却是公认的。
更叫人伤脑筋的，是新西兰法律对小偷的宽容。
在新西兰，失主捉小偷可不是“天经地义”的。要捉拿正在行窃的小偷，其所偷财物须300元（1新元现折合人民币5.7元），或行为手段够判刑3年以上，否则捉拿就犯了非法拘禁罪。还须注意：一、不准手持器械威胁小偷――这犯了恐吓罪；二、不能骂小偷――这犯了侮辱罪；三、更不能打小偷，这可是重罪――伤害罪；四、如未贴出“有狗会咬人”的醒目告示，而家里养的狗又把小偷咬伤了，那就犯了狗类疏于管理罪――除要向小偷赔款，还要将狗处以“人道的毁灭”。如对以上法律掉以轻心，那就得小心警察找上门来，或小偷反过来把你告上法庭了，结果轻则吃官司罚款，重则蹲一阵子班房。所以如遇小偷行窃，最合法的做法就是告诉小偷：“你坐沙发上等着，我去叫警察。”然后拨电话“111”报警。至于小偷是否会坐等警察到来，那就要看他愿不愿意了。
其实被警察抓到又如何。小偷多为青少年。而法律规定青少年犯罪只要不足17岁，只要没杀死人，就不会进监狱、被关押。所受的惩罚至多是参加社区劳动，且需本人同意。同时还不管偷了几次，偷了多少，到18岁时，所有犯罪记录都将一笔抹掉，以使其日后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结果警察即使抓住这样的小偷，也往往是问完话后即放人。难怪失主报警时，还真就有小偷坐等，因为警察来了也只是费几句口舌：“你看，我并没偷多少东西。”对于失主的损失，法律当然也规定了赔偿。但小偷只要说钱已经花了，没钱赔，这法律立刻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因小偷家庭一般都靠政府福利金生活，而小偷本人的福利金，是不允许因行窃被扣的，其父母和家庭，又不承担赔偿责任。
为保护小偷的权益，新西兰政府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如小偷逃跑时扭了脚，一个叫 ACC的国家机构会为他提供免费医疗，并发放误工补助。若进入司法程序，则国家更要负担起全部开支。如有一家7口皆为盗窃惯犯，被控650条犯罪记录、247项罪名。案件审理了6个月，共传证人600位，展示赃物700箱，由国家付费请律师17位，共花掉由纳税人负担的诉讼费逾250万元。而7名罪犯虽皆为成年人，但最多的一名才判刑13年半，其余则为三五年甚至半年。犯人在监狱里是不服劳役的，但平均每人每年却要耗费纳税人5万多元（一般职员年薪才3至4万元），且无收入者还照领福利金。2004年全国6500名罪犯中，领失业救济的就有3762人。不仅如此，犯人若提出在狱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还有可能获得赔偿。去年一年，就有5位犯人因此获赔13万元。难怪即使被判入狱，小偷也无畏无悔。
新西兰法律对小偷的宽容，已越来越招致人们的不满。一位新西兰籍华人李满朝先生，最近一年家中三次被盗，最后连重达百十公斤的保险柜都在大白天被偷走了。但4名小偷被抓获后，因不满17岁，只能由家庭会议和青年法庭处理。在先后5次家庭会议和3次青年法庭上，每名小偷都有一位国家提供的律师为之辩护，而李则单枪匹马，势单力薄。小偷还与家人交谈得兴高采烈，对李满脸嘲笑，满不在乎。而最后的判决，也只是让小偷先去参加学习和培训，待找到工作后再依收入情况决定如何赔偿。没有追回分文的李满朝终于愤怒了。今年3月初，各华文报纸都以显著版面、大字标题刊登了他写的《致国会的公开信》、《致总理的公开信》和对公众的《呼吁信》，信中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一句话是：“我要求与小偷权利平等！”
在国内，我曾多次见过人们打小偷，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因小偷也有自身的权益，对小偷应依法律进行惩罚。但是，像新西兰这样保护小偷的权益过了头，直至守法的公民和居民强烈要求“与小偷权利平等”，这法律恐怕就值得反思了。
（陈超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