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独木桥不是一件坏事

每到高考时，高考的独木桥都广受诟病，仿佛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就算不是金字塔结构，而是西方推崇的纺锤体结构，也意味着高端社会必然是极少数的，这进阶到极少数群体的通道，不可能是大路，能够有独木桥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中国这情况是扭曲的，我们先从一个流传的段子开始。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每到高考就有人拿出来，内容如下：

这两份名单你认识多少？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

答案揭晓：

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人生无限！谨以此文宽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

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

敬请所有考生父母淡定！

每一次看到这个段子，我就感到有一种妖魔化的力量要把中国带到沟里的感觉。这个段子带给你的很多信息其实都是错误的，你不知道那些状元并不能说明科举或者高考不重要，反而是你的文化水平不行，还有这段子的内容错误百出，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这个比较，其实是拿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科学大家与当今八卦明星来比较谁更有名。

这里我们先从第二份名单看起，他们真的是简单和普通的落地秀才吗？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的真实情况，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思考了！

黄宗羲，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失败，能够进京的应当是举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监生。监生是可以直接考进士的，不用考举人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

金圣叹，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他要真的愿意去考，皇帝会给他状元的。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23岁中秀才。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1735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他也是不去考试的放荡公子！

李渔，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

蒲松龄，年少时，正处明清改朝易鼎之际，社会动荡不安。19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考中秀才。后来没有得中，不是不能继续进学，应当有很复杂的因素。

曹雪芹，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也就是14岁以后是有罪官员子弟，是没有科考权利的。

袁世凯，1879年20岁的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1882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胡雪岩，当初是学徒，根本没有去参加科考，从商的是不给科考的，而他的发家致富也是特殊的际遇，一种说法就是老板无后，把财产给他了，变相拼爹的结果，而胡雪岩的绩溪胡家，在中国也是著名的文化世族。

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考了三次秀才还不足25岁，是可以再考的，但是却搞拜上帝会的邪教去了。

我们发现这些人多半是在考举人的，让他们应试博学鸿儒科，等于是给了他们“举人”甚至更高的身份，只要选上就能入翰林院，是从应试的100多人中取几十人的概率，相当于进士点翰林的比例。中举人已经非常不易了，按照三年一科，每科100多人计算，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举人的水平就是相当于高考的省前50名，其难度基本上是我们考上北大、清华的难度！再进一步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人没有考，很关键是自己不想去考或者没有资格去考，如果坚持考科举，很多人应当就是状元，这里的黄宗羲、顾炎武、金圣叹都是已经受到皇帝关注，只要去考就做得到的。而最后一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草根出身，没有一个不是家境丰厚的！都有名人世家的背景啊！即使是家道中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是平民草根根本无法比拟的。他们不去考的背后，除了反清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钱才能够任性，难道上文中引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拼爹更重要吗？

我们还可以回过头看一下第一份名单，这些人虽然没有那么让普通人熟知，但历史上他们也可能是非凡的。这些人主要的情况如下：

傅以渐，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是相当于现在的常委的位置。

王式丹，59岁才得到状元，年纪有问题。中状元后，分别参与修纂了《皇舆表》《佩文韵府》《一统志》等，学术有成。

毕沅，乾隆五十年（1785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这也是一品大员，而且学术贡献是不小的。

林召棠，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林则徐也极为欣佩召棠的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归田，教书育人，造福桑梓，特书“彩衣荣似三公衮，珂第祥留五色云”对联赠寄，以表敬意。这不是著名教育家吗？

王云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50岁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他也是中状元时年纪较大，而能修国史就是学术大家。

刘子壮，中状元后3年去世。早夭而已。

陈沆，中状元后7年去世。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学术成就很高，官职也是很大，相当于中纪委委员。

刘福姚，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各种主考等职务。宣统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如果清不亡，他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

刘春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其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末代状元，很快清亡。

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考中的时候年岁已高（古代过50就是年过半百，平均寿命30多岁），就是搞了学问得罪权贵，或者是亡国前的状元，都是有原因的。问题的关键是整个清朝的状元是112科114名（有两个满人榜状元，后来取消了），而清朝的落第秀才又有多少呢？当时清朝所辖县为1000多个，每次一个县可以考取的秀才几十人，也就是3万人左右，清朝所有的科举，是产生了大约300万秀才的！

（按照《学政全书》统计，清嘉庆末年设有215个州，平均每州15名，1281个县，平均每县不足14名。另有一些捐纳的，大致这个数据。）在几百万人当中选取一些成功者，对比一百多人当中的相对不佳的人，这样的比较不是标准的田忌赛马吗？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落第秀才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举人则意味着也可以做官，同时是每一科的省前一百多名，相当于每年的30〜50名，就如我前面说的考取北大、清华的水平。而不是举人是秀才又如何？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个县三年一科取十几名到几十名，也就是每个县的前5〜10名的样子，这样的成绩现在看来也非常优秀了，这是考上国内“985”大学的水平啊！更何况第二份名单当中李渔、蒲松龄都是考秀才的童子试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管这些县里的第一名也叫状元了。而落第秀才屡试不中的话，也可以拔贡成为贡生，贡生也是可以当官的。

在古代能够成为举人和落第秀才，背后非常不易，他们能够当县太爷，在古代是比现在的县委书记的职权还要大的。下面的县丞（相当于县长）、主簿（县财政局和办公室领导）等官职也是这些落第秀才的天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人的官职是不低的。对此可以参考扶沟县的县志，据统计，明清两代在扶沟县任知县的监生和贡生有33人，而以进士出身任知县的有39人，以举人出身任知县的有69人，知县以下的县丞、主簿、教谕、训导等八九品官员由贡生任职的更数不清，这些都是外地文化人取得功名后来扶沟当官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份名单，其实这两份名单的人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优秀的，个人在教育上的努力也非一般人的水平，以现在高考的程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已经通过高考的程度了，差别就是有人上了北大、清华，有人上了“985”的大学。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连秀才都考不过的话，那么是更难以干成大事的，如果你要抬杠也是能够找出几个来的，那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多少亿人里面找了，不是在落第秀才这几百万人当中找，概率差别又是百倍了。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有艰苦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非常人能够做到的。

我们进一步地看这第二份名单里的家庭因素，没有一个是寒门无基础的，他们的成功是有巨大的拼爹支持的，没有他们的家境，仅仅是草根也是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的。现在我们高考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进入大学，以前依靠学历是一座独木桥，现在大学的门宽了，但顶层的位置依然是那么多，背后必然有新的独木桥出来，这就是拼爹要有市场了！在高考困难的时候，有权有势的子弟没有学历，他们是被卡出去的，这样寒门弟子的独木桥还宽一点，现在没有了这个坎，寒门子弟的道路就更窄了！这阳光大道不是给寒门子弟的，寒门子弟能够有一座独木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你把这座独木桥变成大道，必然在其他地方产生独木桥，而且可能更不合理和卡脖子，所以说独木桥是躲不开的。而且一个草根进入顶层，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带动多少人，需要多少资源？与一个拼爹的二代进入完全不同，而且如果成功的父辈不能给自己子女更多的机会，人还有奋斗的动力吗？因此这个概率下的机会也不能对等。

我们现在又有文章说什么改革开放后3000名状元没有一个成才的，暂且不说这些状元年纪还小、还需要时日，哪怕高考状元现在也有一定程度的贬值和水分，但其实他们当中的很多还是很优秀的。比如我知道的：

许岑珂，湖南省株洲市人。1993年—1999年间就读于株洲市第二中学，在贺月莲老师的教导下，他接受了全新的教育。1999年以湖南高考理科第一名进入清华，就读数理基础科学班，曾荣获清华大学物理本科生的最高荣誉——叶企孙奖学金，毕业后留学美国，200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起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物理系助理教授。于2011年获美国斯隆研究奖(Sloan Resarch Fellowship Award)，并获海外华人物理学会(Oversea Chinese Physics Association)授予的杰出青年研究奖(Outstanding Young Researcher Award)；于2012年获Packard科学与工程奖，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early career award。现在他已经是UCSB的副教授，终身教职。

祁晓亮，辽宁人。1999年16岁以辽宁理科状元身份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凝聚态物理中的拓扑现象和量子纠缠问题，获得了2015 New Horizons in Physics Prizes。

这两个状元刚刚30出头获得了美国名校终身教职，难道不成功吗？怎么就变成了某些人的3000个状元没有一个成功的呢？这话哪里来的？背后要妖魔化什么？而且我们状元的现状就是大量留学海外，人才流失严重，而在海外他们的奋斗要比当地社会出身的人多付出更多，这些都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否则他们可能优秀得多。

说状元没有成才，未必是他们没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另外的层面说我们的制度为何没有给这些状元机会？！大家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的高考，状元是能够万里挑一的人，绝对是有才华的，那我们的制度给了状元多少机会？高考完了的通道才是关键！高考的路变得宽了，高考完进入公务员的道路就窄了，像当年名校毕业可以直接分配到国家核心机关不可能了！而且想要进入国家机关还要过独木桥的考试！而当年我们要是不当公务员是要倒给钱的。如果再早，状元肯定是钦点翰林就在皇帝身边了，翰林出来就至少是市委书记了，这是给状元怎样的机会？忽略不计某些人的额外机会，就如第二份名单当中的人都是有特殊家庭背景和际遇的一样。这特殊的背景和际遇，不是独木桥吗？

我们再进一步看，就算是对富二代、官二代，就不是独木桥了吗？其实问题也是严峻的！在古代能够继承家产和爵位的，基本就是一个儿子，可富人是有很多孩子的，其他孩子可能比寒门子弟好一点，但要在社会上生存，能够跻身父母的地位，也是要走独木桥的，世袭的竞争很激烈，自己奋斗则一样是科举独木桥。我们现在富家、官家的孩子家庭内部竞争的问题由计划生育的独木桥解决了，才有今日之骄横。这个社会要给寒门向上的通道，那么必须要给豪门向下的压力，如果只升不降，社会资源是维持不了那么多人在顶层的，如果大量地升降，则社会将会产生动荡，每一次天下大乱都是顶层的大幅度变动。

如果要顶层相对稳定，则意味着进出顶层的数量一定是涓涓细流，这个通道也必须是独木桥！因此，高考是独木桥不是坏事。相反，如果高考不是独木桥了，拼爹变成独木桥则更坏；如果拼爹不是独木桥了，大量的人在高层，底层负担不起，社会大动荡则最坏；而且动荡完了以后，进阶的通道还要变成独木桥。

因此，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能够有一座独木桥给草根进入顶层就已经很好了，而把这座独木桥变成阳光大道则违反了客观规律，必然会产生新的独木桥和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让考生期望过高，这是教育产业吹出来的天大泡沫，会把很多人带到沟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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