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外来人口特征及迁移原因分析

北京市外来人口特征及迁移原因分析

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在北京市1961.2万常住人口中，居住北京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为704.5万，比2000年增加近45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的35.92%。首都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北京必然成为外来人口的重要吸纳地。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既为北京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同时也给首都城市承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本文利用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综合探讨北京市外来人口群体特征及其迁移原因，力图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实现人口有序管理，完善人性化服务提供参考信息。

一、概念界定与历史回顾

（一）外来人口概念与统计口径的演变1

1.“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概念的历史演变

流动人口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是指没有户籍变动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与“流动人口”概念相联系，人们陆续交叉使用了“暂住人口”“外来人口”、“农民工”以及“新市民”、“新居民”等一系列术语。这些术语的内涵不尽相同。

1949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管理户口内务细则》规定，“常住人口”即参加了户口登记的人口，等同于“户籍人口”，暂时居住在居民户中三日以上的借住人员和旅栈、客店之每日住客被登记为“暂住人口”，“暂住人口”的概念由此产生。1952年，又分别在医院、机关、团体、学校和工地建立了暂住人口登记。1957年，市公安局规定自1957年1月1日起，各派出所只对由外省市来的暂住人口进行登记，对市内流动人口不再作登记统计，并对暂住人员来京目的进行了详细分类，分为做预约临时工、当保姆、公干、参观游览路过、治病生育、购买物品、文艺演出者、小商小贩、谋求职业、补习或考学、蹬三轮赶大车者等11类人员2，从分类可以看出“暂住人口”的内涵。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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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部分引自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教授主持的课题《北京人口史》马小红承担的“人口迁移流动”章节。 2

《北京市户口统计月报表》，1960年，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002-01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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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三日以上的，由暂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暂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3对“暂住人口”的规定和登记进行了法律规定，这一规定沿用至今。文革期间，北京市对暂住人口的管理陷入瘫痪状态，各派出所取消了暂住人口的审查和日常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工作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派出所只在每月末统计暂住人口数量。文革后，暂住人口登记恢复正常。1985年11月26日，北京市政府颁布《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规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凡年龄在16周岁以上（含16岁），暂住期超过3个月的，应在15日内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暂住证》。

1984年允许农民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后，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北京，但进行暂住登记的比例却在下降。为了区别进行了暂住登记的暂住人口，逐渐用“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概念来指代没有北京户籍的外省市来京人员。北京市1995年4月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5月29日成立了“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7月公安局系统成立外来人口管理机构后，“外来人口”的概念逐渐被政府、媒介和公众广泛使用。影响较大的是1995年第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并同时出台了9个配套的政府规章制度，这些都强化了“外来人口”的概念。在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普查数据和年度统计报告中，也出现了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4。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局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常住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是1年及以上；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都是半年及以上。

进入新世纪，“流动人口”逐渐替代“外来人口”，成为政府、媒体和学者使用的主要概念。其实，在新中国初期，“流动人口”就在人口统计的报表中出现过，一份1953年北京公安局报送的户口分区统计表显示，人口总量包含一般户口（居民户）、公共户口（集体户）、工地户口和流动人口5。这份档案的流动人口分为来京作工、运输、经商、探亲、旅行、谋职、求学、公干、疗病、星相、行医、卖艺、开会等类别；停留方式包括住在居民户、旅店、货栈和过伙的人员；来源地包括除北京外的其他省市和城市6。可以看出，这份档案的流动人口是指在北京停留及路过的外省市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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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官方网站，http://www.gov.cn/flfg/fl.htm。

见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p242；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9年，P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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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市户口统计月报表及市郊区历年人口统计表》，《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004-010-00093，1953年。 6

《1953年8月25日全市流动人口统计报表》，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004-010-00093，1953年。 －64－

甚为相似，内涵略大于登记居住三天以上的暂住人口。2003年后，随着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社会融合度呼声的提高，政府和媒体逐渐用“流动人口”概念来替换“外来人口”这个具有明显排外含义的称呼。2007年3月，“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成立，建立专门的流动人口变动信息监测网络，成为统计流动人口数据的另一重要来源。政府出台的相关法规也用“流动人口”代替了“外来人口”的提法，如国家人口和计生委2009年发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等。

2.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

从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概念演变和数据来源来看，“外来人口”概念没有相对统一的统计口径。除了“没有北京市常住户口”这一特征比较明确之外，不同渠道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异。从外来人口在京居住时间看，1994年、1997年流动（外来）人口调查的统计口径是一天及以上；公安局暂住人口登记是3天以上，1987年、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中，登记的外来人口口径是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而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口径为1年以上。

本文“常住外来人口”指在北京市常住人口统计中，居住北京市、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外来非北京户籍人员，其中，本文使用的2010年“六普”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的汇总数据，而在分析某些具体的结构特征时，使用的是长表抽样数据；在2005年抽样数据中，我们提取的是“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即包含居住本市半年以上或不满半年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户口登记地在“省外”的人口；在2000年五普长表数据中，我们提取的是“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者“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户口登记地在“省外”的人口。

（二）北京外来人口变动的历史回顾

表1记录了1949年以来来京外来人口总量波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外来人口变动规律受国家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影响的印记非常明显，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的波动，大体经历了“自然增长——严格控制——缓慢增长——飞速增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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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京市1949-2010年外来人口总量变动一览表7

总量数据来源：1949-1984年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2006年)，第73页，《北京统计年鉴200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为公安局登记的暂住人口数（三天以上数据）；1985-1988年数据来源于《跨世纪的北京人口（北京卷）》，第18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1994年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7年为外来人口普查数，1999-2003年为北京市统计局外来人口监测数据，统计口径为来京居住一天以上；2008-2010年为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平台数据，口径为居住1个月及以上，2011年版第8页。

半年以上数据来源：1985-2008年数据除特殊说明外来源于《北京60年》第73页，数据为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数，1985-1993年统计口径为1年以上；1994、1997年, 1999-2003年外来人口监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北京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0）》；2010年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公报。 注：“—”表示数据不可获得。

1949～1958年为北京市外来人口自然增长阶段。由于当时人口流迁行为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因此，外来人口开始自发性增长，且以谋生、投靠型流动为主。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大办工业”8推动了北京外来人口规模达到第一次波峰，约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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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参考了侯亚非、尹德挺“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化特征——2005年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一文，载于戴冯晓英，《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演变及其特征》，《北京党史》，1999年第1期。

建中主编，《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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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

1959～1965年为严格控制人口社会流动阶段。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北京市采取强化城市户籍管理、限制农村人口进京的政策，外来人口总量快速跌至1960年7万人，1965年前保持在10万人左右的低水平。

1966～1983年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缓慢增长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办法中断，外省市来京外来人口状况一度出现非常态变化，此阶段北京外来人口从10万左右发展到20余万规模。

1984年以来为外来人口飞速增长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布《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人民生活“几难”的几点意见》、《关于外地企业和个人来京兴办第三产业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提供了契机，1987年外来人口总量突破100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进一步推动了首都的经济发展,外来人口进入增长高峰期，1994年突破300万。1995年北京市政府对外来人口采取“控制总量、优化结构、加强管理、积极服务”十六字方针，外来人口总量回落到200余万人。2000年以来，随着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新三步”战略及奥运经济的拉动，北京市形成新一轮外来人口增长高峰，2000年外来人口总量再次突破300万人，2010年超过770万人。

图1显示了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规模的变化，1986～2010年二十余年间，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规模翻了12倍多，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迅速增加了448.4万人，已接近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的36%。

图1 1986—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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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特征

（一）平均年龄31岁，劳动年龄人口逾640万，青年人群职业竞争优势明显 从年龄构成上看，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依然以青年劳动力人口为主体人群，200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91岁，2005年为28.74岁，2010年提高到31.14岁。

近些年，劳动年龄段外来人口（16～64岁，下同）占常住外来人口总数的比例大致保持在85%～90%左右，2005年劳动年龄段常住外来人口总量为308万人，2010年激增到641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总数的90.98%。然而，与2000年“五普”数据相比，2010年“六普”中16～34岁人口占常住外来人口总数的比例呈现稳中有略降的趋势，即由2000年的66.93%下降到2010年的57.54%，其中，16-19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2.98%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6.07%；20-24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21.03%下降到2010年的19.92%；25-29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8.36%下降到2010年的18.04%；30-34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4.56%下降到2010年的13.47%。不过，16-34岁人口依然是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主体人群，这说明青年打工人口在城市中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优势及长期滞留的生存能力。

与此同时，随着低龄劳动人口比例的减少，劳动年龄段常住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29.00岁、2005年的30.91岁，迅速提高到2010年的32.30岁，十年增幅超3岁多。

图2 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相应年份各图、表数据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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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5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 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抽样比1.89%），以下相应年份各图、表数据来源相同。

图4 200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相应年份各图、表数据来源相同。

（二） “男多女少”格局未变，但女性比例增至45%，家庭化趋势明显 从常住外来人口总性别比来看，“男多女少”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000年为150.76：100，2005年降至113：100，但2010年又回升到118.9：100，即男性占常住外来人口的54.32%，女性占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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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五普”到“六普”，各年龄段常住外来人口男女比例正逐步趋向平衡。“五普”时，各年龄段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例如，20-24岁组男性占12.31%，女性仅占8.72%；而到了2010年，各年龄段男女之间的比例差距在不断缩小，例如，20-24岁组男性占10.38%，女性占9.54%。此外，从户口性质来看，随着女性外来人口比例的提高，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别比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农业户口性别比由2000年155：1009下降到2010年的134：100，而非农业户口性别比则由2000年的94：10010进一步下降到2010年的92.67：100，呈现出女性非农业户口略多于男性的发展态势；从地区分布来看，城市功能核心区中女性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例如，原崇文区和原宣武区性别比分别仅为97.0：100和98.9：100，而城市发展新区及部分生态涵养区中男性人口比重相对较高，例如，大兴、昌平和怀柔性别比分别高达135.5：100、127.9：100和139.2：100。

常住外来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的增加，一方面与岗位需求等多种因素有关以外，还与外来人口家庭化过程密切相连。从“六普”数据来看，已婚者为常住外来人口主体人群，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已婚比例为63.8%，2005年为64.17%，2000年为58.9%11。其中，据“六普”长表数据分析，女性已婚比例已经达到64.9%，高于男性62.8%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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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进行的北京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3%

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可见，在京常住外来人口中，过去男性“单打独斗”的“独闯”形式逐步演变为夫妻联手“拼天下”的格局，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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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由“五普”抽样数据计算得来。 此数据由“五普”抽样数据计算得来。 11

此数据由“五普”抽样数据计算得来。 12

此处由于“六普”家庭户数据的缺失，所以只能利用女性已婚的比例来间接反映外来人口家庭化的趋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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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年北京分区县常住外来人口的性别比状况

（三）农业户口占比超2/3，非农户口达227万人，“同公民同待遇”呼声强烈 2010年，在京农业户口外来人口比例为67.69%，基本与2005年67.62%的状况基本持平。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巨大的收入差距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来看，城乡二元管理导致针对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各种配套政策改革相对滞后，黏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差别政策依然明显，“同是公民，同等待遇”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京常住外来人口大军中，非农业户口外来人口所占比例虽然没有太大变化，占常住外来人口总量的32.3%左右，但随着在京常住外来人口总量的激增，非农业户口外来人口的规模已经攀升到227.64万，比2000年增加160万人，成为来京常住外来人口的新生力量，反映了城际间城市人口流动加速的发展态势。

表2 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分户口性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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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中人口比例跌破五成，大专以上人口接近1/4，学历分化明显

2010年在京6岁以上外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0.87年，而2005年为10.18年，2000年9.37年。海淀、延庆和昌平区外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分别达到11.41年、11.32年和11.23年，位居全市前三位，其中，延庆和昌平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可能与两区县高校办学有关，而在2005年前三位分别是海淀区、西城区和昌平区。

图6 2010年北京市各区县常住外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注：在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中，“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0、6、9、12、15、16、19年。

从受教育程度的结构分布看，6岁以上外来人口中文盲、小学、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都呈现稳步下降趋势，初中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53.16%下降到2010年的45.92%；而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则明显快速上升，三者合计由2000年的22.30%达到2010年的43.9%，增长超过21个百分点，特别是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相对高学历的外来人口向北京大量集中，折射出北京吸纳高层次就业人口的强大能力，这是北京区域经济发展、信息聚集、资源分布、产业结构、环境设施和发展机会等多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

表3 6岁以上常住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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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业身份“非农化”，职业结构提升，但仍聚集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 一般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高度稳定性，他们是经济条件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13。向城市流动和接受较高的教育是他们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主要途径。通过向城市流动，这些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流向了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阶层。外来人口在流动后实现了职业构成的“非农化”。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按照国家七大职业分类标准，在“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领域，外来从业人员的比例由2000年的5.32%上升到2010年的13.1%，推动了北京外来人口职业层次的提升。在京外来从业人员的职业构成依然是以“商业、服务业人员”为最，此职业从业人员比例由2000年的43.16%上升到2010年的48.1%；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职业领域中，外来从业人员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2000年的37.58%下降到2010年的24.80%。

总体来看，2010年，“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两大职业领域集中了326.74万外来从业人员，占外来人口从业人员总数72.87%。

图7 2000-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职业构成状况

注：A：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B：专业技术人员；C：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D：商业、服务业人员；E：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F：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G：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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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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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超七成，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稳居前三 从行业分布来讲，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在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人口分布比例分别为1.5%、27.5%和71.0%。从小类来看，常住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29.5%、17.7%及9.2%。

从男女性别来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出现了女性人口明显多于男性人口的状况，而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则出现了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的状况，这也是由于男女性的自身特点决定的。例如，长表数据显示，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女性为12388人，而男性仅为9913人；在建筑业中，男性为35584人，女性为5566人。

图8 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分性别的行业分布状况

三、分人群的重要特征

（一）新生代比例过半，由“卖苦力”向“拼智力”转变

2000年，北京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外来人口占全部外来人口的29.37%,2005年上升到38.7%，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上升至54.32%，据预测，到2015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到60%以上。从劳动年龄段来看，北京市16-30岁新生代常住外来人口人数为331.7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47.09%，占16-64岁劳动年龄段常住外来人口的51.75%。可见，劳动年龄段的新生代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外来人口的主体，这一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将会影响到北京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从“六普”的数据来看，与31-64岁中老生代常住外来人口相比，16-30岁新生代常住外来人口表现出以下三大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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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多来源于农村，但基本没有务农经历。

“六普”数据显示，与中老生代外来人口相比，新生代外来人口中具有农业户口的比例为67.61%，略高于中老生代67.37%的比例；新生代户口登记地在乡及镇的村（居）委会的比例为79.24%，高于中老生代77.24%的比例；在北京以外出生的新生代占99.3%，高于中老生代99.1%的比例。然而，大多新生代外来人口完全脱离了农村劳动，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

第二，生活压力巨大，但打工价值观在转变。

由于新生代年龄尚小，事业仍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因此从整体上来讲，新生代在北京的生活压力是巨大的，大部分新生代外来人口的居住状况亟待改善。从“六普”长表部分抽样数据来看，新生代中购房的比例为16.56%，明显低于中老生代37.69%的比例；房屋内无厕所、无厨房、无管道自来水、无洗澡设施的比例，新生代分别为：36.5%、40.8%、28.2%及46.5%，而中老生代则分别为：31.6%、30.1%、22.9%及38.6%，新生代均高于中老生代。可见，大多数新生代的居住环境是相对恶劣的。

然而，即使是在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的条件下，新生代依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奋斗并坚守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城市文化不断削弱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更强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再回乡务农。

第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渴望公平发展机会。

“六普”数据显示，与中老生代外来人口相比，新生代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能承担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从教育程度来看，新生代高中（含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为57.45%，而中老生代仅为36.68%；新生代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34.50%，而中老生代仅为19.68%。

从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来看，新生代来京目的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80.31%的人因务工经商来到北京以外，还有7.82%的新生代因学习培训来到北京，而中老生代学习培训的比例仅为0.65%。

从“六普”抽样数据显示的房租费用来看，虽从总体上讲，新生代与中老生代类似，承租房屋的价格区间主要是在200-1000元之间，占52.9%，但是新生代承租中高端出租屋的比例明显要高于中老生代。例如，2000元以上房屋新生代的承租比例为17.2%，而中老生代的比例仅为10.4%。可见，新生代中有一部分群体处于中高收入状况，能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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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价格相对较高的生活费用开支，并且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追求相对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

从就业情况来看，新生代职业构成和行业构成正在逐步提升。从职业构成来看，新生代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15.96%，明显高于中老生代的10.04%，而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比例很低，仅占0.65%，中老生代此比例为2.43%；从行业构成来看，新生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较低，仅为5.77%，明显低于中老生代的12.79%；而新生代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为19.83%，略高于中老生代15.52%的比例；从事住宿餐饮业的比例为11.63%，高于中老生代7.00%的比例。

由于新生代外来人口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以及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中老生代迥然不同，因此，新生代外来人口利益诉求更多，维权意识更强，更加渴望公平的发展机会，期待实现由“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的转变。

（二）流动儿童逼近50万人，接近半数在京出生，卫生保健和教育需求巨大 据2010年“六普”数据，0～14岁在京常住流动儿童总数在48.44万人左右，占全部常住外来人口的6.88%。其中，学前儿童（0～5岁）和学龄儿童（6～14岁）数量分别为23.58万人和24.86万人左右。从区县分布来看，朝阳、丰台、海淀、昌平、大兴0-14岁常住流动儿童的规模非常巨大，分别达到9.26万人、6.84万人、6.64万人、5.56万人和4.96万人。在76.72万18岁及以下常住外来人口中，0～5岁学前儿童比例很大，2010年为30.74%。

在2010年长表数据中，0-14岁流动儿童在北京出生的比例已经高达27.22%。这些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流动儿童，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基本上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些流动儿童的很多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对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北京有关政府部门很有必要为外来人口的这种结构变动做出相应安排，包括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保健服务和接受教育机会，以保证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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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0年北京0-18岁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和比例状况

（三）育龄妇女270万，总和生育率为0.75，年出生人数近7万人

据2010年“六普”数据计算，有84.31%的在京常住外来女性处于15-49岁的育龄阶段，规模突破271.3万人，是2005年的两倍多。女性外来人口，特别是育龄妇女的不断增加是近些年北京外来人口变化的重要特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迅速增多，无疑会给北京外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挑战。

北京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以下简称“TFR”）经历了一个迅速的转变过程。50年代TFR高达5.1，60年代降至3.9，1975年北京的TFR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的1.4，呈现低生育水平状态；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已在1.47超低生育率水平；1995年后，更降至1以下，呈现极低的总和生育率水平。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TFR为0.69，常住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0.75；常住人口一般生育率是22.63‰，常住外来人口为28.86‰，均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状况。从出生人口规模上来看，2010年“六普”得到的上一年份常住外来人口生育规模约6.86万人，高于常住户籍人口生育的6.16万人。

图9 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年龄别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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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迁移流动特征

（一）户口登记地以冀鲁豫三省居多，河北独大

从2010年常住外来人口户口登记地来看，河北、河南及山东三省来京外来人口的比例最大，分别达到22.13%、13.91%及8.49%，来京常住人数分别为155.90万人、97.97万人和59.77万人；其次是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由此可见，来京距离、户口登记地的人口规模及剩余劳动力状况是影响北京人口流入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10 2010年按来源地分的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比例前七位排序状况 （二）城市发展新区聚集趋势明显，朝阳海淀占比依然最高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实施多中心与新城发展战略，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则进一步依照此规划，遵循“优化城区、强化郊区”的原则，把全市从总体上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四类区域，其中，规划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其主要任务是依托新城、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增强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和人口承载功能，成为城市新的增长极。此次规划的引导下，北京市人口分布重心开始有所转移。

与2000年普查数据比较，2010年常住外来人口区域分布呈现出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扩散的态势。功能核心区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11.70%下降到2010年的7.76%；功能拓展区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62.42%下降到2010年的53.80%；生态涵养区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4.76%下降到2010年的4.37%，而城市发展新区人口比例则由2000年的21.12%上升到2010年的34.07%，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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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00年-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区域分布

注：功能核心区包括原东城、原西城、原崇文、原宣武四个区；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五个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五个区县。

从2010年分区县的情况来看，朝阳、海淀、昌平、丰台四区外来人口所占比例位居前四位，均在10%以上，特别是朝阳和海淀区外来人口比重分别高达21.50%和17.83%，而处于生态涵养区中的五个区县，常住外来人口比例相对较低，基本控制在1.5%之下。

图12 2010年北京分区县常住外来人口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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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趋长，近三成超五年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离开户籍登记地六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比例最大，占24.85%，近30%的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登记地时间在五年以上，这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小。

图13 2010年和2005年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登记地的时间分布（单位：%） 五、迁移流动原因

（一）务工经商比例超70%，家属随迁比例居第二，占8%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市外来人口以探亲访友、投靠子女、看病就医等“社会型”外来人口为主，1978年以来，则转变为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型外来人口为主。与2000年常住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比例67.6%14比较，2010年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73.90%，且男性高于女性，成为常住外来人口所有离开登记地的最主要原因。

2010年，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第二大类原因是家属随迁，占8.03%，但女性高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20-59岁中女性随迁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所致。

离开户口登记地第三、四、五类原因分别是学习培训、投亲靠友、工作调动，所占比例比较接近，分别为4.66%、4.5%和3.64%。

除此之外，婚姻嫁娶、拆迁搬家、寄挂户口等也是常住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之一，但是几类所占比例合计仅为3.74%，并非主要原因。

14

此数据由“五普”抽样数据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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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分析

单位：%

（二）务工经商人群受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的就业机会拉动明显

从在京务工经商的常住外来人口中，其行业构成依然是以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为主，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比例排第一位，占30.62%；制造业从业人员占18.22%，两项合计近50%；职业构成依然以体力劳动为主体，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达到50.23%。这种现象与北京相关领域存在巨大的就业岗位需求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关系密切。

从全市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数量与GDP的相关关系看，一方面，务工经商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对于促进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市经济的发展也给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吸纳着更多的外来人口来京工作，二者相辅相成并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大量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的第二产业领域，与首都北京的产业定位以及城市功能定位存在一定矛盾和冲突。

表6 2010年北京常住务工经商外来人口的行业和职业分布状况

行业分布

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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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务工经商人员的户口性质来看，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仅占23.90%，农业人口的比例达到76.10%；从离开户口登记地不同时间的务工经商群体比例来看，不管是在京半年的农业外来人口，还是在京6年以上的农业外来人口，其务工经商的比例始终保持在80%以上的比例，而不同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的非农业外来人口，其务工经商的比例基本控制在50-60%之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群体更多地是追逐经济利益目的来京的。

图14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按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分的非农业人口比例

图15 不同离开户口登记时间中的务工经商人员所占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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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迁人员中少年儿童比例超六成，男孩偏好显著，教育需求导向明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随迁家属的人群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是其主体人群，占随迁人群总数59.54%，其中，0-4岁、5-9岁、10-14岁人口分别占随迁家属总数的26.53%、20.50%和12.51%。这与近年北京市小学教育人口中流动儿童迅猛增加的现象吻合，显然与国家关于流动儿童在流入地享受同等义务教育的政策实施有关。从2010年长表数据我们还发现，在随迁人员中，17.54%的人出生地就在北京，小学、初中在校生人数占随迁人口总数的38%，这些人群自然会对北京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在随迁的少年儿童比例中我们还发现，0-14岁女孩随迁人口总数约为15万人，占女性随迁的比例为48%，而0-14岁男孩随迁人口总数约为18.67万人，占男性随迁的比例为74%，女孩随迁规模及相应比例均明显低于男孩。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计算，常住外来15-50岁妇女上年份生育子女的性别比为117：100，而同年0-14岁随迁人口中性别比达到了124：100，且年龄组越低，性别比越高，因此，不排除外来人口更加愿意将男孩带在身边的可能。

图16 作为随迁家属来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中分性别、分年龄比例分布 （四）投亲靠友人群中呈现少儿和老年双高峰，来京原因各异

投亲靠友人群中，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而且从年龄分布上看，出现了两个高峰：一个是在0-14岁，且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少年儿童投亲靠友目的较为明确，即为了享受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个是50-79岁，且在50-59岁期间，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口投亲靠友的目的较为多元，可能有家庭团聚的需求，享受优质资源的需求，也可能包含来京照顾孙辈等方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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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出于投亲靠友目的来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中分性别、分年龄比例状况 （五）专业技术人员及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的增加，源于寻求个人发展机会 从2010年“六普”数据提供的职业构成来看，我们还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那就是在常住外来人口主体依然聚集在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同时，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规模和比例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比例由2000年的5.32%上升到2010年的13.1%。与此同时，在6岁以上常住外来人口专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也有了质的飞跃，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特别是在普查长表提供的44.8万常住外来人口就业大军中，大学专科以上的人数已经提高到11.45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25.5%。

国家把大量的科研、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医疗等机构设在北京，特别是顶尖、一流的科教文卫机构大多建在北京，事业开拓空间大，发展机遇多，这对外来人口中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表7 2010年分受教育程度的常住外来就业人口规模和比例（长表数据）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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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来人口大量集聚于城乡结合部，源于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低廉

常住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朝阳、海淀丰台、大兴等地，例如，朝阳海淀基本集中了接近40%的常住外来人口，而这些地区的部分地带是北京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因此，这些地方的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从统计数据看，在全市324个街乡镇中，外来人口达到万人以上的共有184个，占全市街乡镇总数的比例为56.8%；共容纳外来人口723.3万人，占全市外来人口总数的比例为93%。其中，有54个街乡镇成为人口比例倒挂地区，倒挂比例前三位的均位于朝阳区，依次为崔各庄乡（外来人口14.1万人，倒挂比例1：7.2）、十八里店乡（外来人口22.4万人，倒挂比例1：6.7）、王四营乡（外来人口8.4万人，倒挂比例1：5.5）。

一是自循环、低层次生存圈的存在为外来人口降低了生活成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成本指的是外来人口的食品、穿衣、水电等日常生活支出。在很多外来人口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为这一群体衣食住行服务的“自循环系统”，很多乡镇、街道有外来人口商业街，从菜摊、饭馆、洗衣店、家电维修、照相、发廊、裁缝店到小超市等一应俱全。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极大地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这一服务圈在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为自己创造了就业市场，进而解决了相当部分外来人口在京的就业、生计问题，形成外来人口低成本滞留北京的空间。此外，北京交通通勤机会成本较低对外来人口吸引巨大。相比于国内其他城市，北京市的公交系统优先发展策略和公交票价政府补贴的低票价政策，极大地降低了外来人口出行的货币和时间成本。再加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公交系统相对健全和完善，因此，进一步加剧了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二是违法居住和群租现象普遍为外来人口降低了居住成本。据调查显示，很多外来人口在城里打工，但到城乡结合部地带甚至远郊城关镇租住月租百元左右的民房居住。城市居民、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发展“瓦片经济”，为外来人员提供了低价住宅。调查显示，出租房屋是外来人口聚集区村集体和当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其中68%的村集体以建设房屋出租收益为经济的主要形式，选择“房屋出租为最主要和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的行政村占到调查总数的70%；聚集区的本地居民中，平均有54%的本地居民是出租户，房屋出租收入成为其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周边及人口大省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促进人口向京流动

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主要来自于周边的冀鲁豫三省，三省来京常住人口达到313.64万人，占全部在京常住外来人口的44.53%。据粗略估算，目前河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600万人，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982万人。环渤海经济圈以及首都经济圈内多个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北京的人口流入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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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情况不同，北京周边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京津以及环渤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区域发展状态，缺少具有人口吸纳能力的缓冲带。根据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北京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3029元、24725元、10747元，分别为同期河北的2.7倍（23239元）、1.8倍（13441元）和2.5倍（4795元），并且这种差距呈扩大趋势。北京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巨大的预期收益差距导致北京成为周边地区人们外出就业打工的首选之地。这种区域二元发展特点，造成首都周边地区不仅不能分担疏解涌向北京的人口，而且自身人口还大规模涌入北京。因此，在外部推力和内在拉力共同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北京凸显出人口流入的“高地效应”。

（八）小结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将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两大类：

首先，从区域层面上看，两大因素促进人口大量流入北京： 第一，流动势能驱动：北京周边省份尚存大量剩余劳动力。

第二，产业效益驱动：北京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现实净收益相对较高。传统产业领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充裕，收入有保障；同时，在京就业成本、居住成本及生活成本相对低廉。

其次，从外来人口个体层面上看，三大因素促进人口大量流入北京：

第一，经济利益驱动：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来就业人口在京工作的预期经济收益均较高。

第二，服务需求驱动：外来人口诸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在北京基本公共服务“高地”效应中得到部分满足。

第三，发展机会驱动：外来人口中的中高端人才为实现个人梦想和追求而选择成为“北漂”一族。

六、启示及思考

北京外来人口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务工经商为主要目的经济型外来人口依然为主体人群，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长期居留北京的时间长，以已婚、农业户口、初中学历为主。

第二，在京出生、在京上学的外来人口子女规模仍在继续扩大。

第三，一批从事非传统产业的外来人口新兴力量正在逐步兴起，打工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在迅速提高；从职业构成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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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在不断提升。随着这一群体规模和比例的不断增加，北京外来人口来京目的将变得更为多元化，由此产生的迁移流动行为自然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具不确定性。

本研究还发现，虽然不同迁移流动人群发生迁移流动的原因各异，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发展机会为目的、以获取优质资源和服务为目的三个方面。正是由于首都北京能够给外来人口带来这三方面的效用，因此，长期以来北京对外来人口产生巨大吸引力，从而形成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和比例不断膨胀的客观现实。人口管理主体不清、效率不高、信息不明、人口流动无序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面对这种客观现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北京外来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正视北京市外来人口规模目前快速增长，并将长期增长的客观现实，从思想理念、体制机制、方法策略等各个方面做好解决北京市外来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的准备，将解决北京市外来人口问题，实现北京市外来人口有序管理，促进北京市外来人口科学发展放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放在检验我们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去统筹考虑、科学谋划。

（一）优化调整城市功能定位，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和人口合理分布

目前，北京市外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既是北京市自身问题和矛盾的突出体现，同时也有待于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统筹解决。必须在解决首都外来人口问题上，从首都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赢得中央的政策支持，对现有首都城市功能进行必要的优化调整；必须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提高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的角度，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必须建立外来人口流出地和北京市的区域联动机制，协同配合解决首都外来人口问题。

（二）以城市功能定位为导向，建立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机制

在区域功能定位的指导下，更大程度地发挥公共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在疏解人口与产业分布方面的重要功能。土地供给和使用应该符合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方向，统筹考虑中心城与新城的协调发展，兼顾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现状。例如，规划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不宜以大块聚集的方式建设，而应该与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形态塑造、城市基础设施承受能力相匹配，应该统筹考虑保障性住房的区域分布，结合每个区县的城市功能定位，合理分配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指标和任务，从而避免低端人口聚集区的形成。

（三）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外来人口就业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

在2010年“六普”数据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常住外来人口整体就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与首都产业发展方向及城市功能定位不相吻合的现象，因此，未来的北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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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首都经济高端化的发展方向，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组织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吸引高素质外来人口来京就业，提高各类企业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程度，从源头上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依赖。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控制耗能大、附加值低、有大量低端用工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建立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产业的退出机制。大力调控各类低端产业，建立“五小”企业分级管理制度，加大对低档次市场、低档次加工业和低端生活服务业的清理整顿，逐步规范升级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有效控制低端市场和商业服务链的发展。加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推动全市再生资源回收产业链条的形成，最终实现全市外来人口结构与产业层次相适应，与就业岗位相协调。

（四）以成本调控为突破口，建立部门间的人口管理协作机制

首先，尽早建立以人口有序管理为导向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和会商制度，降低因政策冲突导致区域外来人口过度聚集的政策成本，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还原外来人口正常的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各项政策法规颁布之前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外来人口成本调控思路或其他重大执政目标的政策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交由相关部门进行充分协调，待形成一致意见后再颁布实施。

其次，强化以外来人口服务管理为导向的部门统筹机制，降低因政策设计和执行漏洞导致外来人口成本费用不实的问题。与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的部门需要全面树立“成本调控”的理念，就业、交通、治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职能部门必须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在就业成本调控方面，要着力严惩违法用工单位，既强化劳动执法力量，维护外来人口合法的劳动权益，又要重点查处外来人口聚居区内的个体工商户、“六小七黑”等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单位，间接提高特殊区域和特殊行业外来人口从业人员的择业成本；在居住成本调控方面，各个部门要统筹协作，加快城乡结合部城市化工程建设，严格控制违法建设的新增，加大对违法建筑的依法拆除力度，保证外来人口居住环境安全；积极建立并完善出租房屋综合执法长效机制，尽快出台违法出租的处罚性法律法规，如地下空间及群租房的管理罚则；强化对违规中介机构和个人房东的间接执法，规范房屋租赁行为，如加强对出租房主偷税漏税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等。

（五）建立居住证制度，实现渐进式福利供给

在2010年“六普”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基本公共服务的“高地”效应是吸引外来人口来京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外来人口的民生性需求为政策抓手，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积极实践居住证制度，实现政府“被动管理”到对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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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接受管理的转变。

第一，要实行居住证的分类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发放不同阶段的居住证，以达到渐进式给予公共福利的目的；第二，要重点区分“真诚居住”和“福利旅游”的两类人群。要通过居住时间、纳税记录等多项指标，综合判断外来人口是否仅仅只是为了享受北京较优的公共福利或优惠而迁移流动；第三，凸显居住证的综合管理职能。要将居住、纳税、子女义务教育、医疗保险、驾照、贷款等多项记录于此证，使之成为外来人口、甚至人户分离人口必须使用的身份证件，从而达到政府部门掌握人口流动信息的目的；第四，通过居住证，建立外来人口的诚信系统。通过居住证记录的各项记录，建立人口诚信指标体系，提高违规成本，形成良好的社会导向，如遵纪守法、实行计划生育等。

（六）对于“事实移民”，实现彰显人性关怀的城市社会融合

对于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就业的外来人口，在居住证制度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最高福利的可及性。这类人群由于寻求个人发展机会，预期收益高，因此，与其他外来人口群体相比，他们离开北京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大多数属于“事实移民”，这样，在政府保障性住房、户籍等福利问题方面应如何设计和供给，需要仔细研究，并逐步落实，以实现这一群体定居城市的现实需求。

从长远来看，在人口有序管理的同时，北京必须树立社会融合的理念。对于“非事实移民”型的外来人口，可以尝试利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调控，而对于“事实移民”型的外来人口，需要逐步树立社会融合的理念并建立社会融合的机制，即在一定的财力和监管机制等客观约束下，流迁人口应该能够有机会逐步获得包括政治选举权、平等就业权、家庭团聚权等在内的多项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赋予应该是有条件的、分阶段性的。总之，促进外来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合，应该成为北京未来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课题组成员：侯亚非 尹德挺

参考文献

[1]侯亚非，尹德挺，“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特征——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载于《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07～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2]尹德挺，侯亚非，“北京市常住人口现状及特征分析——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载于《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07～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3]冯晓英，《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演变及其特征》，《北京党史》，1999年第1期。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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