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少将"眼中的"我们台湾那些年"

　　告别大陆 　　一 　　在重庆的学业还没结束，抗日战争就胜利了，我和太太约在西安碰头，大家结伴返乡。 　　西安是铁路枢纽，人群熙熙攘攘，车票很难买，为了等票，我们只好先安顿下来。我虽然去过川北看她，但大多时候我们是书信往来，并无太多见面机会，这一段逗留让我们有了较多的了解。 　　足足等了三五日后，我们才买到票，挤入了被罐装在铁皮盒里的人群。火车严重超载，过道里、厕所间，就连车顶上都站着人。列车以蠕动的速度向前缓缓而行，想上厕所的时候，人们就从车窗里爬出去，方便好后，再不紧不慢地爬上火车。 　　当时在西安，我手中的旅费已经所剩无几。幸赖同乡王姓挚友两人的资助才能成行。这份情义我总念念不忘。四十年后，回大陆时我专程去了趟西安，可是一切都变了，路名变了，当年的友人亦不知下落。这是后话。 　　几经辗转，终于到了青岛。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我和太太去沈阳继续读书。本以为终于和平，再没有战火了，但没多久内战就开始了。物价继续飞涨，零用钱不够花，无奈之下我和太太商量后，把结婚戒指当掉，换些钱过活。那戒指是母亲用一两黄金为我们两个打制的，上面刻了我们的名字。尽管非常不舍，但彼时彼刻我们别无他法。 　　内战越来越激烈，东北一片混乱，学校也无法正常上课。沈阳已经被包围，列车也被封锁，不允许开出城外。民间流行的一句俗话这么描述当时的情况：“陈诚（时任东北“剿总”总司令）真能干，火车南站跑北站”。一片混乱中，我和太太决定离开东北。 　　我们先去潍县看望了外婆，她从小疼我。见着我们，她一边流泪，一边紧紧握着我和太太的手说：“我拿着你们的照片，每天看，每天看，就想你们快回来看看我吧，我真的很想你们。”我安慰外婆说，等我们在青岛安顿好了，一定会常来看望她。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这一面竟是我们的永别。如果能够预知到未来外婆的不幸（死于三年大饥荒中），我说什么都要在撤退时带着外婆一起走，可惜…… 　　二 　　到了青岛后，我进入了青岛“绥靖区”司令部任职，太太则在青岛的一所名为“大庙”的临时中学义务教书。当时薪水很少，每个月发的饷正好是一瓶威士忌的价钱，于是每次发饷我就直接拎一瓶威士忌回家。时间一长，太太只要见我拎着威士忌回家，就知道我又发饷了。日子就这样简单地过着，我以为，我们可以打败日本人，这一仗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之后，世界重归于静。谁想，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春天，时任“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向大家宣布了上级的指示，命令大家撤退到台湾。消息来得很突然，我连夜赶回潍县与父母商议，想带他们一同走。等到了家却发现，所谓“家”已不复存在：父亲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让不识字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了手印！父亲放不下新爱拒绝离开，母亲则也不愿随我同去台湾。临走时，母亲塞给我一百美元。 　　回到青岛，司令部里一派忙碌景象，打包东西，收拾行李，忙得团团转。有的军官太太打包了棉被，大家都嘲笑她说：“过不了三个月咱们又打回来了，拿什么棉被啊！”那时是五月初，大家都以为不用等到秋天，一定可以班师回朝，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然四十多年。 　　码头上泊着四十多艘船，一车车的物资和人被一批批塞进去。我扛着一箱青岛啤酒上了船，这件事后来被报纸报道，有的说我是个很“干净”的人，“不带走祖国的一草一木”；也有的说我是个酒鬼，如此云云，我也懒得解释什么。挤挤攘攘的人塞满了船，全无立脚的地方。空气里汗味、胭脂味、食物腐败的臭味等等混杂在一起，让人难以呼吸。太太有孕在身，吐得厉害。三天过去了，她问我船开到哪里了，我告诉她还在码头——三天了，还没轮到我们的船出港！为了确保太太的安全，我花了八十美元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十一天后终于到了台湾。 　　三 　　船停靠在基隆码头，一船船的人被倾倒出来。我们被安排住进旅馆，等待下一步命令。没几天，刘安祺司令就接到命令去广州成立指挥所，组织留在广州的部队继续作战（当时南方部分地区还没有被共产党解放）。我把太太安顿好后，跟随司令一起去了广州，在黄埔军校附近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虽然大家积极地组织、动员，但（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大半江山，只剩东南一些沿海地区和西南一些省份还在国统区。面对不断传来的失守消息，寒从心起，却又必须迎头而上，做最后之战。正焦头烂额之际，一个卫兵报告说，有个女人找我。我心想，我从未来过广州，在此地不识半人，怎会有人找我？而且还是女人？出门一看，竟是太太。她挺着个大肚子满面风尘地站在我的眼前，让我既温暖又感动。问她怎么过来的，她说，搭乘军舰来的，舰长正好是她一个同学的先生，她就一路乘风破浪颠簸来了。 　　兵败如山倒！太太来的第三天，我们就接到撤退的命令。我们没有直接撤到台湾，而是先到了海南三亚，希望找准时机再攻回去。三亚现在是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当时可是一片荒凉，也没被文明开化。 　　没有像样的房屋，我和太太就住在两层的茅棚里：上层住人，下层养猪，中间隔着薄薄的木板。之后，来了新撤退来的人，猪就被宰了，下层腾出来给新来的人住。在茅棚里住了几个月，没有寻得机会反攻，最终大家撤回台湾。这一次离开，再回大陆就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眷村记趣 　　在台湾，有个名词叫“眷村”。1949年从大陆一下子涌入台湾二百五十多万人，这些人在台湾搭建房舍生活下来，这些由大陆人构成的生活社区被称为“眷村”。 　　一 　　眷村一开始大都是篱笆房。所谓篱笆房就是在篱笆墙两面糊上泥巴，用茅草堆搭个屋顶的简易房子。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因为军饷微薄，物料短缺；二来大家都以为在台湾只是一时之举，就如以往的行军打仗一样，不久就会打回去，因此临时搭些住处即可。这样的篱笆房里，有人只铺些干草，放个铺盖卷就可以了；有的人则去买些简易的家具用作陈列家当。我和太太去集市上买了些竹条编制的桌椅床铺，算是安顿下来。 　　这种只能蔽日、连风雨都挡不住的简易房屋住起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台风来的时候，房子就被吹得东倒西歪，里里外外都是雨水。这倒也罢了，因为房屋不隔音，声音稍微大些就传到隔壁去。最尴尬的要数晚上，有人编了个顺口溜说，“新郎新娘，睡着藤床，本来就响，何况！何况！”如此，大家全无隐私可言。 　　这样日复一日，一直没有打回大陆的消息。于是人们开始“正视”起房屋问题，有人推倒篱笆，盖了砖房，大家都跟风而建。眷村人多，地方有限，房屋密度很大，这间挨着那间，很多设施公用，像极了上海的老弄堂。虽然空间狭小，但却相互之间彼此照应，颇有人情味。 　　在眷村，能听到各地的方言，但以四川话最多——军官的太太大都是湖南人和四川人，两地口音差不多，因此四川话就如今日的普通话一样成了当时通用的语言。在我居住的眷村，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因此虽然身在台湾，但有妻子相伴，乡音围绕，思乡之情并没有那么浓烈（只是常常想起外婆和二叔）。也许因为远离故土，大家更加团结，同甘共苦，其乐融融。哪一家包饺子，四邻甚至整个街巷都能分享到。 　　二 　　因为军饷微薄，生活开销却愈来愈大，那些原来在家做全职主妇的眷村太太们开始行动起来，纷纷走上街头做些小买卖。东北酸白菜、四川牛肉面、山东大馒头、烧饼……五花八门，这些小吃不仅在眷村受欢迎，台湾本岛人也对这些新鲜的吃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后来，山东大馒头和四川牛肉面竟成了最受台湾人欢迎的眷村美食了，就连现在淡水老街的小吃多半也有眷村太太的功劳。 　　因为眷村的影响越来越大，台湾开始关注眷村和眷村人。有一个关于眷村的小故事流传已久：有一名记者采访眷村一名退伍的老兵，问他们都做些什么？这个老兵不紧不慢地用山东话说：“俺们主要从事四大行业”。记者追问下去，老兵说：“我们从事的有文化事业、交通事业、卫生，还有食品加工业”。记者越听越觉奇怪，便请老兵举例说明。老兵一本正经地说：“文化事业，比如我们给人家送报纸；我们蹬三轮给大家提供了交通的方便；还有掏大粪、扫马路这种环境卫生事业；最出名的要数我们的食品加工业，山东大馒头特别受人欢迎。”虽然说法有些夸张，但他的话真切地反映了眷村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积极、乐观。 　　眷村太太们除了要想方设法挣钱贴补家用，经受身体的劳累之外，还担惊受怕，忍受心灵之苦，尤其是空军太太。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是空军太太最紧张的时候，她们一定都在家等候丈夫的归来——如果丈夫没有回来，很可能他们就此分隔阴阳了。每当这时，眷村太太最害怕接到空军总部的电话——一旦确认牺牲，“国防部”会打电话到飞行员所在的眷村通知军眷。那些失去了丈夫的遗眷生活很不好过，到后来，因为眷村的单身官兵也很多，这些遗眷就改嫁给他们了——不过，这意味着担心又重新开始了。做军眷，真是不易。 　　三 　　渐渐地，眷村人在台湾慢慢扎下根来。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后，眷村有了一个鲜明的特色：每次选举，眷村都一边倒地拥护国民党。他们是跟着蒋介石来到这片土地，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所以非常忠于国民党。每到选举期间，眷村都会在村口挂一面很大的青天白日旗，以此表示支持国民党；更有甚者，还会挂一条标语：本村支持国民党，民进党勿入！到陈水扁上台后，眷村坚决地反对台独，这对制约和打击台独势力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近些年，随着第一代眷村人的老去和去世，第二代、第三代眷村人已经没有那么浓烈的大陆情结，也不再是国民党的拥趸了。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眷村已被拆除。那些幸而没被拆除的，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中，眷村像被遗忘一般，独自保持着自身的那份宁静和简单。 　　荣民老兵 　　在台湾有个名词“荣民”，台湾人称为“老芋”（闽南语读音为a）。“荣民”从字面理解为荣誉公民，应当是社会的中层阶级，但实际上“荣民”却是指当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退伍老兵，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 　　荣民可以说是蒋经国一手“造就”的。蒋经国在担任“总政战部”主任时，为了整肃军队，将那些曾经在大陆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残兵败将一夜之间全部退伍，变成了“荣民”。但老兵毕竟是有功之人，蒋经国也曾说老兵是圣人，有很大的牺牲精神，要厚待“荣民”。为此，特别成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管理老兵的就学、就业、就养（养老）和就医，体系相对完善。尽管有相对完善的福利，但这些“荣民”退役之后的生活还是不尽如人意。政府的津贴只够温饱，稍不注意就捉襟见肘，老兵又大多都没文化、没技术，在社会上生存很不易。穷则思变，有些勤快的老兵就开始做起了小买卖，卖些家乡的小吃增加收入。 　　老兵们的生活一下子变了，从练兵打仗变得“无所事事”，一时间生活没了方向。 　　外岛的老兵情况更糟。没退役前，常年驻守在岛上，跟妻儿没法团聚；探亲休假回家时，却发现只有四壁空房，媳妇不知道哪里去了。于是，十几天都奔波在台湾找老婆，假没休成，还闹了一肚子气回来。 　　我在干校的一个好朋友老袁是湖北人，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撤退时因为时间仓促，没能带女朋友一起走。到了台湾后，他就把女友照片贴在床头，日思夜想。大家给他介绍女朋友，他一律都拒绝，还嘲笑大家说，你们根本不懂感情，不懂“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开放大陆探亲后，他急切地回去看望了当年的初恋情人。结果回来后他却沮丧着脸，把桌子一拍，说道：“人家都已经结婚了，儿子都16岁了！”尽管心上人已为他人妻，但老袁依旧独自抱着“生死相许”的诺言，推却一切提亲，一个人生活到终老。老袁的遭遇也发生在很多老兵身上，因为当初撤退得太急，很多订了婚的，结了婚的不得不独自来到台湾，与另一半远隔千里。在部队时要训练，士兵们还不甚思乡，现在退役了，老兵们越来越希望能见到家人，不断向政府请愿。后来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两岸才有今天这么频繁的交流，这应该有老兵的功劳。 　　像老袁这样痴情的总是少数，有些老兵会娶遗眷，因为都来自大陆，彼此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信念，到老了都是个伴。情况好一些的老兵也有娶台湾本岛姑娘的，不过这些台湾姑娘大多会提出同一个要求：要老兵买块地作为聘礼。丈母娘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们将来真要反攻大陆，人走了，还有地皮留着，我们不至于人财两空。”老兵们狠狠心，买地娶妻开始了新生活。老兵的节俭加上台湾女人的精明，最后这些嫁给大陆老兵的台湾女人靠地产成了富婆，鱼与熊掌兼得，让那些胆小、多虑的台湾女人嫉妒。 　　尽管老兵守卫了台湾，但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居民都对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另眼看待，而且他们又没知识、没文化，大多从事些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台湾居民对“荣民”老兵的歧视，直到近几年才有所缓解。 　　六十多年过去了，“荣民”在台湾扎了根，虽不是故乡，但也是家；第二代外省人今天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本岛人与外省人也应该是一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