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18档案揭秘:再探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上)
1926年10月4日,比利时古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一位中国老人举行了更衣礼。见证仪式的有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神职人员,中国驻比公使、驻法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阵容在一般的更衣礼中实属罕见。
这位中国老人是陆徵祥,时年五十六岁,曾经的中国外交总长,现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陆徵祥的比利时籍夫人病逝。他膝下无子,百病缠身,饱受内政纷争的折磨、弱国外交的打击,心如死灰,遂变卖家产,将夫人安葬于布鲁塞尔故里,从此了断俗缘。
到布鲁塞尔安葬夫人的同时,陆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尘世另一个最后的、最沉重的挂牵——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的外交总长室秘电,其中详细收纳着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和北洋外交部收发电文原件。他全数交给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很难想象,一个远走他乡誓不回头的病弱老人,是怎样携带一百多箱档案漂洋过海,辗转欧陆的。他为什么要把档案带走,而不留在国内?这批秘密档案中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二十一条究竟是在怎样的形势下签署的?北洋政府是如何做出参加一战的决定的?巴黎和会主要与会国为何会做出出卖中国主权的决定?五四运动是如何引爆的?中国代表究竟是如何做出拒签决定的?这批档案对我们重新审视北洋政府外交又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再探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上)。
陆徵祥仿佛等待着时过境迁有缘人到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80余年后,有缘人终于出现。2007年,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发现了一批新上线的档案,正是陆徵祥交给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的全部电子版。原来,这批档案于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门转交给“中研院”,经过整编扫描,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阅览。唐启华也许不是第一个看到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利用这批档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
外交史研究没有一手档案寸步难行,而北洋外交档案不是残缺就是保密,因此一战外交和巴黎和会的研究长期滞后,始终无人超越王芸生的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20世纪30年代撰写这套著作时,王芸生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得以查阅外交档案,这些档案此后不再公开。
而在翻阅陆徵祥保存在比利时的这批档案的时候,唐启华感到“手真的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他推翻的第一个成见是: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准备不足。英籍华人学者张勇进、大陆学者王建朗、侯中军都对这种看法做出过批驳,唐启华依据档案把结论进一步夯实:北洋政府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认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最终代表团出征巴黎和会,并非仓促成行,而是经历了四年的充足准备。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陆山东与德国开战,很快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袁世凯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徵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世凯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得各方建议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历来有种说法广为传播: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条”。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档案显示,袁世凯立即起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曹汝霖一面与日本代表进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寻求该国政坛元老帮助。袁世凯政府还故意散布消息,获得国内外舆论支持。
随后,日本调动军队和舰艇,对中国威胁恫吓,下最后通牒,声称不惜一战。据曹汝霖回忆录记述,当时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秘密备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袁世凯劝道:“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你应该最明白。”段祺瑞只得做罢。
经过四个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条约》签署,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四条,不过对这十四条做了修改,同时拒绝了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署等最为严酷的七条,可以说,已将中国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历史学者王芸生的评价可谓公允:“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民四条约》危害最大的是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该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陆徵祥向袁世凯惨然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徵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袁世凯苦笑,问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徵祥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袁世凯说:“这句话如今还不可说啊!”
不久之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自毁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为也从此贴上“卖国”标签。
袁世凯死后,军事强人段祺瑞组阁掌权。1917年2月3日,美国对德国绝交,邀请中立国一致行动。段祺瑞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反对者担心内乱爆发。经过反复权衡,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果然,几乎在北京宣战的同时,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拥兵自重,中国呈南北分裂之势。段祺瑞内战不暇,所谓“参战”最终没能以派军队出征的方式进行,而是源源不断的向欧
洲输出华工。整个一战,中国先后派出30万华工,他们在欧洲做出了巨大牺牲。
唐启华认为:“过去学界多强调参战带来的内部动乱,近年来研究成果,则多肯定参战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国是因为参战才参加和会,参加和会才提出山东问题。实际上逻辑顺序是正好相反的,获得和会入场券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日本意识到,中国势必在战后提出山东问题,于是抓紧进行秘密外交,寻求霸占山东的法理依据。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舰队护航,日本趁机要求英法保证,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占领南洋德属诸岛;英国提出,日本应以同样精神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两国一拍即合,达成密约。随后,日本以类似手段,与法、俄、意签订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
巴黎和会英法美意四巨头,日本在1917年初就已经搞定了三个,下一步则是与中国签约,将山东特权坐实。1918年8月,日本提出中日合办济南至顺德铁路和高密至徐州铁路,由日本提供贷款2000万日元。中方表示合办可以,但日本应该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兵,作为交换条件。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同时还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日本军队原已深入山东腹地,擅设民政署,欺压百姓,民怨沸腾,换文规定日军撤出胶济铁路沿线,除济南留一部队,全部撤至青岛;撤废民政署;胶济铁路原为日本占据,现可由中日合办经营等。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
中国实际上掉入了日本的陷阱。《山东问题换文》表面看对中国有利,但等于承认日军可以驻扎在济南青岛,所谓中日合办胶济铁路,日本以后也可凭经济实力实现独办。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大可指责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战争即将停火,山东问题为什么不拿到和会上算总账,为什么与日本单独签订密约?
然而在1918年9月,中国对于和会谈判的前景尚无把握,美国能给中国多少支持还不明确。没有强大后盾,中国单方面和日本硬碰硬不可能取得成果,必须和日本保持友好沟通关系。从1914年向德国挑战时,日本就声称夺取山东是“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唐启华在外交档案中发现,直至1918年底,中国对战后和会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将山东权利归还中国。如今看来,这个想法过于幼稚了。
1918年11月2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北京发电,告知美国方面突然明确表明:和会上必将支持中国,但中国不能同时联日,否则美国无法帮忙。美国要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不许中国脚踏两只船。
当时陆徵祥正准备启程赴巴黎参加和会,计划顺路在日本和美国各做停留,以便和两方都见面沟通。他已请章宗祥安排好在日本的一系列约会,这时却接到美国的“通牒”。自威尔逊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决世界问题的“十四点原则”,美国就被中国朝野寄予厚望,顾维钧等国际法专家一年来倾力研究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等“新外交”原则,更增谈判信心。现在美国既然表态,陆徵祥于是倾向联美,把日本作为备胎。虽然是备胎,但面子上也得敷衍过去。一到日本,陆徵祥就声称途中受风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数原定的应酬和集会。唐启华在各方记述的字里行间中,“玩味出几许装病的味道”。
1918年12月9日,陆徵祥不得不与内田外相会谈,会谈中两人到底说了什么,近一个世纪都是悬案。日本学者坚持这样一种说法:内田告知陆徵祥,战后日本先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湾,然后再归还中国,希望中国与日本保持一致,不要在和会上受到他国“挑拨”;陆徵祥赞成日本意见,表示将与日本合作,中国在和会上只想修改《辛丑条约》废除庚子赔款,不提《民四条约》和山东密约;内田表示只要不提山东,日本会在《辛丑条约》的事上帮助中国。唐启华考察陆徵祥保存在比利时的若干电文,基本确定,陆徵祥确实语气含混地口头答应了内田,当时还没和美国人见面谈妥,他不能和日本撕破脸。到达美国之后,陆徵祥才最终做出联美制日的抉择。
联美制日的决策过程是外交机密,陆徵祥始终没有透露,到巴黎后他坚称和内田的会谈只是“礼节周旋”,即使顾维钧请求他托底,问他政府到底有没有和日本私下约定,陆徵祥也一口咬定“未必有”。所以,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联手美国,突然强势抛出山东问题时,不仅日本被杀得狼狈不堪,一直负责联系日本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也措手不及。随着局势发展,“亲日派”注定成为外交策略和国家利益的牺牲品。唐启华推断,这就是陆徵祥将《陆总长和会专电》带到比利时、而不留在北京外交部的主因之一,专电将暴露他与日本曾有私下约定,不仅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个人也“忧谗畏讥”。
1919年1月27日的讨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然要求将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交予日本,丝毫不提归还中国。威尔逊对顾维钧说,牧野如此坦白的要求令他感到惊讶和心痛,建议中国用同样坦白的话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将尽力协助中国。
日本以为中国必无力反抗。其实中国代表团成竹在胸,顾维钧通宵准备发言稿,整理外交界1914年以来的各项研究,弹药充足。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称的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风度翩翩登上巴黎和会讲坛,做出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最传奇、最振奋人心的演说。百年来,人们对顾维钧的才华和机智津津乐道,其实他的发言是中国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剑的成果。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句极具情感煽动力的台词广为传诵数十年,唐启华查遍档案史料,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顾维钧没有说过这句话。身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顾维钧使中国翻盘占据山东问题上风,靠的是法理论辩,而非文学修辞。
在演说中,他分七个层次直斥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条”等中日成约,是中国在武力通牒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即使不谈“武力胁迫原则”,这些条约也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即使条约有效,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中国参战后,战前条约也不应再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声明,中德一切约章因开战而失效,所以山东各项权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属于德国,又谈何由德国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条约不失效,根据1898年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永远不转租与别国,因此不能给日本。
那么,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大战中,中国代表究竟表现如何?“五四“运动究竟是如何引爆的?中国代表是如何做出拒签决定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战真的失败了吗?档案揭秘,明天,李涵继续为您讲述:再探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