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向英国大学的渗透

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向英国大学的渗透

王建妮

内容提要　15世纪末16世纪初,人文主义在英国兴起,并得到了英国著名学者和亨利

八世宫廷的支持。为了促进人文主义传播并内化成英国人的文化品格继而影响英国社会,诸多学者和政界要人通过设立古典语言和人文学讲座、调整大学课程等方式将人文主义引入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学术、学院组织、学生家庭出身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关键词　亨利八世　人文主义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一　人文主义在英国的兴起

“人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创始人是一位名叫F.J.尼萨默(F.J.Niethammer)的德国学者,他曾撰文呼吁人们重视中学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他将这两种语言课程所传授的古典知识称之为Humanismus,也就是“人文主义”。后经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发展,“人文主义”不仅被赋予了个人主义本质,而且被用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普遍特征。进入20世纪之后,“人文主义”概念又有了新的解释,甚至被用来追溯古典文明或东方文明①。虽然“人文主义”在史学界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笔者仍将沿用这一术语。为了论述需要,笔者将本文中的“人文主义”解释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通过研究古典文化来思考与改变现实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实践活动。

不过地处西欧的英国人文主义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有所不同,二者虽然都提倡回归古典时代,研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汲取古典时代的价值理念,但前者重在宗教追求,后者重在世俗追求。对于英国人文主义者而言,回归古代,就是回归早期基督教会时代,所以他们尊奉《圣经》的权威,宣扬基督的道德说教,并把它作为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他们学习古典语言和早期基督教父的著作,最主要的目的是研读和理解《圣经》;他们学习古典文学,不仅仅是折服于它的光彩夺目,更重要的是古典时代的文法、修辞、辩证法、历史等知识有助于更完整、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圣经》,优秀道德

①关于人文主义的含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化详见陈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一个有关史学认识的个案分析》,《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家的道德规诫还可以成为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基督教导的具体指导①。

英国人文主义真正兴起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因为那时的英国出现了一批专业的人文主义者,代表人物有威廉·格罗辛(WilliamGrocyn)、约翰·科利特(JohnColet)、托马斯·林纳克(ThomasLina-cre)和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他们在英国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在欧洲几乎没有与之相匹敌的人文主义团体,并以授课、写作或参与政治的方式传播人文主义。

格罗辛毕业于牛津大学,1488年前往意大利学习古典语言,师从波利齐阿诺(AngeloPoliziano)和查尔康迪莱斯(DemetriusChalcondyles),1491年回到牛津大学,自行开课讲授希腊语,他是第一位在大学里讲授希腊语的英国人文主义学者。1496年转向伦敦发展,与科利特等人共同切磋学问,年轻的人文主义学者莫尔和理查德·库克都曾跟随他学过希腊语。格罗辛因精通希腊语、深谙古典文学、藏书丰富而享誉欧洲,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积极推崇者和倡导者②。

科利特毕业于剑桥大学,1493年外出游学,先后到过意大利和法国,吸收了皮科(Pico)和费奇诺(Ficino)等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开始将人文主义方法运用于宗教问题研究,探索神学研习的新方式。1495年回到牛津大学执教,讲授圣保罗书信集,开创了直接讲解《圣经》章节而非是彼得·隆巴德(PeterLombard)的《命题》,援引早期基督教著作家而非经院神学家的观点佐证,运用文法分析而非推理论证方法讲授神学的先例。1505年他离开牛津大学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任教长,创办了人文主义性质的新学校,即著名的圣保罗学校,聘请精通古典文法的英国学者威廉·利利(WilliamLily)担任高级教师,向学生们讲授优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③。

林纳克毕业于牛津大学,1487年前往意大利游学,曾在佛罗伦萨与格罗辛一起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1490年至1492/1493年待在罗马,尔后前往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1499年回到伦敦,曾担任亨利八世及其女儿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由于医术高明,他还曾是亨利八世的专职医生。林纳克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用准确优雅的拉丁语翻译过许多古典著作,其中再版数次的是他翻译的古罗马著名医学理论家盖仑的一系列医学著作④。

莫尔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两年,1496年进入林肯法律协会学习罗马法,1502年成为一名律师。身在伦敦的莫尔与格罗辛、林纳克、利利等人来往密切,他跟随格罗辛学习了希腊语,阅读并翻译了希腊作家卢西恩的讽刺作品,在利利的帮助下,阅读并翻译了《皮科的一生》及皮科的书信。1504年以后,莫尔开始了从政生涯,先后担任过下议院议员(1504年)、伦敦治安法官(1510—1519年)、下议院议长(1523年)、英国大法官(1529—1532年),并多次出使国外。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莫尔积极支持和资助古典文学及《圣经》研习,他自己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也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⑤。

这个强有力的人文主义团体还有一位坚定的盟友———北欧人文主义的奠基人伊拉斯谟,他曾经①关于英国人文主义的特点详见马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社会秩序》(MargoTodd,ChristianHumanismandthePu-ritanSocialOrder),剑桥1987年版,第22—52页;詹姆斯·K.麦克尼卡:《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政策》(JamesK.McConica,EnglishHumanistsandReformationPoliticsunderHenryⅧandEdwardⅥ),牛津1965年版,第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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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PeterG.Bietenholz,ed.,ContemporariesofErasmus:ABiographicalRegisteroftheRenaissanceandReformation)第2卷,多伦多1985—1987年版,第135—136页。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第1卷,第324—328页。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第2卷,第331—332页。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第3卷,第456—458页。

5次访问英国,与科利特、莫尔等人相识并结下了一生的友谊。1499年第一次访问英国期间,伊拉斯谟与科利特相识,受后者用人文主义方法研究神学问题的鼓舞,坚定地走上了将古代异教徒的道德观念与基督教早期教父著作相结合,阐释和宣扬基督道德学说的道路①。伊拉斯谟也大力支持科利特建立圣保罗学校,帮忙挑选教师,为学生编写教材,并为教师提供教法指导等②。1505—1506年第二次访问英国期间,伊拉斯谟协助莫尔翻译了卢西恩的作品③。1509年第三次访问英国期间,伊拉斯谟接受剑桥大学校长约翰·费希尔的邀请,前往该校讲授希腊语和神学(1511—1514年)。在执教期间,他还致力于写作,编写了哲罗姆书信集,校对并翻译了希腊语《圣经·新约全书》。受他影响,剑桥大学的年轻学者亨利·布罗克、约翰·弗恩等人皆走上了传播人文主义的道路④。

英国人文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除了受益于人文主义者的宣传,也得到了亨利八世宫廷的支持和赞助。亨利八世本人受过令人羡慕的古典文化教育,两位桂冠诗人威廉·霍恩和约翰·斯凯尔特曾担任他的家庭教师。他通晓拉丁语、法语、英语,甚至略通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他爱好音乐,长于乐器演奏,而且擅长各种绅士技艺。另外,他对天文地理也抱有浓厚的兴趣⑤。他被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奉为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的典范:跟随饱学之士接受过最流行的教育,善于接受新思想,并且是一位慷慨大方的文艺赞助者。国王秘书理查德·佩斯赞誉说:“我们有一位无比尊贵的君主,他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学识上远胜过其他基督教王公。他对所有饱学之士都抱有好感,以至于没有什么比有关学者和书籍的谈话更令他乐意倾听的事情了。”⑥

更可喜的是亨利八世身边围绕着一批支持人文主义的达官显贵。王后阿拉贡·凯瑟琳就是一位知识女性,她曾经跟随彼得·马特等人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熟悉罗马古典著作和奥古斯丁等早期基督教父的作品。除了西班牙语,她还能熟练地说英语和法语。伊拉斯谟称赞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文知识的提倡者”⑦。约克大主教兼教皇使节托马斯·沃尔西凭借自己的显赫地位不仅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举荐为官员,而且还插手牛津大学事务,促成希腊语和人文学课程的建立。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和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则分别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开设人文学课程⑧。

此外,人文主义学者也填充了宫廷中的许多职位,如王后侍从蒙乔伊勋爵、国王的拉丁语秘书阿莫尼奥、御用医生林纳克、在政坛上声名鹊起的莫尔⑨。伊拉斯谟将英国宫廷奉为知识和虔信的典

01范,因为这里可引以为荣的学者多于任何一所大学 。他曾经说:“因为对文学热情和学者舒心的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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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F.西博姆:《牛津大学的改革者:约翰·科利特、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合作史》(F.Seebohm,TheOxfordreformers:JohnColet,Erasmus,andThomasMore:Beingahistoryoftheirfellow-work),伦敦1887年版,第56—82页。F.西博姆:《牛津大学的改革者:约翰·科利特、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合作史》,第127—136页。F.西博姆:《牛津大学的改革者:约翰·科利特、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合作史》,第111—112页。D.R.利德:《剑桥大学史》第1卷《1546年之前的大学》(D.R.Leader,AHistoryoftheUniversityofCambridge,V.1,theUniver-sityto1546),剑桥1988年版,第291—297页。A.韦尔:《亨利八世:国王和宫廷》(A.Weir,HenryⅧ:TheKingandHisCourt),纽约2001年版,第7—9页。J.伍尔夫森编:《再论都铎人文主义》(J.Woolfson,ed.,ReassessingTudorHumanism),纽约2002年版,第99页。J.伍尔夫森编:《再论都铎人文主义》,第11页。詹姆斯·J.麦科尼卡编:《牛津大学史》第3卷《学院制大学》(JamesJ.McConica,ed.,TheHistoryoftheUniversityofOxford,V.3,TheCollegiateUniversity),牛津1986年版,第120—125页。M.道林:《亨利八世时期的人文主义》(M.Dowling,HumanismintheAgeofHenryⅧ),伦敦1986年版,第18页。J.西蒙:《都铎英国的教育与社会》(J.Simon,EducationandSocietyinTudorEngland),剑桥1979年版,第66页。

望,我曾经对所有宫廷都抱有反感之情。但是现在,当我细心观察了一位王公和统治者治理下的宫廷以及他的王后、贵族、顾问和官员之后,我在内心里渴望自己也能投身于这样的宫廷当中。”①

上述内容表明人文主义已经在亨利八世统治之初的英国兴起,并得到了英国学界和政界的支持。不过这种新的文化观念要在英国继续传播下去并内化成英国人的文化品格继而影响英国社会发展的话,则需在英国文化教育机构中找到传播阵地。倡导人文主义的学者和政界要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人文主义开始向经院哲学的主阵地牛津和剑桥大学进发。

二　人文主义向大学的渗透

牛津和剑桥大学热衷古典文学的兴趣始于15世纪中期,当时曾有许多学者争相传阅甚至夜以继日地传抄古典文献收藏者捐赠的希腊语译著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书稿②。其中一些学者还率先前往意大利跟随人文主义者学习古典文学,收集古典文献,有的甚至掌握了一些希腊语知识③。15世纪末,第二批前往意大利游学的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不仅深谙古典文学、精通希腊语,而且深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思想精髓,从而成长为英国人文主义健将。其中格罗辛和科利特还曾经回到牛津大学分别讲授希腊语和圣保罗书信集,年轻的学者们不仅首次正式接触到希腊语知识,而且首次感受到了人文主义神学研习方式的活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人文主义的追随者④。

不过人文主义要真正在这两所大学里形成持久影响,并改革传统课程和教学法必须有制度保障,光靠少数学者的宣传或短时间讲授人文学和希腊语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所推动,也只能作为一种没有多少深远影响的潜在趋势存在,更何况许多经院学者把古典文学视为滋生异端的温床。在夹缝中成长的人文主义要想发展,必须得有自己的阵地。在人文主义的这个突破性发展进程中,亨利八世及其朝臣扮演了重要角色。

希腊语讲座的设立是政界要人支持“新学问”的首要成果,剑桥大学第一个正式的希腊语讲座始于1511年,赞助人是罗彻斯特主教兼剑桥大学校长的约翰·费希尔,受邀讲授者正是伊拉斯谟,主讲克里索洛拉斯(Chrysoloras)的希腊语法著作,剑桥大学几位有影响的希腊语学者亨利·布洛克、约翰·沃森、罗伯特·奥尔德里奇、约翰·布赖恩、托马斯·鲁普塞特等皆曾受教于他⑤。牛津大学第一个正式的永久性的希腊语讲座始于1518年,由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捐助建立,主讲希腊语法、诗歌和散文,讲师按先后顺序排列包括爱德华·沃顿(1524—1531年)、约翰·邓恩(1531年)、托马

⑥斯·凯特(1533年)、约翰·谢普雷弗(1534—1543年)和乔治·爱德理查(1544—1547年)。

在希腊语讲座开设之际,为古典语言和人文学提供发展阵地的新学院也接踵而至,代表性学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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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J.伍尔夫森编:《再论都铎人文主义》,第99页。R.韦斯:《15世纪英国人文主义》,第133页。R.韦斯:《15世纪英国人文主义》,第86—127页。关于科利特在牛津大学的影响详见艾伯特·P.杜哈梅尔:《约翰·科利特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一篇定义英国文艺复兴的论文》(AlbertP.Duhamel,“TheOxfordLecturesofJohnColet:AnEssayinDefiningtheEnglishRenaissance”),《思想史杂志》(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第14卷,1953年10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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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阿瑟·蒂利:《16世纪早期英国的希腊语研习》(ArthurTilley,“GreekStudiesinEnglandintheEarlySixteenthCentury”),《英国历史评论》(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第53卷,1938年4月第210期。阿瑟·蒂利:《16世纪早期英国的希腊语研习》,第233—235页。

有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1511年)、牛津大学的考波斯·克里斯蒂学院(1517年)和红衣主教学院(1525年)。

圣约翰学院的创建人罗彻斯特主教费希尔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兴趣和热情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科利特等人。他要求学生在入学之前必须懂得拉丁语,入学之后,一些有语言天赋的学生还要学习希伯来语和希腊语。1530年,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两个学院讲座正式在该学院建立,前者主要针对低年级学员,讲授古典文法和文学作品,后者主要针对高年级学员,讲授古典文法和祷告用的《诗篇》以及其他一些圣经文本。尽管神学讲授依然关注中世纪经院学者对圣经的注解和评论,费希尔却把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提高到了神学研习工具的重要地位①。

牛津大学考波斯·克里斯蒂学院的创建人温彻斯特主教福克斯深知人文主义式的圣经研习方式对传播上帝福音的重要性。为此他在该学院设立了修辞学、希腊语、神学三个公共讲座。修辞学讲师讲授古典时代异教徒包括罗马演说家、历史学家、诗人、戏剧家的作品,希腊语讲师讲授希腊语法和希腊文学作品。三个讲座中最具革命性的是神学讲座,按照法令的要求,神学讲师将摒弃中世纪经院神学家的圣经评论文章,把《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当做授课的唯一教本②。

得益于亨利八世宠臣托马斯·沃尔西的显赫地位,牛津大学红衣主教学院在规模和财政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所有学院。在教学和课程方面,它效仿圣约翰学院,在保留经院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人文学知识,沃尔西为该学院设立了逻辑、辩证法、哲学和人文学4个学院讲座,人文学讲师负责讲授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神学讲师虽然没有放弃邓斯·斯克托斯的神学命题,但也开始讲授《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提高了圣经在神学研习中的重要地位③。

正当人文主义借古典语言、人文学讲座和新式学院逐渐渗入英国大学传统教学中时,亨利八世政府巡视大学的政策适时而出台,虽然这次巡视最主要的目的是强制大学遵奉国王的至高权威,不过作为人文主义爱好者的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也没有忽略大学渴望复兴学术的迫切愿望。亨利八世授权克伦威尔起草的大学指令④就包含了这两方面内容:保证大学全体成员宣誓遵奉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改革学术,增进真正的基督教知识。关于学术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推广古典语言课。按照指令要求,每一所学院都要出资维持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个公共讲座。视察剑桥大学的托马斯·利还要求剑桥大学自身设立希腊语和希伯来文公共讲座。剑桥大学的这两个讲座在巡视后不久就设立起来了,前者由所有学院出资维持,后者主要靠被废止的数学讲座资金维持⑤。学院讲座也陆续建立起来,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学院和基督学院早已有了拉丁语讲座,现在又设立了希腊语讲座⑥。女王学院和国王学院在巡视后不久就设立了希腊语讲座。16世纪40年代初,国王学院又设立了希伯来文讲座,而且国王学院的这两个讲座都对剑桥大学的所有学员开放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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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M.道林:《亨利八世时期的人文主义》,第24—26页。M.道林:《亨利八世时期的人文主义》,第27—32页。M.道林:《亨利八世时期的人文主义》,第70—80页。剑桥大学的巡视指令尚存有副本,牛津大学的巡视指令已经丢失,不过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两者没有多大区别。关于巡视指令的内容详见J.西蒙:《都铎英国的教育与社会》,第201页;D.R.利德:《剑桥大学史》第1卷《1546年之前的大学》,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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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D.R.利德:《剑桥大学史》第1卷《1546年之前的大学》,第336—337页。J.西蒙:《都铎英国的教育与社会》,第201页。A.B.科班:《中世纪英国大学生活》(A.B.Cobban,EnglishUniversityLifeintheMiddleAges),哥伦布1999年版,第253页。

尽管牛津大学的巡视记录没有幸存下来,但有资料表明巡视员在新学院、万灵学院、玛格达赖恩学院、默顿学院等确认或建立了拉丁语或希腊语或两者兼有的公共讲座①。

2.改变神学传统教学法。不管是大学还是学院的神学讲师都要把圣经作为唯一教本,正式摒弃隆巴德的神学《命题》以及邓斯·司各脱(JohnDunsScotus)等经院神学家对圣经的注解和评论文章。“这项举措如果彻底实现的话,将标志着大学与传统经院神学体系的巨大决裂”②,虽然在当时及以后,经院神学家的观点和作品仍在被一些学者私下使用或引证,但圣经和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已然变成神学研习的主流。

3.废止教会法讲座和教会法学位。亨利八世被宣布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之后,在改革者眼里,罗马主教颁布的教会法自然不能继续保留,否则有可能成为国王权威的潜在威胁,所以必须废止。

4.调整文学科课程和教科书。按指令要求,文学科学生仍将研习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哲学。教科书仍旧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主,但补充了德国人文主义学者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phAgricola)和菲利普·梅兰克森(PhilipMelanchthon)的著作,摒弃了司各脱等经院学者的烦琐问题和晦涩注解。这其实意味着哲学研习方法的改变③,首先,亚里士多德著作研习开始以希腊语原著为主,结合时代背景,完整、全面、深入地理解其学说,不再是断章取义,盲目追随经院学者的评解。其次,不再仅仅为了参与学术辩论、为神学研习做准备而用三段论模式演绎推理无聊怪诞问题的真伪,而是用哲学上的推理方法总结语言的使用规则,培养学生将来在政界、法律界、宗教界辩论和演讲的能力。

克伦威尔学术变革指令的颁布和巡视员的敦促执行推动了人文主义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不仅如此,1540年,亨利八世又下令新建成的威斯敏斯特主教辖区出资维持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神学、希腊语、希伯来语、医学和法学5个钦定教授职位④。1546年,国王又重建了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并在剑桥大学新建了三一学院。这两所学院都直接遵循16世纪早期新建学院的人文主义传统,出资维持希腊语、希伯来语和神学3个钦定教授职位,并提供人文学讲座⑤。至此,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在这两所大学的发展历程经由16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及“新学问”赞助人的奠基之作,历经1535年克伦威尔课程指令的推动,最终伴随国王在这两所大学里设立钦定教授职位和建立新学院的慷慨举动而达到了顶点。

三　人文主义对大学的影响

上述内容表明人文主义已经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占据一席之地,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两所大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但业已在课程与教学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人文主义的渗透,英国大学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概述如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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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W.A.潘廷:《牛津大学档案中的大学生活》(W.A.Pantin,OxfordLifeinOxfordArchives),牛津1972年版,第37页。E.S.利德哈姆:《剑桥大学简史》(E.S.Leedham-Green,AConciseHistoryoftheUniversityofCambridge),剑桥1996年版,第37页。利萨·贾丁:《辩证法教学在16世纪剑桥大学的地位》(LisaJardine,“ThePlaceofDialecticTeachinginSixteenth-Cam-bridge”),《文艺复兴研究》(StudiesintheRenaissance)第21卷,1974年。D.R.利德:《剑桥大学史》第1卷《1546年之前的大学》,第337页。M.道林:《亨利八世时期的人文主义》,第106—107页。

1.大学教育焕发新生机。中世纪大学共设文学、法学、医学、神学4门学科,其中法学、医学、神学被尊为“高级学科”,以专门职业为取向,文学科隶属于这三门学科,为致力于专门研究的学生提供“自由七艺”①教育。自13世纪起,随着亚里士多德向西方学术界的渗透,逻辑学和哲学开始主导大学文学科教育,古典文法和修辞学逐渐降至隶属地位,神学教育逐渐被经院哲学家们晦涩难懂的注解和评论所主导,忽视了圣经的教化功用,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成为各学科的主导教学法,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程式化②。人文主义的渗透给大学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在神学教育中,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解读和追随基督的道德教化成为神学研习的新目标。在文学科教育中,文法和修辞学受到应有的重视,古典作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的著作随着古典语言和人文学讲座被广泛引进来,古典时代的文学遗产重新焕发光彩,逻辑学和哲学也逐渐从诡辩式辩论中走出来,开始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辩论研习。

2.学院教学兴起并兴盛,为学院制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世纪大学并非现代面貌的以学院为基本教学和管理单元的大学。学院在大学出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建立③,它既不接纳本科生,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单元,仅为攻读高级学科的本科毕业生提供食宿。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学校组织的公共讲座和公共辩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为了复兴大学学术,引进人文主义新学问,一些学者和教界要人在大学里掀起了学院建设的新一轮高潮,这些新式学院不但开设古典语言和人文学讲座,而且开始接纳本科生,开设本科生课程。随之,一些旧学院也起而效之。学院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学逐渐普及开来,至玛丽女王时期,两所大学的绝大多数学院都提供了本科生课程。与此同时,大学公共教学体制———“必须摄政制”④———日趋衰落,虽然没有被正式废除,但因为大学当局迫不得已的改革⑤,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由于学院教学和管理的优势,本科生逐渐都集中到了学院里,至伊丽莎白时期,以学院为基本教学和管理单元的学院制大学基本形成了⑥。

3.大学教育受到了贵族和乡绅⑦的青睐。据A.B.科班的研究,中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具有显著的平民化色彩,学生主要来自于下列家庭:小乡绅、商人、手工业者、政府雇员、律师、中学校长、医生、乡村官员,以及管家、法警、隶农头之类的庄园管理者,在整个13—15世纪,来自贵族家庭的学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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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即文法(包括语言与文学)、修辞(包括散文、诗、法律)、逻辑(包括哲学论题的辩论)、算术(包括历法)、几何(包括地理与博物学)、天文和音乐,其中前3门合称“三艺”,后4门合称“四艺”。A.B.科班:《中世纪英国大学生活》,第149—170页。英国大学的学院史始自1264年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建立,随后大学学院于1280年建立,巴利奥尔学院于1282年建立。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学院,1284年始建。在中世纪,学生以参加公共讲座和辩论课的方式接受专业知识训练,授课者是文学硕士生和高级学科博士生,他们分别负责各自学科的“常规讲座”和“临时讲座”,执教时间一般为两年,他们被称为“摄政老师”,享有管理大学的权利,这种毕业生义务授课制度被称为“必须摄政制”。

⑤由于“必须摄政制”不能为教师提供薪水和稳定地位,许多毕业生想方设法逃避授课义务。随着印刷书籍和学院讲座的出现,聆听公共讲座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两所大学不得不进行改革。先是经常豁免某个或某些学位获得者的授课义务,后来两所大学都设立了带薪制公共讲座,挑选优秀毕业生或者知名学者授课。详见D.R.利德:《剑桥大学史》第1卷《1546年之前的大学》,第244—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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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E.拉塞尔:《1581年之前自费生向牛津大学的涌入:一个幻觉?》(E.Russell,“TheInfluxofCommonersintotheUniversityofOxfordBefore1581:anOpticalIllusion?”),《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HistoricalReview)第92卷,1977年10月第365期。贵族包括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绅士包括从男爵、骑士、准骑士和士绅。

人数极少①。16世纪之初,贵族中歧视教育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②。不过随着人文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和传播,形势发生了改变。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理查德·佩斯、托马斯·斯塔克、托马斯·艾利奥特等皆曾著文批判贵族阶层中普遍存在的鄙视文化教育的现象,强调学习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③。谈吐自如、举止文雅、通晓法律和多国语言、擅长外交辞令和管理技巧等要求逐渐成为朝臣的新标准。地位受到威胁的贵族和正在兴起中的乡绅开始青睐以人文主义为导向、重视古典语言和人文学的大学教育。根据劳伦斯·斯通对牛津大学入学注册的统计,1575—1639年间,来自贵族和乡绅家庭的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年均高达50%④。贵族和乡绅子弟涌入大学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和素养,使自己适应了新形势下统治者的角色,而且促使大学在本科生纪律管束和本科生教学与管理方式方面发生了新的转向,奠定了近代大学的基础⑤。

4.大学开始走上政府管理的轨道。在文化教育被教会垄断的中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在本质上属于教会机构,无须对世俗政权负责。自亨利三世起,历代英王都遵循保证大学“自由和特权”政策,既不把自己的政治意旨强加给大学,也不干预大学的行政和教学事务,反而不断授予大学特许权以抵制市政当局的侵犯⑥。随着16世纪宗教改革的进行,英国国王的统辖权延伸至原属教会管辖的领域。亨利八世政府开始频繁插手大学事务,如强迫大学支持国王离婚案,否定罗马教皇权威,遵奉国王至高权威,接受官员巡视,解散修士学院,等等⑦。不过大学教育吸引政府注意力的原因不仅在此,随着近代外交模式初现端倪,国家官僚机构的渐趋庞大,尤其是随着拥有严密组织、巨额财富、广泛的司法权力和多方面社会功能的教会组织落入王权手中,政府职能前所未有地增多,亨利八世政府越来越依赖头脑灵活、见多识广、通晓法律知识和多国语言、擅长外交辞令和演说辩论的文职官员。受人文主义影响而重新重视古典语言、文法、修辞演说和道德哲学教育的大学教育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政府对德才兼备之能臣的需要。所以自亨利八世起,历届都铎政府都把大学教育视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频繁插手大学的行政和教学事务⑧。

5.传播于牛津和剑桥的人文主义学说通过活跃于政界或教界的大学毕业生影响了英国宗教改革。人文主义者对当时的天主教会都抱不满态度,他们或批判教会的腐败,或讽刺教士的贪婪,或披露经院神学的烦琐无聊。北欧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主张人们学习古典时代的语言、文法、修辞、历史、道德哲学等知识,学习基督教早期教父阐释圣经的著作,完整深入地理解原版圣经,追随和实践基督的道德学说⑨。他的学说曾经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牛津和剑桥大学①

②A.B.科班:《中世纪英国大学生活》,第6页。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LawrenceStone,TheCrisisoftheAristocracy,1558-1641),牛津1965年版,第305页。

③M.道林:《亨利八世时期的人文主义》,第178—180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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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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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劳伦斯·斯通:《英国教育革命:1560—1640》(L.,Stone,“TheEducationalRevolutioninEngland:1560-1640”),《过去与现在》(PastandPresent)1964年7月第28期。详见马克·柯蒂斯:《转变中的牛津和剑桥:1558—1642》(MarkH.Curtis,OxfordandCambridge:1558-1642),牛津1959年版,第126—164页。A.B.科班:《中世纪英国大学:1500年之前的牛津和剑桥》(A.B.Cobban,TheMedievalEnglishUniversities:OxfordandCam-bridgeto1500),奥尔德肖特1988年版,第257—274页。詹姆斯·J.麦科尼卡:《牛津大学史》第3卷《学院制大学》,第124—133页。详见詹姆斯·J.麦科尼卡:《牛津大学史》第3卷《学院制大学》,第133—149、397—440页。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著,雷蒙德·汉利克译:《基督教战士手册》(DesideriusErasmus,EnchiridionmilitisChristiani),布卢明顿1963年版,第46—58页。

的许多人文主义学者追随它并将其英国化,其中一些学者聚集在克伦威尔的麾下为亨利八世政府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①。爱德华六世时期,以剑桥大学毕业生托马斯·克兰默为代表的福音派人文主义者成为新教改革的主力军②。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之初,为宗教改革出谋划策的塞西尔和他身边的顾问都曾经在剑桥大学接受过教育,温思罗普·S.赫德森将这个剑桥团体的渊源追溯到16世纪30年代围绕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约翰·奇克身边的一批人文主义学者③。由此可见牛津和剑桥大学在人文主义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本文作者王建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任灵兰)①

②

③详见詹姆斯·凯尔西·麦科尼卡:《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政策》,第6章。D.麦克库罗奇:《托马斯·克兰默的一生》(D.MacCulloch,ThomasCranmer:Alife),纽黑文1996年版,第5章。温思罗普·S.赫德森:《剑桥联系与伊丽莎白的1559年协议》(WinthropS.Hudson,TheCambridgeConnectionandtheElizabe-thanSettlementof1559),德拉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