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民自由的诞生

埃里克·方纳|文 王希|译

表达自由在当今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我们很难记得在20世纪初对它的法律保护竟是如此地脆弱。作为一种实践，一位学者曾写道，“真实有效的、法律上可实施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美国是不存在的。法院很少审理有关言论自由权的案件，即便审理，法官们通常也是赋予各级政府极大的空间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具有“坏的倾向”，从而必须予以压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惟一投身于捍卫言论自由权的组织是“自由言论联盟”，它是在1902年由这一时代对言论自由最有影响的学术评论家西奥多·施罗德创建的。施罗德坚信，绝对的言论自由对个人在生活各个领域的自主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尽管他满怀激情捍卫所有政治内容的言论自由，但在法律上却没有打几场胜仗。当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小泽卡赖亚·查菲动手写作他那部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言论自由》(1920年)时，他翻遍了所有的法院文献，但是找不到有关言论自由的法理学传统。

活泼有力的公共辩论自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传统特征。但与这种辩论同时存在的却是对那些所谓过激或淫秽下流的言论的严厉限制。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当时并不被看作是美国自由的基石。权利法案50周年和100周年纪念日(分别在1841和1891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直到20世纪，在最高法院开始将权利法案“纳入”(即要求各州遵循它的规定)之前，权利法案对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或痕迹。

1900至1915年间，相对上一个世纪来说，更多的言论自由案件被递交到法院审理。诉讼者包括那些想躲避政府有关规定的广告制作者和要求取消地方审查制度的初出茅庐的电影制作者。

但真正使言论自由成为有影响的公共问题的却是工人们争取罢工权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劳工领袖对禁止露天公开演讲规定的反对以及由文化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发动和参加的要求终止对“淫秽下流”品进行大范围管制的斗争。一般来说，法院对这些要求持否定的态度。但这些斗争却为在公民自由作为20世纪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步时代的州法院通常在劳资冲突时发出禁令，禁止罢工者发表演讲、组织纠察线或散发有关文字材料。如同当年的废奴主义者，劳工运动也发展出一部“自由的宪法”。这是一种不同的法律观，它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得到集会、组织和罢工的权利。事实上，也有许多州颁布法律，对反劳工的强制令的范围加以限制，但它们大部分都被法院宣布为非法。1912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许多工业社区，公民自由处于一种极为糟糕的状态；在工厂私人警察队伍使用武力的威胁下或地方官员的压制下，工会组织者往往被禁止进行公开、自由的演讲。“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或享受到了公民自由，”劳工运动的律师克莱伦斯·达罗这样告诉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说。

除了反对罢工禁令之外，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争取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斗争，也为言论自由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一方面是一个工会组织，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革命运动的鼓吹者；它提倡工人们行动起来，夺取生产资料，废除国家机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希望把那些流动工人、新移民以及那些被现存工会组织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工人组织动员起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没有会议厅，它的组织者只能利用街头巷尾的集会来传播信息，争取支持者。针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洛杉矶、斯波坎、丹佛以及其他一连串城市的官员下令禁止或限制露天集会。激进劳工领袖伊莉莎白·格利·弗林的讲话表达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反应。她说，在“自由的美国”政府官员不能要求那些在公共场合演讲的人“交出一份我们思想的时间表，来由官方批准”。

为了唤起公共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有意公开违背禁止公开演讲的地方法律，他们的成员使地方监狱人满为患。有的时候，遭到监禁的人还会遇到赤裸裸的暴力迫害；在斯波坎，受到监禁的有三人死亡，数百人不得不送到医院治疗，他们都是因为违反了一项要求演讲内容得到事先批准的法律而遭到监禁的。但是时间最长、最血腥同时也是报道最多的一场战斗是1911年发生在圣地亚哥的斗争，当时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成员因违反一项在市中心禁止公开演讲的法律而遭逮捕后，官方把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成员交给一个私人治安组织去处置和惩罚。如同80年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和斗争成功地引发了一场围绕公共演讲的界限问题而展开的广泛公共辩论。在所有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战斗中，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最终迫使地方官员缴械投降。“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或反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一位新闻记者写道，“所有的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感激这个组织(指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译者)，是它保持了自由的火焰永远不熄灭。”

劳工运动对表达自由和使用公共空间的要求充分暴露了进步时代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在影响上仅次于劳工运动的，是对反对管制淫秽材料——尤其是争取传播和散发有关计划生育的信息的权利——的战斗。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与一个自我意识感强烈的激进反叛群体的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对传统道德观的挑战而提出的言论自由问题，却远远地超出这种挑战本身的范围，为个人自由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人们经常讲述一战前格林威治村和旧金山、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地方的故事。在蓬勃兴起的实验剧场、讨论俱乐部、艺术展廊及小型杂志的活动中，一个“诗意左派”得以降生，它充满自信地声称，它要将人类精神从19世纪的传统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是伊莎多拉·邓肯，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新的舞蹈形式，这种舞蹈动作的基础是身体的一种自由运动，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舞蹈技巧和服饰的限制。在女继承人梅布尔·道奇的纽约客厅中举行的著名沙龙中，一群非常出色的激进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改革家、女权主义者和艺术家——聚在一起，情绪激烈而冲动地讨论着劳工冲突、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性革命等话题。看上去，杜威所称的“自由探索的社区”在这里最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尽管进步主义者经常光顾道奇沙龙，但在诗意左派竭力推崇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与进步主义者坚信的秩序和效率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沟壑。“我们住在华盛顿广场，我们是自由的，”约翰·里德的一首诗这样宣称道。诗意左派把自由看成是他们的社会观的关键。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言论自由提高到自由语言的中心位置，并将其从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政治辩论的权利扩展为一种不受政府限制的、对经济、艺术和性等问题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权利要求。

很多人都很关心迪伦的成名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上的女孩到底是谁，她就是苏西·罗托洛。如今佳人已逝，只留下《放任自流的时光》一书。

在进步时代，如同新闻记者威廉·M. 里迪的谐语所称，“性的钟声”在美国敲响了。那些从前仅限于私下交谈的、涉及隐秘的私人关系的话题突然在大众读物上和公共辩论中暴露出来。新一代妇女采用了刚刚形成的“女权主义”的名称，以表达她们对更大范围的自主的要求；对她们来说，自由的性表现和在生育问题的自由选择，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内容。女权主义，一位年青的妇女写道，有两个“主导性的思想：那就是既要解放作为人的妇女，也要解放作为性的妇女”。克利斯特尔·伊斯门解释说，“妇女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自由”。对伊斯门来说，自由的内容远远超出投票权，超出“工业自由”，它包括“感情上的自由”和性方面的自决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林威治村成为了性自由实验的一个中心。它那种极为宽容的气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也包括许多同性恋者。有组织的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事还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里，由于同性恋者的茶馆、地下酒吧和舞厅的存在，同性恋社区成为格林威治村名声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新的性道德规范远远流传到文化反叛者的圈子之外，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广泛报道的、自食其力的年轻未婚女性中也十分流行，这些年轻女性把性自由当成她们经常宣称的个人独立的标志。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比大量妇女进入劳工市场这一现实更为坚决彻底地推动了对传统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的挑战。这些劳动妇女的出现，强化了妇女要求拥有生育控制权的重要性，这种要求对战前女权主义和不断增长的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认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生育控制权的问题赋予新的性道德规范一种政治表述，将那些公开的妇女权利提倡者与那些被克利斯特尔·伊斯门称为“数百万无意识的女权主义者”的女性联合起来了，后者时常企图把性与生育问题分开对待。在19世纪，“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通常指一个人拒绝性要求和侵犯的能力，拒绝的内容包括来自丈夫方面的类似举止。此刻，这个概念意味着妇女有权享受积极的性生活，而不用担心必须要承担生儿育女的后果。对新女权主义者来说，如伊斯门写道的，除非妇女们“知道如何控制她们家庭规模的大小”，“任何其他种类的妇女自由，都是不可企及和不可实现的。”埃玛·戈德曼是这个时代最不知疲倦的演说家(她曾周游全国进行演说，从主张无政府主义到呼吁人们对同性恋采取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等)。她在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说中，经常谈到生育控制权，她同时还散发详细介绍各种避孕方法的材料。戈德曼毫不妥协地坚持“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以及“爱情自由和做母亲的自由”的观点，为此她经常遭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据一个统计，她曾因发表煽动性的或“淫秽性”的言论或纯粹为了阻止她发表演说的原因，而被逮捕过40多次。

但是，在将生育控制问题变为新女权主义中心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玛格丽特·桑格。桑格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对那种将避孕方法和信息视为“淫秽”品而加以禁止的法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在外表上，桑格属于纽约文化反叛群体的左翼，她的斗争与激进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1911年，她在纽约一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呼唤》上开辟了一个性教育专栏，取名为“姑娘须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公共检查官安东尼·科姆斯托克有一次下令，禁止一期《召唤》不能从邮局寄送，因为这期报纸中包含了一个讨论性病的专栏。随后一个星期，《召唤》刊登了一个空白的专栏，只是留下了标题：“姑娘应该知道什么？——根据美国邮政总局的命令：什么也不必知道”。

到1914年，无畏的桑格在她自己的期刊《妇女叛逆者》上公开刊登节制生育方法的广告。“自由”是桑格的关键词。“一个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她宣称说，“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女人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她是否要做母亲时，她才能把自己称为是自由的人。”因为她通过邮局寄送所谓的淫秽材料(这项罪名最高可被处罚45年的监禁)，桑格被控触犯了科姆斯托克法而被定罪，她后来逃奔去了英国。当她于1915年返回美国时，对她的指控被取消了，桑格随即开始了一次遍及全国的巡回演讲，这场演讲使她的名字成了早期控制生育运动的同义词。1916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里向贫穷的意大利和犹太妇女们散发有关避孕知识的材料，为此她被监禁了一个月。进步主义者都不出来为她辩护，但桑格却在激进知识分子中成了英雄。一时间，控制生育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激进劳工领袖、文化现代派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力量交汇一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散发了桑格的作品。尤金· V. 德布斯对她的行动也表示了坚决的支持。

如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和戈德曼持续不断的争取演讲权的斗争一样，桑格的事业是进步时代非常丰富的不同政见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帮助公众舆论意识到，地方和联邦有关淫秽物的立法如何使言论表达的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真正使公民自由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问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产生了进步主义者长期希望的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有目的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的行动及其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性狂热，不仅毁掉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激情，也将公民自由推到关于美国自由问题讨论的前沿。

玛格丽特·桑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自由的危机

在回顾美国对欧洲战争的参与时，伦道夫·伯恩尼总结出这场卷入的教训：“战争意味着国家的兴盛。”美国卷入战争在伯恩尼看来是一种危险，但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机会。他们认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机会，美国可借此对社会做一次理性的整顿，向全民灌输一种国家团结和公民自我奉献的精神，赋予劳资关系以正义的内容。与此同时，美国可通过战争向全球范围传播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可能性更增加了战争的吸引力。

几乎所有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一起，加入了支持这场被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称为“使民主生活在更为安全的世界上”的战争。战争支持者的名单上包括了约翰·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新闻记者、劳联领袖塞缪尔·冈波斯以及重要的女权主义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弗罗伦斯·凯利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等。杜威在《新共和国》杂志撰文，要求进步主义者要看到“战争的社会可能性”。他写道，战争的危机为“将科学更有意识地和更广泛地运用于共同的目的”，为打击美国国内存在的“权力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平等”现象，带来了希望，所以，战争是“有效自由”的基础。

如同在内战时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创造了一个生命虽然短暂但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行政能力的国家政府。战时工业委员会主持国家的制造业，同时负责满足大众的“合理消费模式”的口味。战时劳工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食品服务管理局对农场主给予现代农业技术的指导，推广了高效率的准备餐食的方法。但是，一旦战争结束，战时国家的威力迅速减弱。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联邦政府好像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去完成那些由进步主义者制定的、促进社会重建和经济正义的任务。

在内战期间，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的任务是由私人团体和组织——如联邦同盟、忠诚出版协会等——来担当的。但威尔逊政府却认为，爱国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不能交由私人事业去承办。美国参战受到了来自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社会主义党1917年的党代表大会谴责美国参战宣言是“反对美国人民的一种犯罪”)，同时也遭到许多爱尔兰裔和德国裔美国人的反对。在这些群体之外，许多人也对民主的美国是否应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持有怀疑态度。1917年4月，在美国对德国宣战之后不久，威尔逊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其功能是，如委员会主持人乔治·克里尔所说，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的原因。

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召唤下，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制作了一大批支持战争的宣传品，他们使用了从小册子(一共印制了7500万份)到宣传画、报纸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培训七万五千多名“四分钟人”，并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在各地的电影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为听众作标准统一的演讲(有些时候这些演讲是用意大利语、意第绪语或其他移民语言进行的)。

美国一些最杰出优秀的历史学家按照政府规定的具体要求，写出宣传册子，向公众解释卢梭、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托马斯·杰斐逊共同拥有的“共同原则”是什么，以此来说明法－英－美同盟的历史基础。用年轻的埃德华·伯奈斯的话来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伯奈斯当时是克里尔班子中的成员，他后来开创了现代公共关系的专业领域。

自由的理想看上去是需要一个对立面的，所以公共信息委员会就把德国皇帝，或更笼统一点说，把整个德国民族和人民当成了对立面。政府宣传极力煽动对战争对手的仇恨，将德国描绘成一个由野蛮的德国佬组成的国家。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还是由一种比较正面的进步主义语言来包装的，这种语言强调社会合作和扩大民主。在海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强调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和平；在国内，则强调保卫和推动民主。作为一个进步时期的新闻记者，克里尔相信战争将加速推进进步运动，解决“贫困、不平等、压迫和不幸福等古老的问题”。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于说服劳工和新移民接受“我们对民主和正义的追求首先从国内开始”的说辞。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警告说，只是简单地将德国的独裁体制和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对比并不一定能打动听众。克里尔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当你给他讲我们的自由理想，他却想到美国对劳工赤裸裸的剥削……和贫富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感到极为荒唐可笑的差距”。公共信息委员会散发的宣传小册子勾画了一幅和平时期的社会秩序的图画，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工业民主”，实行“一视同仁的八小时工作制”，并保证所有人的生计工资。至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普遍认为，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即将在美国出现。

当民主成为战时动员的关键词时，作为进步时代思想主流中一个相对次要主题的自由突然具有了新的意义。一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广告宣称道：这场战争是“为了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打的。战时宣传最常见的视觉主题是自由女神像，它被用来呼吁美国人购买自由债券，尤其被用来号召移民对战争给予支持。“你到这里来寻求自由，”一幅自由女神像宣传画的文字说明写道，“你现在必须帮助保卫自由。”购买自由债券成为了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的表现。威尔逊的演说把美国塑造成一块自由的土地，遵循“自由人民的一致要求”而奋斗，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

一战时的自由女神宣传画。

将“民主”和“自由”当成战时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以此作为区分美国与德国专制主义的特征，这样做势必激发国内要求扩展自由与民主的呼声。1916年，威尔逊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给予了小心谨慎的支持，从而赢得了12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中的10个。当美国进入一战后，卡丽·凯特和传统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充满热情地参加支持战争的活动。与此同时，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新的妇女活动家，在爱丽斯·保罗的带领下，组织了全国妇女党，采用了许多老一代选举权运动者很不以为然的激进对抗战术，要求获得选举权。保罗将威尔逊与德国皇帝比较，焚烧了总统的演讲稿，并在一群跟随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镣铐锁在白宫周围的栏杆上。最后，她为此被判了七个月的监禁。妇女在战时的爱国主义行动，加上公众舆论对保罗及其同志在监狱中受到的迫害的普遍谴责，迫使政府全面地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1920年，数十年的斗争终于以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结束(这条修正案使美国成为第27个准许妇女投票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争取新移民的支持，联邦政府制作了大批爱国主义的宣传张贴画，其中的许多画使用了自由女神像的画面。一份意大利语的张贴画宣称：“食物将赢得战争”，敦促那些刚抵达美国的新移民“要寻找自由”，不要浪费面包。

然而，正是在广大的黑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点燃了最高的希望之火。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三个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而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耸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

黑人领袖们一直在寻求一种重新点燃美国人追求平等的热情的策略，这种追求在重建时期曾经短暂但极其明亮地燃烧过。但没有人像学者和社会活动家W. E. B. 杜波依斯那样，对黑人的自由问题和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思考。“在我的一生中，”杜波依斯后来写道，“我始终痛苦地意识到为白人所享有的美国自由与连续不断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对立。”1906年，杜波依斯协助组织了尼亚加拉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的传统。杜波依斯在这个运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每一项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在我们得到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我们的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五年后，他与一群白人改革者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协进会发起了为争取实施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长期斗争。

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安全之地，美国政府不如应该首先“把南方变成黑人能够安身立命之地”。但黑人报纸都表示支持战争，坚信黑人士兵的参战会帮助瓦解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尽管当时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将内战时期的黑人士兵丑化诬蔑到了极点)。杜波依斯本人也在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中的社论(后来被复印广为传播)中呼吁美国黑人“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报名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军队，帮助把我们自己的美国变成一块真正的自由人的土地。这样的希望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部也激起了强烈的回应，战争的到来也引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更大的、组织得更好的“双重胜利”运动开了先例。如果黑人能紧密团结起来，一位得克萨斯州基尔德尔小村庄的牧师说，他们必须要“打一场就在家门口旁边争取民主的战争”。

战争引发的社会变革也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结构。由于战时生产量的提高和欧洲移民的中断，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作开始向黑人工人开放，从而导致了一场从南部向北部的黑人大移民运动。到1920年时，大约有5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大移民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北部城市高工资的吸引(尽管黑人干的是体力和非技术工种)、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逃离南部暴力的威胁、分成制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和劳累以及对投票权的期望等。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动机都被黑人们理解成为是自由的要素，这是从他们独特历史经验的镜片中所折射出来的对自由的解释。詹姆斯·里日是在1917年从佛罗里达移居到芝加哥的，他当时想的是“找一个自由的州去居住”。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故事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意识之中。移居的黑人用一种启示录式语言来讲述第二次解放，跨过约旦或离开法老的领土，奔向圣地。一群从密西西比州来的黑人，在火车越过俄亥俄河的时候，竟然唱起：“我就要去迦南之地。”

大多数黑人移民是年轻的男女，如阿兰·洛克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新黑人》(1925年)的前言中指出的，他们都抱着“一种对机会的新期望，对社会和经济自由的期望”。即便是在1919年芝加哥那场血腥的种族骚乱之后，当该市种族关系委员会询问黑人他们在北方生活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时，几乎所有被问到的黑人都回答说：“自由。”但是，这场骚乱也是这一时期肆虐全国各地城市的暴力冲突中最恶劣的一桩，它充分暴露了黑人移民所遭遇的巨大失望、受到严格限制的就业机会、工会的排斥、强行实施的住宅隔离模式以及由于政治机器对城市政治的操纵而引起的对投票权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暴力的施用更到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仅1918年5月在佐治亚州一地就有11起私刑发生)，南部各地兴起了一场将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从当地驱赶出去的镇压浪潮。与此同时，就全世界非白人人民的利益而言，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个同盟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祭献在帝国主义的圣坛上。和会为东欧人民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对那些被威尔逊的顾问埃德华·豪斯上校称之为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和会却没有类似的行动。最后，同盟国对大英帝国的利益一点也没有触动，与此同时，却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获胜的英法之间进行划分。

巴黎和会使黑人深深感到被出卖了，这种情感影响到从杜波依斯到普通黑人在内的所有黑人。杜波依斯本人曾跑到巴黎，为殖民地独立事业奔走呼吁。杜波依斯在失望之下，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威尔逊“从来就没有想要把”美国黑人和世界上的非白人“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在北部的黑人居住区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度失望迅速激发了对由马尔库斯·加维发动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广泛支持，加维本人是新近从牙买加移民到美国的。对于加维派来说，自由意味着民族自决；他们要求黑人应该像波兰人、捷克人和爱尔兰人一样，得到一种国际上认可的民族身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加维在1921年宣称说，“我们渴望得到一种能把我们提高到与所有人处于同等位置的自由……这种自由将给我们带来最完全的实现我们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由其他人统治和控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的。”对于杜波依斯和其他公认的黑人领袖来说，加维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煽动家而已。但是，加维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充分证明了黑人社区中存在的那种被一战及其结果出卖了的感觉。萨瓦那的一位叫阿诺德·E. 格雷戈里的牧师说，“没有谁比黑人更全心全意地相信民主，”但他怀疑，美国会满足黑人“对美国自由的渴望吗”？

对于充满怨恨的劳工们来说，因为官方的宣传将爱国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起来，使他们感到一个崇尚社会正义和给予劳工经济权力的社会就在眼前。1917年，威尔逊告诉劳联说：“当我们在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必须保证除了其他事情外，劳工是自由的。”劳工对威尔逊的话非常看重——甚至比威尔逊本人料想的还要认真。如一位机械师指出的，政府自己“对世界宣称说，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与民主将在美国的工业中实施”。在一战期间，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500万人以上。还有更多的人集合在要求终止“工业奴隶制”的旗帜下。“人们可以听到解放者的脚步声，”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写道。希尔曼与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沉浸在一战所带来的对乌托邦的憧憬之中，他们的这种憧憬又为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进一步强化。“劳工将当家作主，全世界将自由解放。”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一个月里，沃尔特·李普曼宣称，为民主之战只有在“推翻普鲁士专制政府”之后才会结束。美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自己内部的暴君们——我们那些科罗拉多州的矿场主们、我们那些专制的钢铁工业、我们的血汗工厂以及我们的贫民窟”。停战之后，在1919和1920年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劳工抗议风暴接踵而至，风靡美国。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德国)皇帝”，强烈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控制严密的纺织区内，工人们涌向小小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从1919年起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要求“获得在家门口的工业解放”。一家工会报纸写道，美国工人对“自由如饥似渴”，雇主们“却把‘自由’这个辉煌的字眼从我们的语言中涂抹掉”，然而自由正是美国在欧洲浴血奋战所力图保卫的“精髓”。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里，一位公司主管在1918年警告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正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当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结束公司绝对统治权的要求。争取组织工会的斗争，一位矿工写道，是一场“为自由的斗争”。在堪萨斯州，1920年的一条法律曾禁止在关键行业进行罢工，以此来取代过去由一个“工业法庭”来解决的劳资纠纷的决议，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此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罢工。19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是亲奴隶制和反奴隶制势力较量过的地方。罢工者使用的语言—— “强制性的奴役”、“半自由和半奴役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想与内战时期的理想联系起来了。

战时民族主义、经济民主和自由的语言激发了这一时代最大规模的劳工暴动，即1919、1920年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在罢工的顶峰时期，约有36万5千工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新移民工人。如同他们19世纪的先行者一样，新移民到达美国时，把美国想像为“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享有信仰自由，享有经济上的机会，人们将从欧洲那种充满压迫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彻底得到解放。“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位波兰移民在写信回家时这样说道，“在这里，你不再是他人的佃农。”但钢铁工业的工作却背弃了所有这些期望。在战前，钢厂形同小型的专制国家，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工人们在其中面临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这种权力任意规定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并残酷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和努力。在战时，工人们蜂拥一般地参加“联合工会”，这个钢铁工人的工会在上一代人的霍姆斯特德大罢工失败后，遭到毁灭性打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气息奄奄的境地。随着停战而来的是钢产量的减少和削减员工，雇主也迅速恢复了反对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了什么去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一匹马和一辆篷车那样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如果说钢铁工人大罢工表现了由战争激发起来的对自由理想的追求，那么，这场罢工的彻底失败则标志着一个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工业自由思想的撤退为特征的时代的开始。

争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的要求和斗争被击败，这对于许多支持战争的进步主义者所抱有的理想是一种致命打击。1917年，伦道夫·伯恩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指进步主义者。——译者)对于战争的热情暴露了进步主义思想的阴暗面。他们关于重建社会的谈论实际上隐含着一套管理者态度，这种态度将民主的价值“贬低在技术的控制之下”。伯恩尼对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能够按“自由主义目的”来左右冲突的幼稚想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他预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壮大进步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而只能增加“美国生活中最不具备民主性的力量”。伯恩尼的精辟预测很快就应验了。无论政府的宣传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和动听，一战却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对公民自由最严厉的镇压活动。战争并没有为进步主义的胜利奠定基础，反而为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一个十年打下了基础。

也许正是崇高的战时官方语言导致了对持异见者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对于威尔逊和许多他的支持者来说，美国参战的目标是不言而喻地正确和正义的，一切反对这个目标的言论和行为自然都只能视作是对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背叛。自1798年的惩外治乱法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立法限制言论自由。1917年的反间谍法不仅禁止任何人从事间谍工作和阻挠征兵工作，同时也严禁可能妨碍军事成功的任何“不实言论”。显然国会拒绝满足威尔逊提出的对报刊的新闻检查权，但却给予邮政总监极为宽泛的权力，允其下令禁止任何反战出版物进入联邦邮政通道。次年，惩乱法又将任何怂恿对“政府形式”进行“蔑视、轻视、侮辱和毁誉”或鼓动干扰战争动员工作的言论和印刷品列为犯罪行为。随后不久，国会授权准允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外国人递解出境。有2000多人被指控违反了这些法律，有100多人被判罪，其中包括尤金·V. 德布斯，他因为一次反战演讲被判处了十年监禁。(在对他宣判之前，德布斯给法院上了一堂关于美国自由历史的课，从托马斯·潘恩的异见讲到废奴主义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们，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一次战争没有遇到过国内反对派的抵制。)许多的刊物，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印刷品，以及许多外语报纸，都经常因它们的“总调子”，而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什么具体的法律，而被禁止进入邮政通道。

许多民间团体也利用这种整肃镇压气氛作为打击国内反对派的武器。雇主们与政府狼狈为奸，击垮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实现了西部商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1917年9月，在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宽广的一个搜查命令的庇护下，联邦官员袭击了全国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办公室，逮捕了数百名工会领袖，没收了文件和出版物。镇压不同政见的运动在19191920年间的“恐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这场运动部分地是为了回应因俄国革命引起的社会冲突和战后出现的罢工浪潮。数千名激进分子遭到逮捕，数百人被递解出境，包括埃玛·戈德曼在内。“自由这个词”，一家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报纸宣称道，“已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谜。”

但是，更为极端的镇压却是由州政府来实施的。在战争期间，有33个州禁止举行游行活动或展示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这两种颜色分别象征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23个州立法设立了“犯罪性工联主义”的罪名，把那些鼓动用非法行动来争取改变政治或“改变工业(财产)拥有方式”的言行统统归入此类(这样，爱国主义便与维持经济现状和支持战争联成一个整体了)。一位名叫约翰·怀特的俄亥俄州农场主，因为说了一句德国士兵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屠杀与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之类的话，便被判处了21个月的监禁。使用德语成为那些支持战争的组织刻意打击的一个目标。在衣阿华州，威廉·L. 哈定州长签发了一个州长文告，要求在学校、公共场合和打电话时只能使用英语作为口头交流语言。他宣称，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使用一种非本国语言的权利”。明尼苏达州拥有一个庞大的德裔美国人口群体，工会活动也非常活跃，但该州在战时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工会活动，并建立起公共安全委员会，专门根除州内的不忠诚因素。在整个国家，演奏德国音乐受到禁止，学校的课程活动都需经过严格审查，保证它们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教师也被要求签署效忠国家的誓词。

如果战争及其结果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李普曼在1919年写道，那就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反对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他们，包括李普曼自己在内，对大规模地镇压公民自由的行动却表示了默认。令人更为熟悉的倾向是将战时的持不同政见与对国家不忠诚等同起来。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公民自由基本上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进步主义者往往将国家政府视为民主目的的代表，坚持认为自由来自于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而不是站在与社会隔离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活动。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对个人权利过于广泛的要求，是一种过度个人主义的症状，而后者正是他们所谴责的引起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进步主义者相信通过积极使用政府权力，社会条件可以得到改善；他们对法院以“自由”的名义推翻民选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对于在多数或政府暴政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却没有发展出一套连贯的防范措施。从劳联到《新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以及战争的支持者们，都把消灭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成是一个将劳工和移民整合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的一个必要前奏。这是他们希望出现的一种战后结果。

（待续）

（本文摘自《美国自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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