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明州_海上丝绸之路_与对外交往_陈晔

第14卷第2期2016年6月124语言剖析法学思考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JOURNALOF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NINGBORADIO&TVUNIVERSITY闫长红：石东洋等：张栩贤等：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角度探究二语习得试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及其完善舟山群岛新区法规体系研究Vol.14No.2

Jun.20162016年第2期

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交往

陈

晔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上海201306）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于东汉晚期开通，唐代为长足发展时期。唐代明州海上贸易随造船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拓展，明州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唐开元明州建州，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州治从小溪迁来，使宁波升为州域的行政中心，明州港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成为唐代的四大名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同时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海上丝绸之路”。

【关键词】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24（2016）02-0123-05

一、绪言

丝绸之路，原指古代横贯东西方的陆上交通道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开始用“丝绸之路”来称呼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由中国通往西域的著名商道。除陆上通道外，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和铁器等通过海上交通线，即后来被称之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19世纪末，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Chavannes）在其专著《西突厥史料》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1957年，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InternationalSymposiumontheHistoryofEasternandWesternCul-turalContacts），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日本国家委员会（JapaneseNationalCommissionforUNESCO）对古丝绸之路做出科学的评价，指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有三条路线：丝绸之路草原线（theSteppeRoute）、丝绸之路绿洲线（theOasisRou-te）和海上丝绸之路（theMaritimeRoute），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导。在1967年出版的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来逐渐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1]。“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涉及东西方通过海洋进行的国际性交往的方方

面面，包括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历史、地理、移民等，其领域十分广泛，内涵极为丰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2]。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于特定政治经济背景，其兴起是东西方先民互为推动、双向努力的结果[3]。

宁波（本文所论宁波包括宁波市区及旧宁波府属所辖的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南田七县——作者注），简称“甬”，位于我国海岸线中段，浙江宁绍平原东端，即东经120°55'至122°16'，北纬28°51'至30°33'，位于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前方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后方为四明山和天台山环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港阔、水深、波平、浪静的天然良港。宁波是我国最早进行海上活动及对外贸易的地区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发展最持久的对外贸易港之一，从秦朝开始发展，直到明清，长盛不衰[4]。宁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证明宁波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代，宁波名“鄞”，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鄞、鄮、句章三县，唐代明州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０５

【基金项目】上海海洋大学校２０１５年海洋科学研究院开放课题“中国海商文化的历史文献研究”（编号：Ａ１－０２０９－１５－１００１３）规划项目成果；上海海洋大学校专项基金（人文社科类）“沿海城市产业空间分布研究－－基于与内陆城市的比较”（编号：Ａ２－０３０２－１５－５０００８０）规划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陈晔，男，浙江镇海人，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文化及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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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以后，宁波跨入实质性的开发阶段[5]4。唐长庆

元年（821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城之始。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取“海定则波宁”之义，改称宁波，一直沿用至今。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台道，驻宁波。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城区为宁波专署驻地。1983年撤销专署，实行市管县体制。1986年宁波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计划单列市。1988年3月批准为有制订地方性法规权限的较大的市。1994年宁波发展为中国副省级城市。

“海上丝绸之路”，跨越浩瀚大海，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中外人民的友谊，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宁波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一般认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东汉晚期，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元，后续发展于明清。因此，宁波自古以来不但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商品流通的大埠，而且还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6]。

二、唐代明州地区海上商贸往来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于东汉晚期开通，繁荣鼎盛于宋元，唐代为发展时期[2]。唐代明州造船技术得到发展，海上贸易的商品更加丰富，海上贸易的路线得到拓展，明州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海上贸易船只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为明州造船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隋唐时期明州造船业已发展成为国内同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唐以后，明州造船业迅速崛起，当时的船场已能建造25-50吨的海船，商船能载客40-60人，船速快质地牢固且能经受风浪，船舶性能显著较高。1974年至1978年，宁波市区和义路一带发现唐代文化堆积地层，在城外临江面获得造船场遗迹一处[5]237-238。《太平寰宇记》卷98谈到明州贡中有“舶船”，这是江南地区贡船的唯一地区，表明唐五代时明州的造船业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准。长崎县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有17世纪末年《唐船之图》，该图为日本现存最早描绘唐船的图画资料，图中共有船只11艘，其中的明州船有龙骨，在波浪中前行[7]。

（二）海上贸易商品的丰富

江南明州、越州等地是我国青瓷的主要产地，学术界将其称为“越窑”，是我国瓷器史上第一座名窑，越窑窑场遍布明州，尤其今慈溪上林湖一带[5]9

。从国外发现的瓷器产品年代断定来看，中唐以后，尤其在晚唐五代时期，江南瓷器大规模外销海外。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大量江南瓷器产品输出日本。在日本发现的中国瓷器遗址中，能明确认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新罗商人从唐代初年就已经将越窑的一些产品运回国内和日本，在朝鲜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灯碗、四系壶、六耳壶。瓷器作为商品，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和南亚等地，甚至到非洲。19世纪起，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底比斯、库斯、库夫特等地都先后发现中国瓷器，其中以越窑青瓷碗最为丰富。在埃及古都福斯塔特，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发现600多片青瓷，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中说它们大都是9世纪左右的越窑产品[7]。

从宁波港流向海外的除陶瓷外，还有典籍、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2]。林士民认为9世纪以前，唐朝与新罗以官方贸易为主，新罗使者通过朝贡回赐，从唐朝获得金银制品、绢织品、书物、药品等。9世纪以后，商帮组织起来的商团取代官方贸易。《新唐书》等唐代文献中记载：新罗豪商张保皋，来往于唐朝和新罗、日本的沿海，“贸易船直接到了明州”，把新罗的土特产运到江南，而将江南的商品运回新罗和日本。9世纪末，百济、高丽国循着张保皋的线路，又多次派出商团到明州港进行交易[7]。

（三）海上贸易路线的拓展

从地理上来说，自百济由陆路到北朝的都城平城、洛阳、长安等地，必须经过高句丽到辽东，经辽西入关，再走向以上各城市，长途跋涉，十分辛苦。高句丽拦截百济到北朝的陆路交通，如北魏显祖派使者邵安往百济，“安等至高句丽，（高句丽王）琏称昔与（百济王）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当时陆路不通，海上交通却颇发达，由百济乘船到长江口或钱塘江口，便是当时海上的一条通道。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说：“案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为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8]

中日之间的海上交往发生甚早，早期的中国移民曾凭借原始的航海工具，以漂流方式抵达岛国日本。南朝至隋，日本人来中国，走的一直是海道北线。唐代中日间的海上航路，除北方仍沿用北路北线和北路南线外，由于地域政治等关系，还开通以明州港为中心的“南路南线”和“南路北线”。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也就是说，唐朝中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与日本关系紧张，日本不得不放弃北路，采用南路航线，第一次明确地将明、越两州作为靠泊使船的目的港。唐代中期开辟的“南路南线”，通常从难波的三津浦濑户内海抵达筑紫大津浦（即今博多），然后经过南方的奄美大岛附近，横渡东海，抵达明州、越州的沿海港口，航程虽然比北路短些，但风浪的险恶远胜于北路，每次遣使船舶中几乎都有船只遇险覆没。但日本统治者执着于学习大唐文化，不惜对那些逃避渡海入唐者处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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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荒岛，唐代后期，经过航海家的不断探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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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北线”最终取代“南路南线”。

除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外，明州还与阿拉伯、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建立海上交通往来。江南与印度从汉代就有航路，此时继续畅通；阿拉伯人与中国的南部一直有交通往来，随着对福建、岭南等地海上交通路线的熟悉，阿拉伯人开始北上江南。此外，江南地区还与非洲的一些沿海国家有交通往来，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及等沿海地区时有发现唐朝的瓷器遗留物。唐咸通三年（862年），南蛮攻陷交趾，朝廷雇商船从海路运粮，该事件表明从江南出发，往南和交趾已通航，往北则可到登、莱、青诸州，继续向北可以到达辽东。泛海南北贸易在当时已十分常见，杜甫的“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7]。1997年初，浙江省宁波市考古研究所在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古代波斯釉陶残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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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与海外诸国文化交流又提供确切的实物依据。

三、唐代明州地区海上人员往来

唐代明州的对外交往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以日本遣唐使与朝贡贸易为主，第二阶段以民间商团为主[9]。日本遣唐使不仅来唐学习，也带来大批物资从事贸易活动，大批唐代物品进入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遣唐使逐渐进入尾声，随着明州造船技术的提高、陶瓷技术的突破，明州港对外贸易自发性增强。

（一）日本遣唐使

唐代繁荣昌盛，声势赫赫，恢宏博大、雄浑壮美的文明硕果，散发出无穷的魅力，遣唐使便是日本向大唐学习先进文化的高潮。特别是大化政新之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急切需要学习和借鉴大唐的制度和文化，朝廷派遣遣唐使也更为积极。明州港在汉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作用独特，是汉文化输出的主要通道。唐时的明州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已成为浙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仅在老城区就有国宁寺等13处寺庙，市郊还有天童、阿育王等著名的寺院。日本遣唐使最澄，贞元二十年（804年）入明州，在天台山留学后，归国时还从明州带去一批经书文物，在日本比氰山延历寺创建天台宗，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发源地。遣唐使制度停止后，日本官方入唐以头陀亲王入唐为典型。亲王不但要明州著名造船师张友（支）信亲自打造大海船，而且还要这位大唐著名航海家亲自驾航。在“南路航线”中快速、安全地航行到达目的地后，得到明州官府的热情接待[2]。

（二）商人往来

在“朝贡”贸易发展到“商团贸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大唐、新罗、日本三国为主体的东亚贸易圈。唐明州港、朝鲜半岛莞岛港（清海镇）、日本博多港（博多津）是当时东亚贸易圈中三大贸易港，以新罗张保皋商团和明州李邻德、李延孝、张友（支）信等海运商团为主，沟通三国贸易。《宝庆四明志》卷20《神庙》云：“洋山庙，东北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其事虽属无稽之谈，但宁波近海地区的外贸商船来往频繁从中可见一斑。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明州是“海道辐凑，南接闽广，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已是如此。在唐朝沿海经商时，新罗张保皋直接率船队到达明州望海镇[7]。唐会昌二年（842年），李邻德驾驶贸易船自明州港启程去日本。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二十日，张友（支）信的商团贸易船，由明州望海镇启程，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日本肥前值嘉岛那留浦。大中十二年（858年）九月十三日，张友（支）信商团贸易船从日本起航，七日后到达明州港[5]246。在日本的博多港与值嘉岛港还保存张友（支）信驻地的城堡、祭祀堂、水井、码头等遗址和遗迹。在博多鸿肿馆遗址有遣唐使船舶的舶寄地碑刻、古航塔，以及遣唐使、商旅使用的井以及张友（支）信商团打造的大型海船、经营海运活动的遗迹等，在遗址中还出土大量从明州运去的唐代越窑青瓷和长沙窑彩瓷[2]。

新罗国商人沿着张保皋所开拓的足迹，通过明州港在浙东留下新罗礁（航标）、新罗村（象山）、新罗园（国清寺）、新罗山（葬地）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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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史迹。到五代时，更多新罗等国商人到明州，他们大多在东渡门内一带活动，与后来的高丽商人共同居住在镇明岭一带。《宝庆四明志》记载：“新罗吞山，（在象山）县北七里。曹旧相传，新罗国人尝泊舟于此。”[11]189这些都是两国人民在开拓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见证。

吴越国时，杭州有波斯商人从事经商活动。忠懿王妃孙氏“常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簪，偶出示舶上，波斯人曰：‘此日本龙蕊簪。’遽以万二千缗易去”。明州地区也有波斯商人，而且数量众多，主要活动在东渡门内，人们后来将波斯商人居住区称为波斯巷[7]。1997年在宁波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9世纪波斯釉陶残片9块[5]209。

四、“海上丝绸之路”与明州城市发展

港口是城市的重要资源，是多功能的基础设施，是城市工业、商业、金融业及其他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港口的区位条件决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市作为港口的载体，与港口之间形成有效的联动，形成良性互动。港口城市的历史大多是一部“城以港兴”的历史。通过海陆交通网络，港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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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直接参与国际分

工和国际贸易。与内陆城市相比，区位优势使产品市场得到拓展，同时促进运输规模经济的实现，刺激产业兴起以及人口纷纷向港口聚集，推进城市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城市是港口正常运转和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城市的管理服务功能、政策机制和文化氛围，为港口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促进港口功能的提升。腹地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为港口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12]。

中国的海岸线大约以长江为界，南北有异。北方主要为泥质海岸，岸平滩阔，潮汐左右横流；南方主要是石质海岸，水深岸陡，潮汐上下涨落。由于两地地质差异，海船因此构造不同，北船平底吃水浅而南船尖底吃水深，宁波成为长江口附近一处转运港[5]203-204。优良的港口是宁波最大和最宝贵的优势资源，唐代明州城凭借港口优势，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开拓出对外交往的新局面[5]4。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唐代明州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秦代，宁波地属会稽郡的鄞、鄮、句章三县，隋代时三县合并为句章县，唐武德八年（625年）改为鄮县，县治建于小溪（今鄞江桥）。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县划分为慈溪、奉化、翁山（今定海县）、鄮县四个县，立明州以统之。唐大历六年（771年），迁建于奉化江、余姚江、甬江的汇合处——三江口（今老市区内），这是宁波成为县城政治中心的开始。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州治从小溪迁来，使宁波又升为州域的行政中心，在今市区鼓楼一带修建有子城[4]。为适应人口聚居和社会活动的多样化需要，以及发展海内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需要，围绕着城市街道、桥梁交通、码头设施、寺庙建筑等，开展一定规模的市政建设[5]195-196。唐代三江

口一带成为舟舶聚集之地方，东渡门到姚江边的渔浦门，沿江建有海运码头，向西沿岸地方为船舶修造场[5]201。明州城市中心的变迁，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对明州城市发展影响的最好例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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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SilkRoad”&Sino-ForeignRelationsofMingzhouduringTangDynasty

CHENYe

(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ResearchCenterforOceanCulture,

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

)

“MaritimeSilkRoad”referstothemaritimeroutefortheeconomicandculturalexchangesbetweenancientChina

andtheotherpartsoftheworld.“MaritimeSilkRoad”wastheinternationaltradenetworkconnectingaseriesofseaportsbetweentheEastandtheWest.Ningbo“MaritimeSilkRoad”beganinlateEasternHanDynasty,prosperedinSongandYuanDynastiesandunderwentrapiddevelopmentinTangDynasty.ItwasinTangDynastythatshipbuildingtechnologyadvanced,typesofgoodstradeddiversifiedandmaritimetraderoutefurtherexpensed.ThePortofMingzhouenteredanewhistoricalperiodofdevelopment.MingzhouCountygotitscountyhoodin738.ThegovernmentofMingzhouCountymovedfromXiaoxitoNingboin821,soNingboupgradedtotheadministrativecenterofthecounty.Mingzhou,alongwithJiaozhou,GuangzhouandYangzhoubecamethe"FourFamousPorts"ofTangDynasty.“MaritimeSilkRoad"promotedtheurbandevelopmentofMingzhouinTangDynasty,whiletheurbanizationofMingzhoufurtherdeepened"MaritimeSilk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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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zhouinTangDynasty;"MaritimeSilkRoad";Port;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