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的继承关系
论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的继承关系
一，司马迁的愤而著书：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④同样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
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
二，韩愈的不平则鸣：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出自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此文开始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 韩愈的一生，在致力古文实践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在古文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没有理论专著，但是从他给朋友、弟子的书信及其它赠序等作品中可以看到韩愈的文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关乎对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中诸因素关系作用的探讨和描述，是值得我们“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进学解》）的。“不平则鸣”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三，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到韩愈的志存诗书、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鸣的议论，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更进了一步。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诗所以能“穷者而后工”，不仅在于穷者能专一于文学创作和搜奇抉怪，更在于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于是“兴于怨刺”，“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穷”而专一精思，“穷”而“感激发愤”、“兴于怨刺”，文学创作上才会有成就。这就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论的内涵。在这里，“诗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首次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
欧阳修晚年还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他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还是认为士人之“失志”“穷居隐约”以及其“感激发愤”，是“穷者之言易工”的重要原因。这与他早期的论述基本是一脉相承的。
韩愈“不平则鸣”中的“不平”意思绝非仅指“不幸”，而是两者兼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报任安书》）的观点，就是后来欧阳修“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理论，也不如韩愈的观点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诚然，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忧患、痛苦是普遍的、长期的、绝对的，欢乐、愉悦虽有却是个别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这样的社会生活，个人际遇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的作品大多正是这类。生活在中唐时期的韩愈也不例外，封建社会时代的特点，加上自身“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的坎坷遭际，决定了他在创作实践上，就不可能只是欢愉之“鸣”，更多的是失意时“鸣其不幸”。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上，某些文学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当然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但往往也有其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而后人则会把这些文学理论和观点加以理解和传承，恐怕我们深入理解某种理论提出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完全把握它的内涵。文学如浩瀚海洋，无边无际，“愤而著书”“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说适为其一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