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在秦城的铁窗生涯

　　1966年于伶被用诓骗的方式在上海被捕后，周恩来总理从上海送来的名单上看到于伶的名字，下面注有“苏修特务”“日本特务”“法国特务”、“潘汉年同伙”“周扬文艺黑线上海代理人”“上海地下党假党员”等等一大堆帽子。他紧锁浓眉，略一沉吟，就明确指示： 　　“这个人我知道，想不到他的问题这么多，罪名这么大。要赶快送到北京来！他有严重肝病，不能让他死掉，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了！”这样，于伶就从上海看守所由“专机”押送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囚室门口挂了块小木牌：“重病号”。在那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了许多老同志。 　　后来知道，送秦城监狱的这批人共有1500人。这批人大都是所谓权威，资历很深的人，他们经历的、知道的人和事很多，放在外面，对他们不放心，这里有几重意思的不放心。也是对他们进行保护性拘留。有些人在外面被批斗，吃苦头，生命有危险，关到里面就不能随意批斗。于伶很早被送到这里，免得吃苦头。这份名单是周总理定的。 　　有一次，笔者陪同于伶去上海作协资料室借书，作家协会与于伶寓所同在巨鹿路上，相距不太远。他说：讲个故事给你听，一路走吧。那天，他拿着“司的克”，戴了帽子，仍是那副茶色的眼镜，很有气派，讲了一个他乘专机坐头等舱的故事。 　　他在上海看守所受审查，关押他的人对他讲：“给你搬个家。”于伶想大概去挨批斗吧。不料，车子开到虹桥机场，上了飞机，头等舱，已有两个人等着，关照他，看见熟人不要打招呼，我们去去也回来的……这时，“空中小姐”过来对他读语录：要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于伶答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样，读了好几遍，小姐也索然离开了。 　　下了飞机，车子直开监狱，好几重铁门关起来。 　　这个监狱就是中国著名的秦城监狱。据说，周扬后来也关到里面，他问关押他的人：“这是什么地方？”那人答：“是对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很无趣。 　　秦城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西面靠着重叠的群山，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同中国处于“蜜月”关系时，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项目，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只知道苏联援建的项目是156个。此监狱全部由苏联专家设计，为中国最著名的监狱。 　　“文革”前监狱盖有四幢带审讯室的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用墙围起来，专供犯人放风的空地。每间监室有2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当时属十分先进的洗衣机。 　　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房内的常置设备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管理人员才会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临时使用。床铺就是犯人平时坐的地方。重犯囚室的墙壁是特制的，囚犯撞墙也不能自杀。 　　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大，距地面两米多高，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在大约3.5米高的天花板上，安有一个光源微弱的灯泡，它被磨砂灯罩罩住，灯罩外面包有铁丝网，灯光自然暗淡。 　　于伶曾经说，囚室那地方仅有一床。每天早起后，管理人员给他用牙刷、牙膏，用好后取走，不留在他身边。电灯很高，不可能碰到它。墙体的材料软软的，用头撞也撞不死。写材料用纸、笔时，也是给他用好后就取走。所以，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使他默念的本领增强了不少，以至于在牢里做的诗，经他反复背诵牢记在心，一旦出狱能默诵出来。 　　自1967年起，秦城监狱又加盖了六幢楼――六座监狱大院。 　　犯人按“级别”不同有单独和集体囚禁两种。所谓“级别”指犯人入狱前的官职，有时则根据犯人所犯事件的程度。 　　于伶有“苏修特务”“日本特务”“法国特务”等多料特务的嫌疑，显然级别很高，“待遇”也就不一样，根本不能与上海看守所相比。 　　有材料说，这里的犯人每月的主食定量为16公斤，一日三餐（周日和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不过，在伙食标准上，又根据犯人的年龄、入狱前的地位，或是案情的不同进展程度等，分为高低两种。高级囚犯20世纪70年代每月伙食费为60元。待遇是较好的，一般对那里的伙食比较满意。在高级监区，狱方备有统一的饭盒，每次打开牢门将饭菜送入。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低级囚犯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 　　秦城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犯人初到时并不能立即享受放风待遇。每次放风时间20分钟至1小时不等，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围起来的放风圈，一道高墙又将这个放风圈一分为二。两个放风圈可以同时使用，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可一览无遗地观察两边格子中的情况。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一人一格，隔着高高的墙，根本看不见其他犯人。 　　关于秦城监狱的生活，于伶曾几次提及，据他知道，关在里面的人，如孙冶方去得蛮早的，他的罪名是王明分子，其实王明一直整他，给他吃苦头。于伶在秦城关了八年，之前在上海关了一年多。于伶说：“我走了之后，大概夏衍、周扬、姜椿芳才转去的。他们过去在卫戍区最苦，每天一杯开水。后来转到秦城监狱，这时候邓大人已经登台了，我走了，他们再来的。这里比较优待一点，比外头好些，比在卫戍区好。还有王光美、陆定一、王任重等‘高级特务’。他们说，你识相点呀，一般小特务不要指望来，来的都是大特务呀，你就是大特务了，你识相点呀（哈哈），我也不吓。女监和男监不同，四层楼房子，口字形，晚上人家叫口号，哭呀，隔离审查，口号乱叫，有的正确的，有的反动的。第二天就被关到隔离室去了，封闭起来，听不见了。 　　“以医务室为中心，口字形房子四层楼，四幢房子，当中有一个大块空地，里面有花呀，有玫瑰花，都有的，先是闻到味道，后来去看的，各种葡萄，还有各种苹果，葡萄熟了挂着可以采到。里面很多空地都是隔离的，有人在高的地方有椅子可以转的，三个人坐在高椅子上可以都看到的，可以看到花园当中，四面都是楼，二排上面有解放军看着，他看下去一间一间，每一间你进去，碰一下门就扣上了。解放军在上面走来走去。这里看得到天空，我看地上蚯蚓和蚂蚁打相打，看蚂蚁吃蚯蚓，在放风时候看，转角处都有人站着，上面解放军有枪的，每个转弯角上都有他们的人，不给你看到第二个人。你看花，那些人就说，快点快点，所以我出来时，两只手都是准备打相打的，你叫我快点，我偏慢一点。后来，有一次夜里，听见有个人呜里呜里，湖南口音，说不要发给他的棉衣，他要毛衣，是个教授，说我从来没有穿过这种棉衣，要一件毛衣。不给他，晚上吵，听到他讲话，不知道是啥人，不晓得，其余都不清楚。洗浴，也是这样，一个礼拜洗次浴也是这样，见不到人。那么审讯，他们都安排好，一个个进去，不让你晓得别人。” 　　监狱设有医务室，只是看一般的病症，量血压之类。于伶是老病号，他经常去看病的，还曾经送到城里去看病。他说，在和平门外的“文联”各协会的机关宿舍，许多人都是住在这里的，这里边有一个医院。把我送到这里，以为会碰到刘厚生他们，却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们安排好的，不给你碰到。在这种闭塞、压抑的环境里，看不到人，说不了话，接待外调人员是最好的说话时机。在秦城监狱里，犯人接受审讯时，先由一名看守通知，然后将他带出囚室，前往审讯室。来到审讯室门前，将犯人送入室内，看守即在室外等候。犯人是被允许坐下的，当然，这时候读毛泽东语录是必需的。 　　于伶常讲自己背功好，记忆力强。如发生在很久前的事，外调人来问，他都能讲出此事发生某年某月某时，几点钟，谁先进来，谁后进来，穿什么衣服？讲话的腔调，像排戏导演一样，那场面能一一道来，大致不错。 　　有次，有人拿着一张照片，要于伶交代这是一次黑会，某人是特务。其实，这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聚餐会，曾拍摄过照片，于伶能指认出他们的姓名。现在这张照片背后于伶写有注解。当时，提审的人要他说某某是特务，他真真假假地回答，到后来又反供，搞得人家还是拿不到证据。 　　于伶说，他接待的外调人员水平不一。秦怡这个专案组高明，问些问题头头是道，白杨、赵丹的专案组的人凶，一定要我讲他们是特务。我记性好也有坏处，所以后来我写了篇文章，记性好也有坏处的。一歇歇一个人要来问，我说不认得的，他说你想想看，你记性好，想想看。有些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读书，前后根本不在一道的，不晓得的，我想既然可以为一个同志讲讲清爽也有好处，拼命想，就想帮他的忙呀，那么我拼命地想。 　　这样，他们觉得你不得了，你接触的人很广，需要调查就到我这里先来问问。他们到我这里，李一氓的专案组是部队的，水平高。有些人水平高，有的来的人水平之低，又没有一点耐心，动不动就讲你不老实！ 　　还有，石西民的秘书去参加专案组，还有田汉的秘书，那时候他们各人都有秘书的，都去参加专案组。以前，如田汉的秘书到上海，大家都是熟的。有一次他们几个人一道来外调，这个人拿了许多照片来，当然里面有田汉，也有我的，还有许多电影明星呀，有些我认得，有些我不认得，我说我看不出，我近视眼看不出，他们讲拿到窗口去看，我也看不出，后来他们跑去拿了放大镜去看。这个赤佬，田汉的秘书开始一直不开口的，坐在边上，陪审，察言观色，后来他说这个照片是不大清楚。我说是呀，这个照片都是你拍的呀，哈哈，这个人窘透了。 　　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战胜孤独的法宝。在秦城关押期间，于伶有两大本事，或者说在最低的生存条件下，努力保持身心不受影响。 　　一是从小学拳操，到1955年患肝病时，开始习气功，拜我国著名的气功师蒋维乔为师，专心学习“放松功”。他能静下心来，意守丹田，直至1962年，坚持运气练身。在狱中，又开始盘腿打坐，半闭双眼，舌尖抵住上腭，脑中想着一个“松”字，从头顶开始，让全身到达轻松境界。“以气功自持，得不死。” 　　他曾几次对笔者说练气功的好处。在秦城放风时，他走路两个拳头握紧，横着走路，观望四周的动静。管理员知道他会气功，不敢欺侮他。夏衍就不一样，小解放军趁他不备，狠狠地踢他一脚，把他的腿踢断。 　　第二，在牢里呆的时间久了，他想要知道外面发生的大事。他采取有事没事的高声叫唤的办法，发出的声音使解放军看守过来阻止他发声。于是他与看守讲条件，他说让我不发声可以，你们的《解放军报》让我看，每天看好后，我就还给你们，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人会知道。解放军看守很犹豫，但为了息事宁人，就悄悄地照他说的，每天给他看军报。这样，于伶从报上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消息，林彪出逃摔死的事，他很早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使他很兴奋，也有了盼望。 　　1975年5月17日，即“结论”签字后一天，于伶被通知：明飞回上海。 　　这天，妻子柏李和儿子于力一的单位都通知他们，这天于伶要放出来了，你们在家里等候，不要上班。于力一把楼下平时紧闭的大门打开了，不时走到楼下门口张望，下午几时，在阳台窗口看到有一辆军车模样的开到对面停了下来，知道到了。只见前面坐着的解放军先下来，后面下来一个工宣队员，于伶出来时，只见是白色的人走下车来，头发雪白，满脸雪白，白，一个白人……下车的人进了家的大门，一起从小扶梯上来，于伶走在他们俩中间。解放军和工宣队并没有当场宣布结论，什么也没有交代，只说，人交给你们了，转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