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

　　她原名邓贞子,这个十足的女性化的名字,伴随她度过了从女童到少女的花季岁月。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大地的炮火,迫使她放下书本,走进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从此,广州知识女性中少了一位淑女,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却增加了一名女战士。邓贞子变成了邓戈明(意为为光明而战)。

　　1938年10月,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广州城时,刚从中山大学毕业、入党未满一年的邓戈明,按照上级指示,义无返顾地奔赴敌后,宣传组织群众,坚持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战争。她化名邓青云,先后担任中共顺德县委妇女部长、恩平县委妇女部长。据邓戈明自己回忆,她是当年11月到恩平的,那时恩平县中心支部有4个党员,紧接着成立中共恩平县工作委员会。她到第三区(圣堂区)一个小学当教员,首先深入到君堂村的女屋,与当地女青年同住,发展两个姑娘加入了共产党,建立起中共恩平县第一个妇女党支部,并通过女党员和进步分子,发动与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参加抗日。1939年3月8日,她们在江洲小学召开全县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宣布成立“恩平县妇女抗敌同志会”,邓戈明被选为主任,会员有200余人。恩平县的募捐、支前、慰问、伤兵护理等抗日工作,很快搞得热火朝天。

　　1940年3月,她调任中共赣南特委妇委书记,改名阿秋,与时任国民党赣南专员的蒋经国明争暗斗,培训了大批抗日骨干。

　　1940年冬,她调到粤南省委任妇女部长,并兼任组织部干事,密写和收藏省委文件。省委机关设在九龙,书记梁广安排她与宣传部长石辟澜假扮夫妻,租了一间10来平方米的小屋居住。不久,经组织批准,他二人正式结婚,假夫妻成了真夫妻。这一年,她27岁,石辟澜31岁。由于地下党经费紧张,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石辟澜患有肺病,下午往往发烧,还时常咳血,但仍然早出晚归,带病坚持工作。作为妻子,她无法为丈夫增加营养,只能尽量为他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将宣传部秘书工作也兼起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爆炸声中,他们那间高居于五楼天台上的小屋玻璃被震碎。一颗炸弹落在隔壁楼上,死伤了七、八人,被炸飞的一只断脚在阳台上微微颤动,惨不忍睹。从睡梦中醒来的邓戈明,首先想到的是她所收藏的那些省委文件。如果文件被爆炸气浪掀飞到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对夫妻细心地将全部文件一一烧毁。在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中,地下党烧毁文件的火苗与侵略者轰炸民房的弹光交织,映衬出的是两位青年共产党员的坚毅脸庞。

　　日军占领九龙后,省委书记梁广和石辟澜、邓戈明等人都偷渡到香港。香港随后沦陷。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工作委员会及粤南省委,要倾全力营救滞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石辟澜告诉邓戈明,省委决定让她偷渡回九龙,与留在那里的组织部长王均予取得联系。石辟澜嘱咐再三,他心里当然清楚妻子此行的高度危险性。日军汽艇不断在海上游戈巡逻,用机关枪封锁海面,偷渡如被发现,必将尸骨无还。所幸的是,邓戈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天就返回香港,报告了九龙方面的情况。后来,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南委的领导下,自1942年1月5日开始,分批秘密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戈保权、乔冠华、金山、千家驹、廖梦醒等人,都是经地下党和港九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通过秘密交通线分批护送到安全地带的。

　　1942年1月中旬,邓戈明奉命与丈夫偷渡离港转移到梅县。丈夫自此化名余清。因党内出了叛徒,丈夫奉命于这年年底撤退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此时她已怀孕在身,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夫妇俩商定孩子出生后即送给老百姓抚养。1943年夏初,通过地下党联系,她抱着出生43天的儿子,在送养契约上签字画押,儿子自此终生成了张姓人。她只身赶到重庆,获知丈夫已跟随周恩来行进在驶往延安的汽车上。她在重庆红岩村与吴南生(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等三人一起,学习整风文件。一年后,才到了延安。

　　在延安,夫妇俩同在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春天,她生下女儿,依丈夫的化名,取名余小青。小青四个月时,内战爆发,她和丈夫离开延安,带着孩子随军转战,历时半年之久,到达全国内战的中心冀鲁豫解放区。他们本来是路过这里准备调回南方工作的,却因内战滞留在此,便一起要求下基层锻炼。经当地党组织安排,他们参加了河南省南乐县的土改斗争。1947年夏天,丈夫报名随刘邓大军南下,临别时,他深情地亲了亲女儿的小脸蛋,朝她挥挥手,向南方走去。七八月间,丈夫接连写来两三封信,此后就如断线的风筝,再也接不上线头了。一年后,有人告诉她,她丈夫早在去年11月初就牺牲在大别山了。她擦干眼泪,在南乐县领导土改,拥军支前,担任了县委宣传部长。情况紧张时,母女风餐露宿,相依为命。

　　1948年冬天,她调到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参加全国妇联的筹备工作,她是全国妇联筹备委员会21名常委之一。解放后,她担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中共华南分局妇委秘书长。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21日,叶剑英率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进驻广州市,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30日,正式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书记的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她担任广州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她是全国解放初期华南地区及广州市妇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50年6月,邓戈明调任中共广西省委妇委书记,她又是第一任广西省妇联主任。她女儿小青六、七岁时,因在妇联院子里长大,只会喊叔叔,却不知“爸爸”是咋回事。为了搞清“爸爸是什么”,小青甚至跟着几个小朋友专门去“现场参观”别人家的爸爸,回家就问妈妈:“每个人都有爸爸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紧接着的问题是:“妈妈呀,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呀?”邓戈明生气了:“你怎么没有爸爸!你当然有爸爸!”女儿从未见过妈妈发这么大火,吓得抹眼泪。邓戈明的心被刺痛了。第二天,她对同事说:“我又梦见他(指丈夫石辟澜)回来了,浑身是血……”

　　锥心之痛,使她下决心找回失散多年的儿子。1956年她调到北京后,终于将儿子接到北京读书,后来又将张家那位孤苦的养母廖氏也接到家中。从此,她的家成了一户多姓家庭。两位母亲姓邓姓廖,一儿一女姓张姓余,惟独没人与那位长眠在大别山冈峦上的父亲同姓。妻子没有丈夫,儿女没有爸爸,是这户多姓人家永远无法弥补的情感缺憾。1981年,著名作家秦牧据此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北京一户多姓人家的故事――缅怀石辟澜烈士》,此文曾被多家杂志转载,因为这不是作家的杜撰,而是万分感人的真实故事。

　　邓戈明的儿子张鸿兴告诉我,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他父亲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而且今生今世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父亲了,但认识他父亲的人都说他长得极像父亲。吴南生叔叔在提到他父亲时说:“石辟澜很清秀,的确是个美男子,很斯文,个子比较高,说话很慢,很和气。”他虽然对父亲没有任何感性印象,却能时时感受到母亲对父亲的怀念,历久弥坚。解放初实行工薪制时,母亲的工资就定为行政十级,几十年未升过一次。但每个月发了工资,她都以丈夫的名义给年迈的婆婆寄钱,直到1961年婆婆以75岁的高龄去世,尚不知她那聪慧的长子早已离开人间。她的女儿余小青对我说,上世纪50年代,她母亲到南京出差,专门到雨花台烈士陵园拣回几块雨花石,泡在玻璃杯里,摆在书桌旁,以寄托对丈夫的哀思。

　　我是1986年5月见到邓戈明这位革命老妈妈的。在北京市那幢中国地质科学院宿舍楼中,她对我讲述了她与丈夫石辟澜的相识、相知、相恋、相思……我当时还不知道,她已患有肠癌,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在石辟澜烈士牺牲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从余小青及石辟澜烈士胞弟石泉安手里,收集了这位革命老妈妈解放后的一些照片。看着照片中她那挺拔的鼻梁、坚毅的嘴角,我心中反复回响着一句话: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