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情感目标,实施有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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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感目标,实施有效教学
作者：胡菊虹
来源：《师道·教研》2012年第10期
一、 设定科学的情感目标,确保情感教学目标的实现
确立情感目标的认知内容。依据课程标准组就《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专题设计思路作过的界定“其内容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生、发展及其膨胀的过程,探讨其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认为这一专题的学习,主要是要求了解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专制和人治的内容,从而为理解近代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创造条件。
关于是否能用“专制主义”一词来概括,许多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很早就进行过论述:“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事人事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吴宗国对于古代政治制度主要是强调专制主义这一个方面,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全貌,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则多有忽略。过去强调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镇压人民的机器,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国家能否进行统治,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存在,是以它能否履行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能,能否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为前提的。”笔者非常认同上述观点,历代的开明君主,如汉武帝、唐太宗等能把国家治理成太平盛世,能把中华文明彰显海外,靠黑暗的专制主义集权。而末代君主,如汉成帝、唐德宗等,在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官僚世族成为盘根错节的势力之下,在很多起义领袖都公然自称“皇帝”“太上皇帝”“阳明皇帝”之势中,谈何专制?更重要的是:依据论丛史出的治史基本原则,课本中的“史”——政府机构的变化或说官制的变化无法得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一“论”。官制的演变是加强统治的需要,是统治经验不断总结而在制度上引起的变革。如魏晋时期三公制度向三省制度的转变,祝总斌教授在其《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有力地证明尚书台(省)在西晋已成为宰相机构,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分析了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曹魏时期三公的宰相权力进一步向尚书台转移,其主要原因是“汉末魏初,三国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即便稍后的明帝曹睿,也是„政自己出‟。”汉末曹操当政,通过魏国尚书台审理文书,控制朝政,曹魏政权建立后,尚书台权力自然得到加强。三公权力的削弱“表面看是尚书所侵夺,实际上是皇帝大权独揽后带来的结果。”曹魏后期三公、尚书权力的进一步消长则与曹氏、司马氏集团的政争有密切关系。
同理,科举制度也不应凸显其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的表现,是君主的工具,以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为基本原则等。科举制度历来被外人称道,还有英国的文官制度取法于中国的说法。钱穆先生认为,在中国政治史上,汉代的察举制度、唐代的考试制度,其政府的用意,都是通过公开察举和考试的方法,选出贤才以担任政府的官职和处理国家的政事。特别是唐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是由我国的这项制度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