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柄双刃剑

――对仇和现象的一点思考

童大焕

1、 达则独善其身　穷则兼济天下

尽管已有北大教授姚洋在重要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仇和招商模式将破坏昆明：“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但2008年“两会”结束后，昆明招商依然按计划进行，从各局委办抽调的干部就将成立35个招商分局，赶赴沿海驻点招商1年。根据昆明市《市长工作报告》，“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

以铁腕著称的仇和，相信有九头牛拉不回来的毅力、决心和勇气，我也充分相信其急于改变辖区落后面貌的公心。同时，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中，仇和拥有在地方上“一夫当关”的绝对权力，要推行他的意志，可以说易如反掌。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当你是一把手的时候，领导的权力确实很大，能够做很多别人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但问题往往也就在这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造福人类，造福千秋；用得不好，则有可能危及当代，祸及子孙。这不是光凭良好的动机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动机良好、纯洁，就一定能够做成好事。它受制于人的理性。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历史上，一旦某个伟人欲将其认识理性推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往往就是人类灾难的开始。强极必辱，此乃千古教训。

仅以经济发展来说，当年的上山下乡大开荒，结果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荒漠化，世世代代都有可能无法挽回。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度的GDP崇拜同样导致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税负过高；政策嫌贫爱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呈现结构性的内需不足矛盾；官民之间、阶层之间、普通人之间社会磨擦加剧；尤其明显的是透支环境和子孙后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甚一日。很多遗留问题已经一两代人都未必能够解决得了。等等。

山西临汾尧都区因为斥资7000万元修建了一个仿造的天安门而引人注目。该区区长宿青平曾经是媒体热捧过的“政治明星”，也是名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中的人物原型。他为官不甘平庸，时常搞些大手笔。在2004年山西省“两会”期间，身为省人大代表的他说，“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是需要政府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带领和帮助他们去做他们看不到、无法做的大事情”。

他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很符合当下许多官员的心态和做法。传统的为官哲学认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因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但这种理解，已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以“父母官”自居的理解，官员把自己比作比百姓更高明的父母官，人民都是 “被牧养的羊”，因此需要他们“代民作主”。但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不是因为人民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国家和社会需要公平、自由与和平的秩序。每个人、每个团体的智慧都是全民族和整个国家智慧中的一滴水，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智慧亦然，也只是一滴水，而不是大海本身。承认智在民间，各级政府、官员们才会怀着平等、敬畏的谦卑之心，全心全意地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指挥百姓。一朝权在手的官员始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你手中握着的权力，建设的力量有多大，破坏的力量也有多大。

中国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思想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官场文化。《孟子?尽心上》本意是：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然而，在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不得伸张的现实中，口头上表白的“得志则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则洁身自好拒腐败”，实际上却往往变成“得势则称王称霸，失势则奴颜婢膝”。可以说，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则权势（权力）越大，其一往无前的破坏力往往也越大。因此，在人类彻底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之前，如果官员们真想造福于民，就一定要对权力保持应有的畏惧之心，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滥用权力，不要干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大权在握、抱负满怀的官员，不妨把“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须知，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

2、有所为　有所不为

官员明白了要对手中握着权力保持审慎和清楚，下一步自然也要明白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有一段话令我感慨万分，他说：十年来我最大的作为就是没有作为！“做校长十年，我为科大作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科大免除了这些年的不少大折腾。比如科大没有大规模扩招 ，1998年每年招1300，2001年招1800，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建新园区，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当初地方要建大学城，首先就希望科大先带个头。我当初的思想就是不能让学校折腾。坚决顶住，不建新园区。不扩招，我们的地就够了。教师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地工作和生活，这就是中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最近这几年一下子在国内显得比较突出的原因。我们学校很惭愧就是地不够，没有盖很多高档住宅。像我这样的院士，房子都是107平米。但是这个环境好啊，很安静，能做学问。优秀的人才还是不断地来。所以这十年来，我对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

现实中能有这样清醒认识的官员非常之少。他们都急于做出政绩，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乃至众人瞩目的丰功伟绩。但通常那些有声有色的政绩不是摧枯拉朽泥沙俱下，就是人亡政息难以为继。真正那些传诸千秋万代的事业，却往往又是些“润物细无声”的制度改良。

现代政府、现代官员也应该严格把握好有为有不为的边界。除了国防、外交和公共安全等领域之外，政府的根本职能应该是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促进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发展，实行 “以社会保障为主义”、 “以保障和促进市场公平、公民自由为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主义”，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不能与民争利，这样自然就会有全社会的高效率；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的责任还给政府，公平优先，自然也会有全社会的公平。

如果政府和官员在微观经济建设中着墨过多，必然顾此失彼地在其应该有作为的促进市场公平、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公民自由领域挂一漏万，则市场经济的效率难保，生态和环境保护难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样难保。作为有所追求、敢做敢为的主政官员，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的制度建设上。他应该对权力的“铁腕”有所顾忌，而对人与环境有足够的敬畏，因为人一旦被耽误、环境和生态一旦被破坏，影响的就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命运，而眼前的所谓“经济奇迹”，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黄宗羲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为官一任，何其短暂，英明的政治家在于能为大多数人谋求长远的权利和利益，而未必是暂时的“天翻地覆慨而慷”。

3、制度比人恒久远

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先生离任山西省省长之际，动情呼吁社会各界献出爱心，募捐建立“山西雏鹰助学基金”，资助山西所有城乡困难家庭孩子高中阶段的学费、书本费和生活费，不让一个山西娃因家贫上不起高中，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两年前于幼军先生在山西任上时即已发现，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许多困难家庭孩子接受完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因家贫而辍学，读不起高中，也就上不了大学，影响孩子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命运，也影响了贫困地区人民素质的提高。于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政府想方设法筹资外，还需要发动社会各方献出爱心，资助贫困孩子读得起高中”。

但珠海市更早之前就在全国首次推行了包括高中免费在内的12年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山西省的人均经济实力肯定不如珠海，但若能集中政府财力，是否完全不可能实现12年免费义务教育呢？或者先退一步，给那些贫困生先行免费。这样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显然比靠募捐常规有效，范围宽广且传诸久远。而且，一旦这样的安排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于幼军先生恐怕就不必像今天一样对贫困生上不起高中牵肠挂肚了，因为“制度恒久远，世代永流传”，哪怕官员明天就离任，也永无遗憾了！

在中国政界，不少有抱负、有理想的政治家，在有权力、有能力直接推动制度建设的时候，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推动，难免落下“人亡政息”、“人走茶凉”的悲剧命运，令人感慨。

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因此思想史……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

是啊，中外历史上那些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首推制度；而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往往也随着他们制度化的思想、随着他们的制度设计而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几乎每一个或者每一群伟大人物的背后，都屹立着这样那样的“制度化的思想”，像《独立宣言》、《美国联邦宪法》、《解放黑奴宣言》等等。这些直接推动制度变革、或者直接转变为新的制度性安排的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成为真正“利见当代，功在千秋”的千年伟业。而这些历史人物，也随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制度设计而成为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敬佩的对象。让?莫奈在《欧洲联盟》中说：人终有一死，我们会被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能传承个人的经历，因为它将随我们而去，我们能够留下的，只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