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夫子游说魏两代国君的良苦用心

司马温公在《通鉴》中写了孟子和魏惠王、魏襄王父子两人的两次对话，这些对话反映了孟夫子的基本思想，也表现了他面对礼崩乐坏、诸侯杀伐不可逆转的局面，知不可为而为之，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的良苦用心。

孟子长期游说诸国，利用自己的身份约见国君，宣传他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

孟子见魏惠王（也叫梁惠王）的故事，我们读中学就学过，讲的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魏惠王就是那个被孙膑打得大败时的国王，他十分想恢复他的爷爷魏文侯和父亲魏武侯时的辉煌，这次对话时他已经到了晚年，魏国也搞得百孔千疮，所以一见到孟夫子就问：“亦有以利吾国乎？”，就不难理解了。可孟子教导魏惠王只要“仁义”就足够了：“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64）在孟子看来，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忘记国君。夫子不愧是中国的亚圣，二千多年讲的话好像是针对现在的情况讲的。有人讲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想挣钱，最讲利益的人,这对国家有利吗?。当然，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讲利益也没什么大错。

接着，司马温公又讲了子思的义利观。子思是孟子的老师（有很多人考证，两人年龄相差太大，不可能成为师生。），学生问老师如何驾驭民众，哪一个措施放在第一。子思说让他们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 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P64）子思把仁义与利益当做一回事，认为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两人的义利观有没有不同？司马光认为没有。他说，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我觉得这种解释有些牵强，在子思教导学生之前，孟子是不知道仁义就是利益的，后来知道了，在魏惠王讲利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他仁义也就是利益的道理，为何大肆批评魏惠王不讲仁义而只讲利呢？梁惠王也算一个不错的国王，说他不仁义也没道理。

我认为子思与孟子的义利观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子思认为首先要让民众获得利益，安居乐业，才能讲道德，有礼仪，讲仁义。而孟子把仁义放在第一的位子，不是说没有道理，如果过度的要求，也就是空谈了，没有人会去做，毕竟人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司马温公还记录了孟夫子与魏惠王的儿子魏襄王的谈话。他从襄王处出来后对人调侃说，襄王的样子就不像一个君主，和他接触也无法产生敬畏之感。

魏襄王问孟夫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说统一才能安定。又问谁能统一，孟子回答不滥杀人的人能统一。又问谁愿意让他统一呢？孟子回答说天下的百姓都愿意。接着，孟子把愿意统一的百姓比作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雨，禾苗就会生机勃勃，一片葱郁。这样的势头，谁能阻挡！（“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P82)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不杀人就能统一天下，孟夫子未免有些天真。就拿魏惠王父子来说，能做得到吗？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史记·魏世家》，中华书局，1959,1845）“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军遂大破。”（引文同上，P1846）“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引文同上，P1847）魏惠王死后，魏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引文同上，P1848）

我只是引用了一部分材料就可以看出，在外敌入侵，大片国土沦丧，将士牺牲巨大的情况下，还能和敌人讲什么仁义，还能不杀人吗？孟夫子的教导肯定不合时宜。

既然如此，为什么孟子还要如此？原因只能从他的思想理念中去找。

孟子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性善论。他确认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1983,325）而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超功利的。“所依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1983,237-238）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也就是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1983,328）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1983,330）孟子通过“同类相似”的例子来论证人所普遍具有的善性。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1983,237）

在孟子“仁政”理念中，把“民”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他说：“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上》，中华书局，1983,280）得民心的关键就是百姓喜欢的就给他，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在他们头上。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著名口号。（《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下》，中华书局，1983,367）

孟子提出了保障“民为贵”，施仁政的措施。孟子认为，一是省刑薄税。“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中华书局，1983,206）

二是勘定经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比慢其经界。”（《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滕文公上》，中华书局，1983,256）在孟子看来，井田边界划得不公正，就会产生不公平。

三是让民众安居乐业。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其实这可以使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中华书局，1983,212）同时，孟子还提出以“恒产”来求得老百姓的“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容易）。”（《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中华书局，1983,211）

孟夫子这些思想虽然在战国时很难实现，但老人到处游说，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到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