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紧缩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作者：张广盈李建兵

当代经济科学：陕西财经学院学报 1999年07期

　　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经济周期运动中的两种现象。一般地说，在经济处于扩张阶段乃至达到繁荣期通常伴随着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乃至达到衰退期往往出现通货紧缩。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这两种现象交替出现。

　　1997年以来，我国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我国经济是否存在周期波动研究起。对于我国经济是否存在周期波动，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解放以后实行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避免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社会矛盾；计划经济能够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因此，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会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时期，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仍然起主导作用，因而也不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存在机器大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要存在财政体系与银行体系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就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无论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无一例外。事实上，我国建国后确实出现过经济周期波动。根据历年国民收入生产额增长率的时间数列，结合经济实行运动过程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近50年来发生过7次周期波动， 即1953年的高涨到1957年的回落； 1958 年的高涨到1961 年的回落， 1965年的高涨到1968年的回落；1970年的高涨到1976年的回落；1978年的高涨到1981年的回落；1988年的高涨到1989年的回落以及1994年的高涨到1998年的回落。而各次周期的差异仅仅表现在高涨与回落幅度大小的不同。因此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对应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是基本的事实，虽然每个周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如何界定通货紧缩，萨缪尔逊在研究价格与货币问题时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明确的涵义。他指出：“通货膨胀的意思是，物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上升的时期——面包、汽车、理发的价格上升；工资、租金等等也都上升”。通货收缩的意思是：“大多数的价格和成本下降的时期。”或者“实际产量和就业量的下降，而不管价格的情况如何”。根据这一定义，运用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用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资料，运用金融活动中的现金投放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资料，运用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资料，运用城镇失业率、新就业人数增长率以及职工实际工资指数、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指数、农民纯收入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便可分析经济过程是否处于收缩阶段以及通货紧缩的趋势与现实状况。下面用1994～1998年的部分有关资料予以证实：

　　有关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31.4 17.514.710.114.1

　　现金投放增长率

　　-6.86-58.153.615.610.1

　　GDP增长率 12.6 10.5 9.6 8.8 7.8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44.98 30.98.3811.1 8.9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

　　30.3726.7720.110.2 9.7

　　城镇登记失业率 2.8 2.9 3.0 3.1 3.1

　　零售物价指数 121.7114.8

　　106.1

　　100.897.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24.1117.1

　　108.3

　　102.899.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中资料充分说明，1995年以来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已经出现从高涨转向收缩的迹象，也表现出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的趋势。同时，有关资料还显示，1997年全国各类破产企业达100.17万家，比上年增长15.6%，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比上年增长11.1%。1998年初，全国城镇失业人数已超过1200万人，失业率在7%左右。1996 年底工业库存商品累计总值已超过3万亿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40%。1997年末37 万家工业企业部分积压产成品资金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 全国煤炭产量首次出现下降。零售物价总水平出现负增长。西方人士估计我国1998年经济增长率可能降低到3%左右（虽不确切）。 这些资料也说明通货紧缩现象正出现在经济生活当中。

　　通货紧缩是怎样形成的？研究这个问题需要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谈起。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有其特殊的原因与传导机制，主要表现在：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构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动力。观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时间数列资料，不难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与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相关性，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深度决定着经济波动深度。

　　第二，农业生产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产品是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农业欠收会制约轻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农产品产出又会唤起投资追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农村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农业增收会引起农民收入增加，从而使投资与消费需求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而农业欠收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此外，产业结构的矛盾加剧了产品和劳务的供求矛盾和价格结构的失衡，从而缩短了扩张的进程。国际经济一体化也输入了周期波动的因素。政府的行政干预，人们的消费心理（如买涨不买跌）等也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很大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弄清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机理，据此研究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可能就比较容易了。笔者把其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通货紧缩是治理通货膨胀所实行的“双紧政策”的连锁效应。1990年出现的市场疲软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府采取扩大投资，增加货币投放等措施，到了1994年，整个经济又热到了高点，通货膨胀率高达20%以上。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再一次出台了财政金融的双紧缩政策，并被确定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于是企业资金供应开始紧张。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失业率逐年上升，消费需求大幅度萎缩。加上繁荣时期的投资大部分属于重复建设，使得产品供求结构矛盾更加突出，产成品积压和资金大量占用现象比较严重。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和价格下跌（或升幅下降）的现象便出现了。因此说，财政与银行体系扩张与收缩的交替造成了经济周期波动。而治理通胀的连锁效应就是通货紧缩。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宽”和“双紧”的政策就是错的，而是说如何准确把握“松、紧”的度，有效预防“松、紧”政策的负面效应应该成为宏观调控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构成了通货紧缩的基础。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之后，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先后进行了几轮承包，也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偿试，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企关系始终难以分开。又因计划经济管理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和利益再分配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至今未能真正形成。由于责权利不清，企业管理层失职、渎职和贪污腐化现象的大量存在，企业亏损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1996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时，亏损面扩大到70%（有些专家估计实际可能达到80%以上）。企业的不景气，使得银行坏帐大幅度增加（有关资料显示可能达到25～30%）。从而商业性贷款大幅度缩减，这样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资金供需的矛盾，国有企业不景气现象更加严重。据统计，1996年全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就达6320家， 比1995年增加1.6倍。1997年全国被注销的各类企业多达100.17万户，比1996年增长15.6%，大大高于当年新开的内资企业户数。企业不景气导致投资需求下降，企业破产造成的大量失业又引起消费需求下降，从而构成通货紧缩的形成基础。

　　第三，政策性下岗、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以及人们消费心理等因素所造成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加速了通货紧缩的进程。一般而言，由于企业破产或者停产、半停产所引起的职工失业被称之为自然失业。这里把为解决冗员过多、效率低下采取“减员增效”措施所形成的职工下岗称之为政策性下岗。下岗虽不等于失业，但下岗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以及再就业人员占下岗人员的比例大小均会对总失业率的高低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供过于求是多年来人口超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新的就业需求压力原本就比较大；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使得劳动力需求量相对减少，因而再就业的难度也非常大；再加上有些企业单位不适当地把“减员”作为“增效”的唯一措施，又迅速地扩大了失业率。失业率的提高，一方面降低了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助长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乐观预期，从而消费需求大幅度萎缩，推动了价格水平的下跌。

　　社会分配不公主要体现在由于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缺乏平等竞争规划和环境，劳动者在竞争中缺乏平等机遇所造成的劳酬不符；少数人违法乱纪或者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悬殊；以及严重通货膨胀所具有的再分配效应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这种现象在80年代末期就有，9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严重。据统计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不能在一定的生活水平条件下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人们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即期消费向远期消费转移、买涨不买跌和缺乏举债消费意识等方面。随着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就学收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人们的预期支出大幅度增加了。为了保证预期支付顺利实现，即使在收入不增，甚至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也要把当期收入的相当部分以储蓄存款的形式积存起来，这就使得即期消费大量地转向远期消费。从而制约了近期消费需求的增长。“买涨不买跌”是我国居民的普遍消费心理。表现在：当物价上涨的时候怕再涨从而出现抢购风潮；在物价下跌时又希望跌到理想水平再进行购买，从而推迟购买，这种心理和消费向远期转移产生了相同效应。另外我国居民缺乏举债消费习惯，也影响了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不乐观条件下的消费增长。所以说居民的消费心理影响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加速了通货紧缩的进程。

　　第四，知识分子后顾有忧、科技人员大量外流、整体科研效率低下影响了科技创新，制约了经济增长。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最基本特点是知识的整合和科技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发展知识经济要靠知识分子。然而最近北京工业大学社科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后顾有忧。表现在55.2%的知识分子月工资在500～1000元左右； 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如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照顾老人以及个人将来养老等等问题都在困扰着他们；必须花费的日益增长，从事研究工作设备的不足、环境恶化，以及工作中需要殚精竭虑的人际关系等等，使得他们已无法集中精力关注和研究所喜爱的事业。因此，一些本应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人文学术专家、教育家、医学家等被淹没在锁事之中。而收入水平的不高，科研经费的不足，科研设备、仪器的老化又造成了我国科研机构总体效率低下。前不久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大约5000家科研开发机构中，科技人员人均月收入700元以下者占89%，人均科研经费在1万元以下者占60%，主要科研仪器设备投入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占66%。其结果是，在一年当中近一半的研究开发机构未发表一篇论文；只有5 %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国家级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部级科研成果；研究开发机构平均一年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科研机构总体效率的低下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延长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人才大量流失所造成的科技队伍人员断层，同样制约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1997年国家教委公布了一项数字：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人，然而只有9万余人学成回国， 人才流失率接近70%。人才流失的触目惊心制约了经济增长。

　　第五，国际经济一体化输入了通货紧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大幅度降低了我国从这些国家获得的旅游收入，同时也大面积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出口，从而通过外需缩减影响了经济正常增长。其二，资本外逃现象较为严重。根据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遗漏”估计，从1989年至1995年我国长期资本外流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500 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而今年美国华人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在温哥华、洛杉机等地，大陆华人置产（如购买房产、商店等）数量猛增，这无疑是资本外逃加速的一个信号。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其三，吸引外资不尽人意。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显示，：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都不尽合理。具体表现在：投资于加工工业、房地产业偏多，而投资于农业、交通、能源等行业的则不足10%；投资于沿海地区偏多，而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仅占10%左右。这种现象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矛盾，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增长。

　　此外，农业发展滞后，泡沫经济后患以及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现象的蔓延滋长也对通货紧缩产生明显影响。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科技投入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市场信息不灵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二是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其三是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泡沫经济的后患主要表现在随着对经济过度时期的房地产热、股票热造成的金融虚胀的治理，资金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整体效益下滑、债务链加大的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而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现象的蔓延滋长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各种矛盾。

　　通货紧缩既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及时适度调动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节，无疑对缓解通货紧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金融调控又不是唯一的政策手段。只有把金融调控、财政税收调控，收入分配政策调控、法制规范等措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显著效果。

　　从金融政策方面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率，降低各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整顿以至关闭违规违法操作的各类金融机构等等无疑都是正确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基础设施贷款规模不可过大。因为基础设施资金占用和收回的周期相对较长。从暂时看，对启动投资需求较为有力，也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从长远看，又可能成为新一轮过热的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一增幅控制在12%以下为宜，以后再适度调整。第二，降息的作用是有限的，从第六次降息的股市反映便可说明这一点。虽然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但对于亏损企业基本无效，对高收入者的再分配效果也不明显。第三，要考虑关闭有关金融机构对大众心理的影响。笔者建议，尽快出台对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微息消费贷款的政策措施。通过对住房以及其他耐用品购买的微息贷款，一方面相对减轻银行债务负担，更重要的是刺激消费增长。另外，增设求学、就医的保险险种，通过低收费、快支付尽可能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救助活动。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措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通缩问题得到解决时，可作适当调整。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应把减轻税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和增加收益调节税种结合起来。减轻税赋主要指降低有关税目的征税税率，通过财政手段减轻企业生产成本。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是指在减税后，更要封堵跑、冒、偷、漏税收的口子，把应该缴纳的税收尽可能全部收来。这样有利于把减税后财政损失再补回来。需要增设的税种，包括遗产税和高额储蓄利息税、租金税等。遗产税规正在制定。高额储蓄利息税是指针对高额存款利息所征的税收（假设从30万元起征）。租金税是指对房产租金、土地租金等所征的税收。设立这些税种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弥补由于减税所造成的财政损失。

　　从收入分配政策方面看：如前所述，一方面尽可能通过税收杠杆缓解收入分配悬殊问题。另一方面，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上尽可能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同时尽可能提高下岗人员的生活费水平，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彻底解决“脑体倒挂”，扩大消费需求，消除对预期收入的不乐观心理。

　　从法规规范方面看，应该进一步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堵住可钻的各类政策空子，尽可能消灭由于腐败和钻政策空子造成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同时要严格金融法规，取缔各种违章违法操作，严堵资金外逃的口子，保证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和协、协调。

　　此外，可以采取适度的强制以及鼓励消费措施。对于个体私营业主乃至全体国民，把扩大消费作为爱国主义精神加以弘扬。

作者介绍：张广盈，陕西财经学院统计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邮编：710061； 李建兵，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西安证券营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