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家国同构模式研究

　　【摘 要】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倍受推崇与鼓吹的政治社会结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　　【关键词】孝 孝文化 家国同构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21－02　　　　就中国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涵义而言，所谓“孝”，就是指敬老爱老、惜老养老、事亲以善行；所谓“家国同构”，就是指家庭、家族、宗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有着相当的共同性与共通性。纵观五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史与政治发展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孝”文化与“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以孝文化作为伦理基础与道德保障的。　　一 孝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　　从目前可见的相关文献及论说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孝的诸多繁琐而细微的定义中有不少都明确表达出了孝与政治的接近。例如，孟子就曾经这样说过：“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对“不孝”的定义与理解是从家族伦理生活的角度出发的，而阐明“不孝”恰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什么是“孝”，亦即是说，对这些行为予以反证，就是“孝”。以上只不过是“孝”的部分内容。接着我们再来看《孟子》中关于“孝”的另外的阐述：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居位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这里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孝”在家庭伦理道德约束之外，还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制规定性，这点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汉代以后的官吏的选拔，通常都有“孝廉”一科，也就是孝行端正者可以直接由朝廷获官受职。作为中国职官制度的独有特色，它鲜明地突出了“孝”在社会国家政治伦理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相对于孝来说，忠的观念则产生得较晚一些。中国古代文化所谓的“忠”主要是包括了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承诺、忠于道德等方面的内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之下，尤其是在儒家的极力倡导的推行之下，“忠”和“孝”的含义已经基本上在文化上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且发展成为两个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伦理观念。例如，“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荀子?礼论》）。又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从这些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孝”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道德与家族伦理，而是已经与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孝道”之所以能突破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族的血缘范畴，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个占据极大分量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可见，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与思维模式出发，家与国之间是互通的，二者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即是“小国”，“国”即是“大家”，这就使二者在治理原则上具有了“通约性”，我们常听到的所谓“家之长子，国之重臣”就是在表达这个理念。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奉行孝道，按照由己推人、由家及国的路径，在理论与实践上泛化孝行原则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客观基础。因此，这一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直到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封建皇权统治被推翻之前，它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社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牢固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所造成的。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本体论的意义，孝文化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渗透于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关系之全过程的内在精神，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的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孝是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道德保障　　古人对“孝”的定位极高，将之作为为人的基本准则，认为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如《孝经》中便征引孔子之说，曰：“夫孝，德之本也，道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在漫长的历史进展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给《孝经》作注的多达五百余家，其中甚至有不少是皇帝的亲赐御注，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孝”实施与推行的重视程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统治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政治生活中使家国同构这一政治生活模式得到广泛的认同，从而达到维护其权威和统治的目的，就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加以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伦理秩序基础之外给予它坚实而有效的道德上的保障，而《孝经》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现实，提出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观念，对不同等级的社会角色所应该履行的孝道、义务、责任等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恰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这个要求。　　孔子、孟子这两位先哲深谙中国“伦理－政治”的社会本质，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礼治的治国安民方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在这里，“君子政治”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形成，并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坚守着的一种理念。孔子是竭力主张仁政德治的，他将“孝悌”原则通过政治、伦理、社会等层面的多重解读，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