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罗稷南先生

　　一个敏感话题引起的回忆　　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最后一节《再说几句》，有这样一段叙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老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在当年反右斗争席卷全国的历史背景下，罗稷南先生竟斗胆提出这样一个敏感话题，而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后，书后那段《再说几句》引出的话题，很快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更在知识分子中议论纷纷，而媒体更是炒得沸沸扬扬。其间，有谢泳在《文史精华》第6期和陈晋在《百年潮》第9期上很快作出反应，洋洋洒洒撰写出对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谈话”的质疑文章。他们经过一番考证后认为：毛主席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对话，是由贺圣谟在1996年对周海婴谈的，提供的是“孤证”，不足信。其实，这种所谓“孤证”的质疑，真是闭着眼睛瞎说，因为就在周海婴的《再说几句》中，就明明写着“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而且，很快我又读到陈煜——罗稷南侄儿在《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0月18日）发表的《我的伯父罗稷南》，证实他自己就亲耳听到他伯父讲过他那次向毛主席设问求答的情况。以后，我又读到黄宗英撰写的《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谈话》一文，先后发表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和《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详细地回忆了她1957年7月7日晚，也就是罗稷南先生参加的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中苏关系破裂后，改为上海展览中心）由毛主席邀请的那次座谈会上的情景。那次座谈会共有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36位，包括黄宗英和赵丹也被邀参加。黄宗英对那次座谈会上罗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迄今记忆犹新。据黄宗英回忆，当她听到毛主席的答话后，她“手心冒汗了”，“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事后她还和赵丹对这个话题有过议论。黄宗英回忆说：“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的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至此，所谓“孤证”的质疑，终被黄宗英的旁证所证实。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45年，罗老先生去世也已31年了。对于罗稷南先生的身世行状，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了。即使在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在谈到罗老先生时，也把他误为是毛主席的湖南老友，其实罗稷南是云南人。由于“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的出现，罗稷南其人也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我年轻时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在五十年代早中期，我曾经和罗稷南先生有过一些难忘的、令我终生受益的交往。　　罗稷南名字的由来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又叫陈子英，笔名贺非，也曾用笔名尊闻翻译意大利作家范士柏《日本的间谍》。云南顺宁（今风庆）人，生于1898年。父亲陈宝航支持蔡锷云南起义，是蔡锷的主要助手之一。陈小航自幼受其父亲影响，20岁时只身离乡北上投考北京大学，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作为一介书生的陈小航，因痛感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在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身边任发言人和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开赴沪宁沿线，陈小航追随蔡廷锴左右，奋身投入淞沪抗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派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就在这时候，蔡廷锴派陈小航去苏区瑞金和共产党谈判共同抗日事宜。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刻画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广阔图景，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主人翁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勇猛无畏，瘦长高挑，他的坐骑的名字叫罗稷南（也有译作“洛稷南提”的）。而蔡廷锴将军身材同样瘦削高挑，英勇无畏，两人很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军界，蔡廷锴有堂吉诃德的戏称。陈小航追随蔡廷锴左右，征战沙场，形影相随。联想之下，他把自己比作蔡廷锴的一匹骏马，于是取名罗稷南。其用心、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罗稷南先生离开十九路军来上海定居，从此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生，开始了他日后漫长的、终其一生的翻译生涯。几十年来，罗稷南先生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翻译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世界名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就在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那次座谈会上，毛主席就曾当面感谢罗稷南翻译了梅林的《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罗稷南的译作还有苏联铁捷克的《怒吼吧，中国》，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高尔基的《克里木·萨木金的一生》《旁观者》，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斯华绥的《有产者》，斯坦恩贝克的《漂亮女人》和高尔基的回忆录《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以及和周笕（即周扬）合译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我所知道的罗稷南先生　　罗稷南先生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定居上海，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生涯。在上海，罗老和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等多有交往，并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写文章。他和唐弢、柯灵等都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　　罗稷南先生洁身自好，生活过得平静，没有什么嗜好，工作之余，有时在夫人倪琳陪同下到附近公园去走走，或是去看场电影。如果说罗老有什么嗜好，大概就是下围棋了。据翻译家草婴回忆，他在四十年代结识罗老，常见他在工作之余，到襄阳公园同朋友下棋、聊天。他的棋友有王亚南（《资本论》译者、厦门大学教授）、杨午之（复旦大学教授、杨振宁之父）。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乐于和友人下棋，吴强就是他的棋友。我手头就保存有一帧他和上海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唐子炯对弈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