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咬苹果

　　去年，小米手机在中国的销售量为720万台，销售收入达到126亿人民币（合21亿美元），而苹果在全球卖出了1.25亿台智能手机，销售额1570亿美元，收入约800亿美元。但自2010年成立以来，小米公司的增长速度很快，最近一轮融资的估值为约100亿美元，比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花的钱还多。投资银行Rutberg分析师 Rajeev Chand表示，小米因此而成为有史以来最被风险投资看重的15大手机初创企业之一。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数据，小米2013年第二季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5%，首次超过了苹果。 　　但曾经任职于微软和谷歌的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却说：“我们从没把自己跟苹果比——我们更像亚马逊。”小米通过网站直接向消费者销售手机，而不使用运营商或零售商这两大传统渠道，这同样有助于降低售价。最重要的是，小米的商业模式是向用户销售服务，就像亚马逊一样——以低价销售Kindle阅读器，然后通过出售电子书来赚取利润。小米的想法是在用户使用手机的过程中赚钱，而不是通过销售硬件赚钱。 　　林斌指出，小米采用了典型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先做大用户群，然后逐步变现，就像谷歌和Facebook那样。销售游戏、壁纸和虚拟礼物听起来似乎不太赚钱，但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已经为虚拟商品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中规模最大的腾讯去年的虚拟商品销售额高达50亿美元。 　　小米的另一独特之处是对用户反馈十分开放。苹果公司对手机的态度极度专制，不仅限制用户定制，而且始终认为自己的理念无人能及。小米则更看重用户的意见，每周都会升级基于Android开发的MIUI固件，以回应用户的建议。某些情况下，小米甚至会通过微博邀请用户投票，以便对特定功能是否应该添加到手机中做出决策。 　　当苹果公司开始挖掘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潜力时，小米却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最近挖来了谷歌Android产品开发主管雨果.巴拉，让他负责为国际市场开发新品。然而，小米和中国其他公司之所以能够销售那么多游戏、应用和插件，中国政府的扶持功不可没。这对小米提供的替代服务起到了帮助，但当其走向海外，这种优势就将消失。 　　印度的“大姨妈”生意 　　在印度，约3亿的女性在来月经时不用卫生巾，而用抹布、干树叶或报纸。根据市场研究公司AC尼尔森的数据，70%的印度女性用不起卫生用品，即使买得起也不好意思去药店从男店员那里买。 　　后果很严重：印度青春期的女性每年因此有50天无法上课，其中23%的女生因月经而退学，职业女性则因此降薪。面对这个问题背后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很多社会企业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们开发出一种机器，能以农业废料如香蕉纤维、竹子、水葫芦纸浆等作为原料，低成本地生产卫生棉，每台机器每天产出1600—2000个棉垫，比大众市场上的品牌产品便宜40%。 　　为绕开令女性反感的分销渠道，Aakar公司直接将机器以25000卢比的价格一次性出售给某个女性群体——有女推销员到村子里将成品挨家挨户地推销。销售地点则分布在女性用品商店和美容院等地。Aakar希望通过售卖原材料和机器获取利润。 　　这并不是一个很创新的想法，但Aakar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产品“符合西方世界的标准并能够和全球品牌竞争”——致力于帮助女性就业的荷兰咨询机构“女性之翼”，在调研了印度四个邦的卫生巾市场后，决定帮助Aakar成长。 　　在Aakar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尽管面临种种挑战，规模达135亿卢比的卫生巾市场在印度快速增长，包括宝洁在内的跨国巨头也在很多市镇建立了公司，但只有25%的女性用它们的产品，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绕开中间商并利用现有的农村零售网络，令Aakar有信心在未来五年内赢得600万消费者并为11000名女性提供直接就业机会。 　　但是很多类似的企业曾经失败了，原因是缺乏受标准化训练的女销售员，Aakar的解决方法是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合作，后者可以负责制造和分销，并在专题研讨会及村落月度聚会上，通过咨询当地医生和医疗保健工作人员的形式，提高人们使用卫生巾的意识。（插画/基礼） 　　试着分享 　　上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人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而消费往往也代表拥有。然而近来一些新兴的企业想要打破这种消费和所有权一体的模式。一些租车公司如Lyft、Sidecar以及UberX，自己没有车，但是有很多注册车主，你需要搭车时，可以使用它们公司的APP，在你附近找到司机。这种商业模式被称为“分享型经济”。 　　就在两周前，提供租车服务的UberX公司透露，它已经筹集了超过2.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这笔钱大部分来自谷歌。在这投资背后是一个明智的想法：充分利用闲置的资源市场——每辆车平均每天只开一小时，很多工人有技术和时间却没活干，如果你能帮这些闲置资源联系到需求，就不但减少了浪费，还建立了一个更有效率的系统。 　　在过去这很难做到，因为交易成本很高，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或可信赖的人并不容易。但现在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卖家和买家很快找到彼此，并可以互相评价，形成了“分享型经济”的商业模式。 　　分享型经济也有助于提振疲软的经济。人们在面临大笔预支款时会很谨慎，并倾向于将他们的时间和设备货币化。并且，在年轻人的观念中，消费和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严丝合缝。千禧一代对拥有一辆车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感兴趣了，对一些东西来说，“租”可以胜过“有”。而且，也是为了省钱考虑。 　　但分享型经济仍面临不少障碍。最明显的就是监管。城市中都有关于控制司机、车辆、机票等的精致规则，旨在保护既得利益及消费者的安全。这些分享型企业目前规避了其中一些规则，而一旦它们愈加完善和成熟，也可能不得不被纳入到相关机构的监管范围下。 　　另外，“分享型经济”要求从业者就像一个微型企业——UberX只是个代理，司机不受雇于任何人，都是独立承包商，没有老板，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而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些从业者们没有福利和稳定的工资。 　　警告的“间隔”效应 　　抽烟或服药会给人的健康带来高风险，但是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却表明，有时警告的标签反倒可以增加产品的吸引力。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在消费者获取警告信息和决定购买或评价产品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警告反倒会建立信任，因为加入警告的广告，会让消费者认为卖方是诚实的。而且信任会随着时间推移递增，同时警告的效应却在逐渐消失。 　　在一个实验中，我们将71名抽烟者分成两组，给他们看一则香烟广告，并问他们是否愿意购买。其中一组参与者看到的广告中有警告“抽烟有害健康”，另一组则没有。同时，每组中有一半人被告知，香烟在一天内就可以买到（“不久的将来”条件），另一半则得知，要买这种香烟得等三个月（“遥远的未来”条件）。结果，在“不久的将来”条件下，警告是有效的，参与者对香烟的需求减少了75%，而“遥远的未来”条件下，警告适得其反，看了警告的参与者反倒比没看的多要了493%的香烟。 　　在后续的一系列关于甜味剂、防脱发药物等的实验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若让人们看到广告两周后就对高风险产品进行评价，警告会起作用；若时间过了一年，人们仍然会选择购买这些产品。 　　如果想要弱化警告带来的威慑效应，就应该考虑设置适当的时间间隔，而不是简单地把警告字体缩小。事实上，后者反而会引起消费者怀疑和反感，从而影响销售。而如果希望真正提醒到消费者产品的风险，就应该在产品发布之前不久就反复而准确地传递警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