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变迁理论_马凤鸣

2004年6月 第2期(总第53期)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of 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

Jun. 2004

No.2(General No.53)

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变迁理论

马凤鸣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文化变迁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话题，文化变迁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文化变迁的奥秘。文化变迁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从社会学的视野对文化变迁理论进行梳理，力图突破单纯从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变迁的不足，展示文化变迁中文化和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

关键词：文化变迁；社会；文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59(2004)02-0131-04

20世纪末，文化又一次成为社会学理论的焦点[1]。

社会学中这种朝向文化的转向，发生在文化成为所有社会和人文科学学科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概念之时，对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已经成为某些事物间失而复得的缺环。“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途径。有史以来，人类的文化是递相变迁的，盛而复衰，衰而复盛，即是理所当然，又是势之所然。因而，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话题。文化变迁理论的各种流派，尽管其侧重的角度与关心的课题互不相同，但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变迁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因此以各民族的文化创造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各种文化变迁理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探索、揭示了人类文化变迁的奥秘。

文化和文化变迁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出来后，其中一部分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文化变迁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美国社会学家约翰・R ・霍尔认为：“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问题也应得到研究。”[2]因此，本文把文化变迁理论置于社会学的视野下进行梳理，力图突破单纯从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变迁的不足，展示文化变迁之中文化和社会的双向互动的过程。

研究文化变迁的各种理论学派主要有进化理论派、传播理论派、历史学派、心理学派、功能学派等，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正是在各种流派兴废交替的过程中，逐渐取得进展的。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三种理

论即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和功能理论来展示这一交替过程，并作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点。这正如德国前社会学学会主席沃尔夫冈・查普夫所言：“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各派学说具有多重意义。也许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法彻底超越古人，而他们总是不断的成为现时的理论讨论的连接点。”[3]

一、进化理论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自然选择、遗传、变异等术语阐明了物种进化的理论，它的出版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化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把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也认为是进化论的发现。

1．古典进化理论。古典进化理论的创立者是英国人爱德华・B ・泰勒和美国人露易斯・H 摩尔根。泰勒在1871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原始文化》，遂很快驰名世界。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或者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适合那些支配着波的运动、化学元素的化合及动植物生长的如此确定的规律相适应。”[4]这表明，就向自然界的发展和进化有其固有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化也有它的规律，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原始文化》中，泰勒提出了他认为普遍适用的两大原则。第一，“在文明中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拿

[5]

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在解释这种相似性或一致性的原因时，泰勒进一步指出：世界各地

收稿日期：2004-04-21

作者简介：马凤鸣（1977—），男，甘肃礼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

131

文化的一致性，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人的本性的普遍相似性，另一个是生活环境的普遍相似性；第二，“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

[6]

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些依次发展的各个阶段，把人类从最落后到最文明的各族及其文化连结成一个连续的序列。在这一序列的两端，我们可分别设定两种社会，一端是文明的民族，另一端是蒙昧的部落。这样，我们就建立起一种“文化的标度”，使得我们可以根据文化水平的不同来安排各种社会在这一标度上的位置或顺序。此外，泰勒还划分了文化进化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或狩猎采集阶段，野蛮的以动物驯化和种植植物为特征的阶段，文明开化的、以书写艺术为开端的阶段。

摩尔根作为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它的贡献在于：第一，在泰勒的基础上，对原始社会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期，将原始或蒙昧和野蛮这两个时代又分别划分了低级、中级、高级三个子阶段；第二，指出划分每一阶段的具体标志，这就是他提出的“发明和发现”，也就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发现。摩尔根将生产技术或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发现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他阐述到：“人类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其处在进步过程的某一阶段时，似乎停步不前，直等到出现某一项重大的发明和发现，如饲养家畜或熔化铁矿之类，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迈动的冲动力。”[7]

恩格斯对摩尔根进行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8]

泰勒和摩尔根的文化进化理论不仅受到达尔文的影响，更受到当时著名社会学家孔德和斯宾塞的影响, 它的理论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孔德认为，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阶段。在斯宾塞的思想中，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受进化规律的支配，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机物、有机体、超有机体的演化过程。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巨大的改善与提高，使当时的整个社会充溢着一种乐观的精神，这种乐观也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古典进化论者相信，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的；他们采取因素主义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建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单线、宽泛、思辨的进化图式；不仅把所有民族的文化，而且将各种文化形式乃至文化特质，都在一个近乎先验和绝对的进化阶梯中加以排列，以确定其位置。古典进化理论以人类心智的一致性解释文化发展的普同性，忽视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也忽视了不同社会环境下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2．普遍进化理论。当古典进化理论受到猛烈的抨击之时，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坚持不懈的宣传和丰富进化理论，在坚持人类文化是从低级向高级的132

进步，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都必定经历几个相同的阶段的同时，认为判断文化进化的标志应该是人类获取能量的增长，并形成了新的进化理论——普遍进化论。怀特认为，文化进化的动力来自能量，而不是符号。人类对更多能量形式的发现和改进，对能量加以利用的手段，使得文化逐步发展和进化。依照此标准，怀特将整个人类文化的进化历史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依靠自身能源即自身体力的阶段；通过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即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量资源的阶段；通过动力革命，人类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能源的阶段；核能阶段。

根据怀特的观点，文化是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手段，它向人提供维持生计、保护、攻击、社会调节、外界适应和休养生息等需要的机制。要满足这些需要，能量是必不可少的。从历史上看，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有关。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并把文化系统划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9]。技术系统包括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的手段、筑居材料、攻防手段等；社会学的系统则是由表现与集体和个人行为规范中的人际关系构成，包括社会、亲属、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的制度和组织；思想意识系统由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这三个范畴构成文化系统，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这些亚系统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怀特认为，技术发展是整个文化进化的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系统处于中间层次，本质上受技术系统决定，技术系统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思想意识系统表达技术系统，并反映社会系统。

怀特不向摩尔根那样以食物和生产工具作为进化的标志，而是用能量的获取作为标志。这种分类标志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与能源在工业社会中的重要性有关。同时，他强调了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把文化分为三个系统，社会系统也会影响技术系统的发展，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农业技术并未发展到极限，却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扼杀了改进农业技术的动力。怀特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哲学形态，畜牧、农业、冶金、工业或军事的技术都将各自在哲学中找到他们的相应表达。从这可以看出马克思理论对怀特的影响。

二、传播理论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文化传播学派产生，他们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竭力反对进化论的“独立发明说”和“平行发展说”的理论。传播学派认为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全部人类文化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他们依此来解释文化在全世界的分布现象和发展路线，从而成为进化学派的对立面。

传播学派的先驱是德国人类地理学的创立者拉策尔。拉策尔认为，迁徙和其他形式的接触是各地文化相似的主要原因。他将文化要素的分布绘制在地图上，再分析这些文化要素分布的具体范围，从而推出文化

要素是伴随着民族迁徙而扩散开去的，因此，这些分割开来的文化要素具有历史的联系。拉策尔的学生弗罗贝纽斯第一个提出了“文化圈”理论，认为每一个文化圈内都具有一系列的物质文化的特征，而且，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它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等各个时期，与人无关。文化是从自然条件中诞生的，在地理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会产生相同的文化。文化本身无法移动，而要靠人来搬运，所以，人只是文化的体现者和搬运工，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英国学者史密斯和佩里则走的更远，他们认为世界所有的文化起源于埃及，宣称“历史决不会重复”，所有的文化只能产生或发明一次，其余的都是由一个“文化中心”即埃及传播出去的。

文化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极力强调借用的重要性，断然否认了人类的创造能力。但文化的传播不会自发进行，不会任意传播到任何地方，它受传入方和传出方文化特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克莱德・伍兹把文化传播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10]

1．借用是有选择性的。人们并不是完全接受他们与之接触的一个或几个群体的文化内涵中提供的所有东西。一般说来，文化特质的被接受与排拒，视其效用、适应性以及对接受一方的文化有无意义而定。一项特质必须对可能的借用者有效用才能被接受。

2．在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中，借用的数量更大。借用的范围与速度，受到相互接触的民族拥有的共同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的程度大小之影响，这在逻辑上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的，即具有相似文化特质和丛体的民族较可能“适应”，以及某一些因素是另一些因素的先决条件。当然，借用是双向进行的。传播过程并不是一个民族给予，另一个民族接受的单项过程，而是双轨的，两个相接触的民族，有选择的互相采纳对方的特质和丛体。

3．重新解释。文化特质和丛体完全按照其原初面貌传递的情形很少，它们通常要经过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接受一方文化的特殊需要。经过重新解释的文化特质和丛体，与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相符合，因而在借用时更易被接受。

文化传播学派把文化变迁的过程理解为传播过程，以为文化是在传播之中发生变迁的，传播过程得以实现的途径被确定为民族的迁徙与文化特质的借用。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文化传播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接受方文化特征的影响，而且文化传播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而不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

三、功能理论

20世纪20年代马凌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创立了功能主义人类学。他们将文化或社会视为有机的统一体，企图阐明每一个构成要素在现实存在的社会或文化中的相互关联和它们在总体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每个要素都在总体中起一定作用，并将其作用称之为“功能”。他们一方面注重文化现象的静态研究，另一方面，却也承认文化是变化的，只是通过功

能的变化、消失和替代来实现。文化统一体中最小单位的承受者个人，总是以种种形式和他人相结合，从而取得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位置，这种最小的文化单位的组合形式，就是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中，被认为是社会生活行动者的单个的人，即个人是最终组合。社会结构就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的配置而组成。“一个社会结构，既会在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当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发生战争的时候）表现出来，也会在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11]。“人类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也是个动态过程，其内容就是个人组成的人类，形式则是他们之间通过制度关系的联系方式”[12]。文化变迁，就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一个文化的统一体会由于某个极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而处于严重的动乱之中，甚至也许会被摧毁和取而代之。这种受到瓦解的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从美洲或南洋到中国和印度——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更常见的过程是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这种过程，一个民族从它的相邻民族那里接受一些文化要素，同时又拒斥另一些文化要素；接受或拒斥都是由这一文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从相邻民族那里采用或“借”来的元素，一般说来要在适应现在体系的过程中经过重新加工和改良”[13]。

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帕森斯在学术生涯的最后10年，日益关心社会文化变迁。他用来解释社会文化变迁的框架依然是行动系统，行动系统包括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有机体系统。文化系统提供了共享的有意义的符号，从而使社会行动者能够相互沟通，重要的是，文化系统定义了一个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制度化体系。在将每个行动系统看作是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后，帕森斯开始研究四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文化在信息方面控制着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在信息方面控制着人格系统，人格在信息方面控制着有机体系统。相反，等级结构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可以看作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要的“能量条件”。也就是说，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能量条件，由人格系统组织成的社会系统为文化系统提供必要的的能量条件。因此，系统之间交换着信息和能量。

帕森斯呈现的行动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为行动系统内部或行动系统之间的变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变迁的根源之一就是行动系统交换中信息或能量的过剩，过剩的信息和能量改变了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的输出。举例来说，过剩的动机（能量）将对角色扮演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角色或规范结构的再组合，最后影响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变迁的另一个来源是信息或能量的供给不足，从而在结构方面引起行动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再调整。例如，价值（信息）冲突会引起规范冲突（或失范），进而影响人格系统和有机体系统。

帕森斯提出四组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社会均衡、结构变化、结构分化与社会进化。他一步步由体系内的变化问题讲到体系的变化过程。进化在帕森斯看来意味着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它通过分化与整合两个过程来实现。社会结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要求

133

文化模式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整合就在于出现合适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由此看来，“帕森斯对社会进化的兴趣仍集中在文化的变迁上，因为文化保证着社会控制。”[14]为了刻画历史系统中原始、中间和现代三个阶段的进化模式，帕森斯作了雄心勃勃的努力。原始社会结束时取得的进步是人类掌握了读写的技术，文化因此而能被对象化和得到稳定的发展，而不再依靠不定的运气，并形成一个独立的行动体系。人类历史的下一个转折是法律与相关制度的诞生，帕森斯看到的是文化进一步得到加强。因此，对帕森斯来说，社会进化就意味着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力量不断加强与进步。在建立的进化模型中，帕森斯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内部分化和相互间的分化以及整合问题的结果上。当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内部以及彼此之间更加分化时，进化的每一阶段都可以看作是反映了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一系列新问题。特纳认为：“帕森斯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析，就是尝试用行动理论的分析工具来观察特定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努力中，帕森斯发展了许多关于变迁序列的命题，就总体而言，这些命题得到了相当多的经验支持。”[15]

参考文献：

[1][2] （美）约翰・霍尔：《文化：社会学的视

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17页。

[3] （德）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

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5][6]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7]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第35页。 [8] （英）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

出版社1980年版，第21卷32页。 [9] （美）怀特：《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

社1988年版，第351页。 [10] （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河北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1][12][13]（英）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147、60页。

《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14] 于海：

社1993年版，第401页。 [15]（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上），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