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信与不信,冲突温吞而有力

　　“一个人能够在大地上行走，能够观看你的生活，你所属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面对这么宽阔和复杂的生活，你要去做更深的思考。” 　　“我很感动的是很多人看了中国在梁庄，想到的不是梁庄怎样，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怎样，他背着包回自己村庄了。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它最大的价值。” 　　“我并没有想过去改变社会，这个课题太大了，但是我想开辟一个心灵空间，能够看到这些人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那样的迫切，那样的割裂。” 　　“东子妈看见儿子那样子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扑打着地哭了起来。”这是中国普通北方乡村最真实的故事碎片，也是梁鸿在新书《出梁庄记》中关于传销所记录的片段。 　　东子不敢回村，一是嫌丢人，更重要的是怕亲戚邻居打他。2000年，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把他叫到山西，东子加入组织，开始传销。在一年里，他把村里邻居、好友和亲戚都叫去了，传销失败，大家钱都花光了。 　　传销一开始以财富梦的面目出现，但最后梁庄人却发现它狰狞地吞噬了周边一切熟人的信任：亲戚骗亲戚，朋友骗朋友，老乡骗老乡……这场信任危机，不论在城市和农村，它们都深深地存在，只是对于乡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和那些相信老乡的农民，更像是一场从家当到情感的掠夺。 　　在这本书的 “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出梁庄记》记录的是梁庄人由一个熟人社会走到陌生人社会的哀痛，如果说故乡是其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那么“信”就是其最想依赖却又在不断丧失的精神之痛。这其实也是当下社会人的一个缩影。 　　梁庄人花去很多时间明白，这是一种温吞而有力的“戏剧冲突”，冲突于彼此信与不信，冲突于自信并且强迫自己自信，冲突于他人索信，冲突于对世界的失信。 　　他不信任任何人，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2006年1月23日，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村里八十二岁的刘老太。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这是《中国在梁庄》里最让我震撼的故事，梁鸿说，“这是真实发生的事。” 　　最后那个少年被判死刑，在那之前，梁鸿几经托关系见到了他。少年谦顺又羞涩看着梁鸿，抱着众多疑问的梁鸿顿时无语，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最终她放弃了问，“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谋？” 　　梁鸿有些伤感，叹了口气，“对于我来说，这个极端案件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它在我的村庄发生，并且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我将过程详尽地记录下来，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过程感兴趣，另一方面想知道这个少年怎么了，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残忍？这个少年这么短暂的十八年前面是怎么走过来的？”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为什么会狠心对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下手，梁鸿为此咨询了很多人。“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案件，少年背后情感的缺失太深太远。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去新疆种地去了，一直没有在家。他和哥哥只好与奶奶生活在一起，而奶奶去世以后，又和婶婶生活在一起。这本身是一个缺失完整家庭教育的孩子。” 　　“而他平时非常懂事，只是非常沉闷，但他沉闷的时候在想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没有人会去关注他，他也不信任何人，他既没有机会撒娇，也没有机会哭，更不能通过跟别的小朋友去打架来喧嚣。所以这样一个孩子，我也想把他呈现出来，他是残忍的，但他同时身上也背负着很多农民孩子的命运。” 　　远离父母的农民孩子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亲人的疼爱，他从无法与人诉说到不会跟人诉说。他对周遭的一切都失去原本有的信任和耐心，他不相信有人愿意听他诉说内心的苦痛，他不相信有人愿意帮助他解决内心的困惑，十八年无声的累积，最后变成了一场悲剧。这是家庭的悲哀，也是整个农村社会的悲哀。这场信任缺失的代价似乎更为严重。 　　他把自己围起来才最安全 　　“我看见了穿蓝色工服的三哥。他正和其他三个人抬着一张大玻璃往台子上放。看到我们，他有些诧异，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但好像没有过多表情，继续抬着玻璃……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三哥还在不停地捏那双手套，中间有好几次，他转过头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想要问什么，欲言又止，又把眼睛闪了过去。又一阵沉默。”2010年开始，梁鸿走访了十余个省市，访问了三百余人，都是从梁庄出去的梁庄人。像三哥这样不愿见梁鸿的梁庄人还是头一个。 　　“我多半找的都是老乡，他们都挺热情的，知道我要做这件事，他们都到处帮我找其他老乡。有时候我去一个城市，他们半夜三轮车也不拉了，工也不出了，就帮我召集人马，只听到他们打电话，‘我有一妹子来做访问，来来，到我家喝一杯聊聊天。’也许他们是想，终于有人来写农民的事情，还是他们的妹妹来写，他们会很骄傲给别人介绍我。” 　　但我三哥是个例外，当然也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在城市所难以获得的信任，不论对这个城市的信任，还是这个城市对于他的信任。” 　　梁鸿的三哥之前长期在新疆打工，后来才到北京的。梁鸿第一天到北京就给他打电话，他却避而不见，但是见到了他的侄子。第二天再去找他，他却说非常不巧，要押工去外地。吃完饭后，梁鸿跟着她三哥的侄子到他所在的玻璃厂去看，结果却发现他在。 　　“他见我非常不自然，有点孤僻。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他说话非常紧张。我们起先相互问个近况，似乎就没有话讲了。我们走了，我回头远远看着他，发现他一下子就放松，好像在说，‘终于走了，我可以干活了。’进入熟悉的场景内，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在自己周边垒起一堵结实的墙，在围墙内，他是安全的，自在的，他可以对所有人和所有问题视而不见。” 　　三哥只是这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中的一个，长期的打工生活，相对压抑的生活环境，使他们难以与人形成很好的交流模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说话，久而久之，只好蜷缩在自己的围墙里，希望不被打扰。 　　春节的时候，梁鸿回梁庄，见到她的三哥，虽然话不多，但是却非常自然。那时，梁鸿明白了，在北京，他是没有根的，他得不到尊重和信任，他不快乐，所以他选择封闭，不愿意多交流，也不知道交流，甚至与他的侄子都不愿意多说话。在城市里他是非常孤独的，他找不到自在的状态和环境，只有把自己包围起来才最安全。 　　“在这样一个城市环境里，他们是很怪异的。我一直在说，你作为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你下班以后有没有人让你去洗个澡，工厂也不提供洗澡间让你换个衣服。假如这个建筑工地有两、三个洗澡间，工人在干完脏活之后，能够洗洗澡，把脏衣服脱下来，换身干净衣服再走，大家是会非常自然的。你不提供这种环境，他只能穿着脏衣服在大街上坐公交车，满身臭汗，周围的市民又很歧视他，这对农民的打击很大。这种常人眼光的注视，他自然很自卑。同样的工作，升职加薪这种事就不愿意给予农民，仅仅因为他是外地人，不受到信任。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你不能说农民本身就怎样，这是相互的塑造出来。干建筑工地不丢人，蹬三轮车也不丢人，和任何一个白领在办公室工作一模一样，这是社会的正常结构，但是你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信任的氛围，路上你尊重他，那么农民工也不会这么自穷自贱。” 　　这并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在城市里生活，没有人信任他们，他们的生活得不到肯定，他们也无法去相信别人。这里面包含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基本问题――信任、平等、价值、尊严。“我并没有想过去改变社会，但是我想开辟一个心灵空间，能够看到这些人想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愿望是那样的迫切，那样的割裂。” 　　讲到这里，梁鸿十分激动：“农民工之所以成为一个暧昧不清的词语，恰恰是因为整个社会一种塑造。只有我们如同信任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一样信任他们，他们才会成为这个社会更加有力量的一部分人。” 　　这是一个社会的大课题，我们也许无法做到全力信任，但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