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吗

——论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传统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在此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的做事风格来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靠一个人或少数一些人是不行的，它是国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改革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并非一个或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这就得有一大批同样具有实干精神的且很有才能的人可以用。如果没有这样庞大的人才群体，依靠少数几个“英明领袖”，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

历史证明，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政治动乱以后，还是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跟邓小平一样，做事稳重、讲求实效、不事声张，在各自的位置上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国家的改革一点一点的推向前进。认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总能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层面发现这样的人物，从无例外。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此类人物都层出不穷。鲁迅曾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的便是这样一类人，不独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特有。

此类人物存在的数量之多、出现的时间之长、分布的空间之广，已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因素，哪怕从制度层面来解释也显得不够，应该从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文化层面来进行思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务实主义传统

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务实主义传统，注重行为的实际效果。这是此类人物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文化诱因。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即要关注现实的生活，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敬而远之。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能够促进道德教化、有益于世道人心，拿来用一下也不妨。这是非常实在的态度。

儒家学者的人生理想都是入世的，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了可以造福一方，自己可以名垂青史，从社会目标到个人目标都很现实，不怎么去想灵魂不灭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

即使是专制皇权，虽然带有君权神授的色彩，也不像上帝一般代表绝对真理。孔子对此语焉不详，孟子倒是很直接的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等。这些话长期载于官方经典，每个中国读书人从小就烂熟于心，被认为是比皇帝还要高一级的圣贤的思想。

在民间文化中，就更多了。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却被民间奉为英雄。陈胜吴广这种农民起义英雄，在《史记》里面，其传记被列入“世家”，与孔子一个级别。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地方军阀，发展到一定势力就登基称帝的数不胜数。武则天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她既非唯一，也不是最早。在武则天还在做皇后之时，就有一个叫陈硕贞的女人率众造反，称文佳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还出现过多次农村地区的居民“造反称帝”的闹剧，拉上几十号人就敢称孤道寡、拜相封侯。古代史上此类事件只会更多，只是规模太小，史所不载，或已失传。在天上当皇帝的玉皇大帝，在各种民间传说中也都被描述为昏庸无能、欺软怕硬的形象，其典型即《西游记》中的玉帝。显而易见，无论官样文章做的如何漂亮，民间并未把皇帝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有本事谁都可以当，且男女不限。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唯一的、永恒的、代表绝对真理的这样一个东西，也不提倡这方面的追求。对世俗生活的关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要有实际效果，成了这种文化下人们的行事准则。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义务就是要照顾好家里的父母老人，抚养子女长大成人，促进家族和睦兴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赢得社会的尊重。对政治人物来说，无论他是皇帝还是普通官员，如果在他治下能够保一方平安，人民安居乐业，他就会被歌颂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这种软约束从短期来看似乎意义不大，不如权利金钱这样的东西有诱惑力。但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每个人中国人在学习本民族历史的时候，就都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中国文化对世俗生活的关心程度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知府，姓陈，因为当地连续干旱，带领干部群众到土地庙求雨。求了一次，没有下雨。陈知府又求第二次，还是没有下雨，到了第三次求完，依然一滴雨也见不着。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天上下不下雨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跟求土地爷一点关系也没有。

按照西方文化对神的看法来说，人类所受的灾难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求来了要感谢神的恩赐，求不来要加强对自己身上的罪的忏悔——无论怎样不能说神作的不对。

但这位陈知府的反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他指着土地公大骂说：你一方土地，天天享受大家的香火，就应该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现在这么久天都不下雨，人民生活怎么办？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享受香火？于是下令把土地庙砸了，把土地爷扔进河里喂鱼。

这位陈知府的思路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迷信的，而是典型的儒家思维：他大致相信神灵的存在，而且可以控制天气变化，但对这种神秘力量并不盲目崇拜，之所以求神完全是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下雨好种庄稼，让老百姓有饭吃。如果能满足这个需要，就恭恭敬敬的供奉起来；如果满足不了，这个神灵的存在就是浪费资源、尸位素餐，应该取消神位，或者说有了控制天气的力量却不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就是严重失职，应予惩戒，以儆效尤。

把这件事和下面这则新闻联系起来阅读，更能体会其中三味：

彩迷未中奖 砸土地庙泄愤

人民网香港1月23日电 台湾消息：台湾基隆市有百年历史的土地公庙，昨天晚上乐透彩券开奖后被砸，“土地公”疑遭未中奖的乐透彩迷丢入溪中泄愤。不少今天上午前往参拜的信众十分气愤，指责彩迷“没道德”、“没良心”，连“土地公”都敢砸。

据当地信众说，该土地公庙已有百年历史，以前六合彩、“大家乐”盛行时，常有人到此求土地公保佑中奖。

一千多年过去，国家分裂了又统一、统一了又分裂，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台湾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土地爷还是又被砸了一次，又被丢进河里喂鱼了。原因也是一样：他没能满足人们的世俗需求。时间的、空间的、制度的变化，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中的神灵，是五花八门的。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世俗需求而存在：龙王和土地负责天气，送子观音主抓生育问题，财神分管经济事务，等等。现在有了六合彩，暂时没有专业神灵分管，大家就找土地爷临时代理。按道理这和财神爷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但是由于该土地庙历史悠久，大家还是找他——原来神仙也是讲资历的，资格老的即使不专业，也可以多管些事——总之就是很不严肃，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无可信其无的态度。

砸土地庙这种事情比较罕见，大家也不赞成，但对其的谴责是“没道德、没良心”，跟破坏公物的错误差不多，不是缺乏信仰，也不是冒犯神灵。至于知府陈奉，也没有因为砸了土地庙而受到什么惩罚，正史上对这个人评价还很高，说他勤政爱民。可见从人民群众、高级领导到历史学者，意见都很一致：砸了就砸了，尊不尊重神仙不是关键，关键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这种不约而同的态度是同一种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这就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人，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首先要照顾好妻儿老小，这是基本义务。如果他有更高的才能，不满足于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么他的追求就会是改善大家的生活，而不是强求将一种抽象的神圣的原则变为现实。按照这个原则做事的人，就会成为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一流的实干家。

二、生活在生活的事实中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种做事态度用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很难理解，成为东西方文化误解的一大根源。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十分神圣。受一神教观念的影响，西方学者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的宗教意识存在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可以分为很多等级：完全抽象的一神教是宗教信仰的最高形态，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样的宗教里，唯一的真神是纯粹的灵，没有具体形象，超乎人与万物之外；把神的形象按照人的样子来构造，然后进行偶像崇拜则是一种比较落后的宗教形态；至于多神教和拜物教，就更加落后，是人类意识在蒙昧时期的表现。

此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大部分原始宗教确实带有多神教和拜物教的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宗教崇拜逐步丢弃了具体而众多的神明形象，转而关注信仰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终极的真理、最高的善、生命的意义与永生等等。这些概念并不需要有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为载体，放弃了这些具体形象以后，信仰的本质反而更加突出和明白了。在这些方面，抽象一神教的优势，无可比拟。

但拿着这种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将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用此种眼光看，中国人的宗教实在是混乱的无以复加——纯粹的多神教加偶像崇拜加拜物教。要论神仙的数量，其它所有民族的神仙加起来也不定有中国多。中国人不仅到处供奉偶像，而且连百岁老龟、千年古树等年代久远的东西也被认为具有“灵性”而一并崇拜。按照宗教发育的层次来排列，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连非洲或是南美丛林里的某些原始部落都不如。如此推理下去，说中国人是没有灵魂的低等民族，似乎也顺理成章。

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是超乎多神和一神、偶像与非偶像的，其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字：无所谓。从原始部落的神秘宗教，到宗教革命后的现代基督教，都承认神是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人的生活必须服从神的安排，神圣的生活比世俗的生活更重要。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超乎于这个范畴之外的，因而也就不能用从多神到一神、从偶像到非偶像的模式来加以判断和分析。

几千年来，中国人和西方人就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一个生活于世俗世界，一个生活在神圣世界。中国文化并不反对宗教，但它在本质上不认为人死后的世界比人生活的世界更重要，不认为世界上有比让人生活得更好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不认为有超乎人性的判断真理的标准，更不承认有超乎一切的绝对真理的存在。

从另一个现象来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西方的文化传承是依托经典的，而中国的文化传承主要是依托于历史。很难想象一个西方家庭会没有《圣经》，但一个中国家庭里没有《论语》或者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部都很正常——就算有，大部分人也就放在那里基本不看或只是随便翻翻。

古代中国的底层人民除非是为了通过考试做官，一般也不怎么把《论语》《孟子》这些书太当回事。真正有影响力的是《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一类讲述历史故事的东西，其普及程度远远超过《论语》。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有读过这些书，也会在街头巷尾反复听到里面的各种故事。文化修养更高的中国人，则会努力阅读诸如《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书。现代人看不懂古文，时下便总有很多畅销的通俗历史读物，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读史有学问》、《易中天品三国》、《正说清朝十二帝》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没有中断的明证。

总之，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都普遍关心历史，而对抽象原则缺乏强烈兴趣；关心人的生活，而对神圣世界缺乏强烈兴趣。即便如《西游记》，也主要是传奇冒险故事，没有太多神圣的东西在里面，原本应该具有神圣意义的唐僧和佛祖，一个胆小怕事——动不动就吓得“跌下马来”或者向妖怪求饶；一个贪婪爱财——念一次经就要收很多黄金作为报酬，给少了还不高兴，咒人家子孙要受穷。近来兴起的“重读经典”的活动，从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意义不大。真正的中国文化经典应该是历史名著和文学名著，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其中。这些经典不用提倡，大家一直都在读，并不会忘。

说的更彻底一些，即使没有了任何经典，中国文化也不会消亡。中国人是生活于世俗世界的民族，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家庭责任，只要家庭不被消灭，一个中国人就会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这种文化也就将会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更重要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关心，其实又是出于人的天性，并非需要后天灌输的理论体系，因而一旦一个人在成人之前体会到了世俗生活的含义，终其一生也都很难彻底改变了。

那些远赴海外的中国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很少有人会随身带一本文化经典以便随时阅读。不像当年的欧洲殖民者，走到哪里都爱带着一本《圣经》。相反，中国人看起来很乐于改变自己的文化、信仰、语言等等所有东西，接受当地的任何文化和规矩，很好欺负、很少反抗，还喜欢搞内部斗争，彼此互相瞧不起，不会带来任何威胁。但中国人却在海外迅速落地生根。时至今日，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华人存在。中国人奇迹般的适应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并生存下来，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宗教的信仰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世俗的生活则很少有所差别，无非就是吃饭穿衣结婚生子而已。关注这些东西的人，很少会遭到某种文化非常强烈的排斥。

但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将看似柔弱且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完全同化：华人在任何一个异域社会都是一个特殊群体。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家庭的责任，家庭生活是中国人所最关注的世俗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外在的同化很难侵入到家庭日常生活的层面。

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对外人的同化力却极强。中国在历史上同化了几乎所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民族，包括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对于那些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中国人并不热心向他们传播自己的文化——这不是一种诡计，是真的没兴趣。普通中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只要自己的生活不受到干扰，他们对外人是如何生活的并不在意。这和中国人去到欧美国家，立即就会有人来想办法传教完全不同。

对待外人，中国人的普遍做法是请对方来吃吃喝喝一顿，然后各自回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如果有人能把汉语说得很好甚至还会来两句唐诗宋词，我们就会很高兴、哈哈大笑。但也就图个高兴而已，并不会想到要改造这些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如果有人想要学习中国文化，大部分中国人会含糊其辞——关于中国他们知道得最多的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好吃、什么地方的名胜古迹好玩。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

有一种常见的困惑：一个外国人如果和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情况，无论他怎么说中国人都会说：“你不了解中国。”但如果他反问：“那请你告诉我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情况？”那个中国人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情况，他们只知道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各种事实，如果外国人说的和自己所见所闻不一致，那他就会认为此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如果要他说出一个抽象的“中国”的情况，他也茫然无知。

——中国人不是生活在抽象的概念里，而是生活在生活的事实之中。

从人性来看，生活的事实最终将战胜抽象的理论——如果二者不相符合的话，这就是中国文化同化能力如此之强的根源。

对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就可以坚持他所信仰的任何东西。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以作者个人在欧美的生活经验，政府当然不会管这些事儿，但各种自发的宗教宣传简直无孔不入。虽然方法非常文明，诸如主动提供晚餐等福利来吸引大家参加教会活动，但传教者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有义务向外人积极传播，凡是不赞同这种真理的人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不仅没人主动上门宣传中国文化，如果外国人强烈要求主动学习，还得自己花钱想办法，不然没人管。作者本人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有几个老外到我们寝室来，主动搞联谊跟我们接触学习中国文化。同学们都很高兴，表示完全赞成，但主要目的是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的：不是有心推广中国文化，而是想找人练英语口语。

反过来看：如果有人违反自己宗教信仰中的准则，也没人会有意见——大家对此根本就不关心。很少有人能在完全没有外部干涉（赞赏或是压迫）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一些与现实生活不相关的原则，同样也很少有人能抵制住世俗的诱惑去吃喝玩乐，更少有人能长期坚持拒绝这样一些世俗观念：人生最重要的义务是孝敬父母和养育子女而非敬奉神灵——如果他是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话，那就更难了。如果把时间放宽到好几代人的时间，则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具有这种韧性，能够抵抗住中国世俗观念的侵蚀并继续保持其神圣内涵。

中世纪的教会与现代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都不能使其被同化，反而变得更加坚强起来，但到达中国的犹太人则会在这种汪洋大海一般的世俗生活中逐渐融化，直至几乎无法识别。在一神教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对此特别惊讶。所谓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除了在极少数狂热的年代里——比如文革，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而且，一个人今天信这个教、明天信那个教，或者声称全部都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倒不是说中国文化特别宽容或者什么的——我们没必要给自己戴这顶高帽子，而是中国人对宗教这回事压根儿就不上心。

正因为如此，用从多神教到一神教、从偶像崇拜到非偶像崇拜的脉络来分析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完全错误。

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可以概括为：你爱信什么信什么，跟我没关系。你想让我信你的教？可以，请问信这个教有什么好处？没好处？没好处谁信啊？

印第安人的后裔在总结当年西方殖民者的行径时候说：“他们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拥有土地。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拥有土地。”这一招用到中国人身上可不一定管用。

在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强迫中国政府同意传教士自由传教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并没有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即便在台湾和香港，教会的影响力也不那么大。反而在西方人原来的土地上，却挤满了拿着《圣经》的中国人，他们一脸的虔诚，并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荣，好像已经完全西化了。把这些《圣经》打开一看，里面写着一行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三、现世主义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

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非常尖锐。他说，把《论语》翻来覆去的看，里面无非就是人际关系那点东西。西方人不读《论语》、不崇拜孔夫子，但人家并没有“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还比我们稳定，社会文明程度相当高。而且，人家除了把人际关系搞好，还会别的：有先进的政治理论、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有高深的自然科学理论等等。这些东西在儒家经典里面可找不到。王小波还说：有一些中国学者喜欢惊呼西方文明出了大问题，有倒悬之急、累卵之危，需要中华文明去拯救。但人家明明生活的好好的，你非要想着先把人家“倒悬”过来，或者变成“累卵”，然后去拯救，未免有点自作多情。

作者以前在天涯论坛看到过一则针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其内容很不严肃，但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它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可谓刻骨剖心。评论者说：我也承认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些今天还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要孝敬父母等等，但它整个体系是落后的，里面没有人的基本权利平等这些现代文明的基础理念，而是主张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维护君主专制，跟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这就像一堆大粪，里面还有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黄豆之类的，确实还有营养。那现在有一盘精美的大餐摆在面前，想要的营养都有，我为什么要到这一堆大粪里面去找什么“精华”出来呢？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

这道精美的大餐，自然就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所逐步形成的西方现代文化。

这个非常粗俗的比喻与王小波的批判一样，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文化如果要想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靠人际关系那点学问是不行的，靠从古典文献里面寻章摘句，找一些今天看起来还能用的话也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证明自己在一些根本理念上有可以超越西方文明的地方。

如果不行，它就和非洲或南美的某些原始部落的文化一样，只具有研究价值。它应该像古埃及或古巴比伦文明一样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面供后世学者研究，把其代表性文物放进博物馆供人参观；或者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印第安人保护区的自治区域，让少数中国人在里面生活以作保存。总之，它应该被现代文明的主流所抛弃，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无论我们的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多么精深，如果不能正面回答这种浅显直白的质疑，中国文化就很难证明自身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

要回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对中国文化做牵强附会的解释以勉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为文化的存续是个相当长时期的问题，虚假的迎合早晚总会被揭穿。糊弄得了一时，糊弄不了一世。

某种思想或理念要成为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核心优势，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标准：

首先，它必须存在于中国文化主流之中，不能是从一些普通典籍中找出来的一些片段；

其次，它是中国主流文化中长期真实存在的，不能是为了迎合现实情况，通过断章取义、刻意扭曲而产生的“新思想”；

第三，它应该是一种根本性的哲学思想，不是一些外形的形式，比如诗词、歌赋、戏曲、书画、服饰等东西；

第四，它与西方主流文化存在根本性差异，而且还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如果中国文化中找不到同时符合以上四条标准的思想，那么它就可以完全被西方文明所超越和替代，没有长期存在的价值。

王小波说，把《论语》翻来覆去的读，里面除了人际关系那点东西没有别的。这大体符合事实，只是用“人际关系”来表述有些偏差，准确点说应该是“为人处世的准则”。

——这就是《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我们打开《圣经》，也无法找到王小波希望看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思想、市场经济理论这些东西。这些不是《论语》的缺陷——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所关注的核心都必然是一些基本的人生信条，不会是别的东西。

《论语》与《圣经》的根本差异在于：《论语》关注的是人，《圣经》关注的是神。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主张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教育子女，要与人为善，要讲诚信等等。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不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动不动就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没什么意思。礼仪之邦这个词是相对于古代中国周边的“狄夷”来说的。西方国家从希腊罗马一路过来几千年的文明史，不是什么野蛮民族，人家也是礼仪之邦。

东西文化的差别不在于讲不讲为人处世。真正的差别在于：中国文化认为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为人处世，为人就是履行人生义务，处世就是协调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西方文化则认为，除了为人处世，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信仰上帝。所以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不在于谁讲了什么、谁没讲什么，而在于排列的顺序。

这句话非常重要，应该再重复一遍：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不在于谁讲了什么、谁没讲什么，而在于排列的顺序。

梁启超尝言：“吾国有特异于他国者一事，曰无宗教是也。浅识者或以是为国之耻，而不知是荣也，非辱也。[1]”其观点与本文基本一致。然“无宗教”一说有失偏颇——中国有很多宗教，中国文化也不排斥宗教，供奉山神土地佛祖菩萨的地方随处可见，不能称之为“无宗教”。只能说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对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影响不大，故曰“无严肃的宗教意识”更为准确。中西文化差异的关键点不在于有无宗教，也不在于讲不讲仁义道德，而在于宗教生活与仁义道德孰轻孰重，谁是谁的根本。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从世俗生活中来，还是从宗教法则中来？宗教法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还是依照“神道设教”的理念，可以因为现实需要而创设、改变或是消灭？这两个问题，乃是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切入点。

《圣经·旧约》中，上帝为了考验亚当的信仰，要求亚当杀掉自己的儿子；《圣经·新约》里面，耶稣对一个父亲刚刚去世的人说：“让死者去埋葬他自己吧，你跟我走”。《论语》里面没有这种话，孔子也不会赞成这种做法。

我把《论语》翻来覆去读了很多遍，最后读出来两个字：生活。

人的生活。

孔子是个很懂得生活的人。他有妻子、有儿子、有女儿，还有一大帮学生，其中一个成了他的女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社会生活的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文化生活的快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是艺术生活的快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物质生活的快乐。最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这是说把世俗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神圣世界的生活不值得追求。

孔子说：如果能够轻易的富贵的话，让我给人执鞭开道我也愿意。但他没有真的去当执鞭之士，因为孔子除了热爱生活，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想要改变社会。一个有理想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理想也即让大家都能过更好的生活。孔子懂得生活，但他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而牺牲一部分自己的生活，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后来的中国文化，最尊敬的就是这种人。

孔子主张人要加强自身修养，要孝敬父母照顾兄弟姐妹，家庭家族要和睦，也即王小波所称的“人际关系那点事”。孔子只说了这些，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只是最重要的内容——做其它任何事情，都必须以此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可以让人们生活好的东西，就可以采用；不能让人们生活好的，就不要采用。这是“纲”，其它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目。西方文化里面，神的意志才是纲，其它东西包括人的生活都是目。

纲举目张。在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下，东西方文明开始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进入了世俗政权统治下的汉唐盛世，西方进入了教会统治下的中世纪。

孔子有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又有很多很多学生，可谓“徒子徒孙无穷尽也”。这么多门人中，孟子成了“亚圣”。中国人之所以孔孟并称，是因为孟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人最重要的是生活，为了让更多的人生活的更好，有理想的人应该牺牲自己的生活去改造社会。孟子提倡的“仁政”，就是让统治者不要对老百姓压榨的太厉害，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的意思。他和孔子一样，为了实践这一理想四处奔波。

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更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各个暴力集团凭借武力互相征伐，以掠夺土地和人民为能事，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孔子所谓“苛政猛于虎”，孟子所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都是对当时人民生活状态的反应。

孔孟的理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反对战争恢复和平，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提出的改造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各安其位，按照“礼”的规范行动，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利益就好了，不要成天打打杀杀的。孔子和孟子都没有对君权盲目崇拜。他们对君权的赞同是与对现实的改造结合在一起的。

柏拉图写了《理想国》，构造了一个他认为的完美的世界。耶稣也承诺要给他的信徒一个“上帝的国”。但孔子和孟子都没有写过这种书，也没有这种承诺，他们所做的就是成天非常辛苦而且还很危险的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波。他们四处劝说统治者：不要轻易发动战争、不要过分剥夺人民，要行“仁政”、要对人民仁慈一些，这样对巩固你自己的统治也有好处。他们并不想建立一个脱离现实的完美的人间天国，其主要奋斗目标也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万世不易的神圣经典——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尽其所能改造现实世界，让它变得好一点。

孔孟的思想不是维护君主专制，而是限制君主专制：不让他们轻易发动战争、过分掠夺人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君主如果为了一己私利残酷迫害人民，那么杀了就杀了，活该。要说这种人是维护君主专制的，连朱元璋都不信。

孔子没说过这么直接的话。但他说“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野蛮民族即使有了国君，也不如文明世界没有国君。这里的“诸夏”就是“华夏诸国”的意思，即春秋时期的各大诸侯国，代表了当时文明世界的全部范围。“没有国君的文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孔子没有说，可能他也想不出来。但他的价值标准非常清楚：华夏文明比国君更重要。

后来有人问孔子，说：管仲的主君是公子纠，但后来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没有自杀，还去给齐桓公当了宰相，是不是有违仁义道德的标准（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称霸天下，使各国诸侯俯首听命，不敢互相征伐，可以说人民当今天都还享受着他带来的和平的好处。要是没有管仲，华夏民族可能被狄夷消灭，我们今天都成了披头散发的野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不仅不认为管仲做的不对，反而大为赞赏。可见孔子对“尊王”与“忠君”这些个事，也只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真的假的不重要，管用就行。如果真尊王、真忠君能够抵御外敌入侵、改善人民生活，那就真的尊王、忠君；要是假尊王、不忠君效果更好，那也可以；要是真的必须在有国君的狄夷和无国君的华夏中选一个，那就应该选择后者。总之，最高标准是人民的生活。抵御外敌和保护文明也很重要，但从孔子的话来看，这些事情的价值都最后要落到“民到今受其赐”上来。而最不重要的就是“尊王”和“忠君”。这样的排列顺序，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

——后来唐朝的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臣属。李世民杀李建成夺嫡登基以后，他没有死节，又尽心竭力为李世民服务，提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建议，成为千古佳话。可见孔子的话不仅代表个人观点，后代的中国人也都按着这个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并没有违背。

孔子和孟子去世的时候，他们一生奔波都没有让任何一位大国君主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的理想，算是失败了。

几百年之后，等到中国统一，皇帝发现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别的国家而是来自国家内部人民的反抗，于是不得不采纳孔孟的观点，最终建立了一个可以保持数百年整体稳定的社会，为中华文明的兴旺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古代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总体生活得最好的民族。孔子和孟子的理想，终于还是实现了。

这种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得僵化保守——专制皇权最终还是没能限制住。但这不是孔孟的错。

抱持着孔孟这种精神的人物，不论生活在战国还是明清或是当代，其所思考的都是如何努力改进现实，并且投身其中积极参与。这类人物做事情的根本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且是现世的生活，不是来世的或天国的生活。一个人做事情、改变社会，就要有看得见的效果，其他都是空话。如果看见了现实的苦难，就应该立即努力改变它，而不是从一些无法证实的宗教观念或者其它的绝对真理中去寻求安慰。

这种文化信念，支撑了中国上千年的强大。一旦出现民族危亡、国家混乱，立即会有一大批这样的人物挺身而出，使中国一次又一次的从沉重的打击中走了出来，重新崛起。

清末状元张謇，16岁成为秀才，在27岁以前一直在不停的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金榜题名。但他后来却放弃状元名位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选择了实业救国这条看起来很异类的道路。在做实业的过程中，张謇也坚持不谋取个人私利，将实业上挣的钱大都用于教育、医疗等改善当地民生的事业。这些做法，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人格理想。反过来看，张謇的这种人格理想从哪里来？以他所受的教育与生活背景而言，只能是从儒家文化中来。他的行为，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叛逆，而恰是代表了儒学正统。《论语》里面没有讲怎么经商办实业，但孔子的话和他的行动已告诉后人：如果这样做可以让这个国家的人生活得更好，那就应该去这样做。

后来的广州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与妻书》中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语出《孟子》。这句话极好的体现了儒家文化关注人的生活并由此产生的关于人生责任的理念。林觉民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想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的社会理想是来源于西方的。但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决定，则受到了儒家人格理想的驱使。

儒家文化的这种理念，可以保证中国总是会有一大批张謇、林觉民这样的人物在。因而无论这个民族的精神如何堕落，它总不会彻底沉沦；无论这个国家如何衰弱，它总不会真的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大变革中，中国最终能够走出计划经济的泥潭，确立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来推动经济改革，与中国文化传统所提供的这种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化传统，保证了在各个地方各种行业都会出现一大批做事讲求实效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也为整个社会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逐步改进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撑。

广而言之，孔孟周游列国、班超投笔从戎，张謇弃政经商，鲁迅弃医学文、林觉民舍身革命、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联系，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尽相同，所做的事业差异极大，为人处世的风格迥然，但同属中国文化传统培育出来的精英人物，其奉行的根本原则是一样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中，依照个人的能力，能够做什么才能最好的改进其影响范围内的人的现实生活，就以此为人生的责任而努力去做。这是最高原则，其它的诸如笔还是戎、政还是商、左还是右、改良还是革命、计划还是市场，都不过是皮毛而已。

大道不绝，天佑中华。这里的“道”和“天”都不是神灵，而是中国文化这种关注人的生活和提倡人生责任的根本传统在人心中的传承。

（本文来自：李晓鹏，《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第二编《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转载请注明出处）

四、中国文化现世主义的体现

将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作为《论语》精神的核心，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核心差异，并非对《论语》的断章取义的解释，它不仅体现于《论语》的具体字句之中，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几乎无所不在。除梁启超外，诸多国学大师也持此观点。熊十力认为：“中华民族之特性，即为无宗教思想。[2]”梁漱溟言：“中西文化不同，实从宗教问题上分途。[3]”钱穆云：“这种世界观，又和西方耶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的有不同。中国孔孟诸子，深细来说，他们并非没有宗教信仰。只他们所信仰者，在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4]”西方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说道：“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5]”

即使在中国文化的另外两大思想流派：道家和佛学的思想里面，这种精神也体现得很明显。

世俗不等于低俗。中国文化关注世俗生活，不仅有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道家和佛学主要体现了中国人对世俗的、个体的精神生活的追求。

道家不主张改造社会，也不提倡人生的责任，但追求人性的解脱。这是一种现世的精神愉悦，没有最高神灵，也没有灵魂不灭。庄子所问：“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答案十分明确：“吾将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死的尊荣与生的尊荣一样，都不比现实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更有价值。

佛教主张转世轮回，但传入中国后这种色彩被大大淡化了，不强调“信”而强调“悟”。禅宗祖师慧能将佛学思想与儒家思想想结合，提出“即心即佛”“顿悟见性”“不离世间、自性自度”的三大理论[6]，提倡悟道之后就可以享受精神上的欢乐，不需要等到来世。《六祖坛经》提出了“我心自是佛”、“只汝自心，更无别佛”。通过这样的理论，禅宗把佛教从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个内在的宗教，把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变成了对此岸世界的追求，基本上把印度佛教中的神秘主义剔除了出去。从中晚唐开始，禅宗成了中国佛学的主流[7]。

鬼神等神秘主义的思想在佛教和道教里面都有，但实际影响不大，只能算是对世俗生活的“有益补充”。这在前文论述中国人对宗教神灵的态度中已经说过了。要是有政治家过于相信这些事，就会挨骂。比如汉景帝召见贾谊故事，就被后世讽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你一个国家元首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关心鬼神之事做什么？这句诗直到今天还是古诗名句——汉景帝因为这个事已经被骂了两千多年，而且还会被一直骂下去。后来的梁武帝和嘉靖皇帝一个礼佛、一个修道，都成为著名昏君——人的生活比鬼神之事更重要，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判断。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灵盘古最后是死掉了，牺牲自己为人类创造了日月山川等生活环境，并没有像上帝创世一样成为世界的主宰。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神话故事之一，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故事的意旨很明白：世俗的生活比天上的生活更幸福，更值得留恋。对比《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更美，更强调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在前者中找不到爱情、家庭这种东西，只有神的威严和人性的堕落。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丰富，有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有忠君爱国的、有战争题材的、有反应民间疾苦的、有描写自然风光的，也有体现民俗生活的等等，但有一类题材很少涉及，那就是歌颂神灵的。颂神在古代中国并不犯忌讳，但文学家们就是对此不感兴趣。颂神的文字一般只有在求神仙办事比如求雨的时候才用，进入不了文学主流。此类作品，在《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里面，一篇也找不到。

在唐代大诗人中，王维信佛，他的诗算是宗教色彩比较重的，他也被称为“诗佛”。以王维的名篇《山居秋暝》为例：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这个诗在中国人看来，里面含有“禅意”，不是写景，而是写的一种心境。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分支，有“禅意”也即有一些宗教意味在里面。中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意味也就基本这样了。西方人一看：什么，这是宗教诗？你当我傻啊？

五、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吗？

有很多人都以为，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必然道德败坏。这是这是荒谬绝伦的。

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来源于家庭，而对家庭之爱乃是一种比神更真实更可靠的信念。即使在欧美的一些大片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某个人要跳楼自杀，或者打算行凶，警察赶忙上去劝说：“想想你的妻子，想想你的孩子，想想你的母亲。”他为什么不说：“想想你的上帝，看看你胸前的十字架”呢？因为这个东西关键时刻不管用！而前者才能真正产生立竿见影的道德约束力。

作者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曾经与中国某位主管非洲事务的官员有过一次交谈。具他所言，中国在非洲搞建设的劳工，每天和辛苦的工作，一年到头基本不出工地，也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很多非洲当地人就很不理解：这帮家伙到底图个什么？论工资水平，这些中国劳工的收入比很多非洲本地的年轻人要高。但本地人有了点钱就喜欢立即花干净，所以他们很不理解中国劳工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吗？没有信仰的人肯定是会堕落的。怎么他们有了钱也不花，还能长时间忍受这种枯燥乏味辛苦的生活？

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无端的猜测：这些人是劳改犯，被中国政府派出来强制做苦力的，其人身自由受到了严格的监控，不准外出活动，发的工资也是假的。甚至西方有些知名大学的教授也相信这种谣言，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宣传，大力谴责中国向非洲派遣劳改犯。

2011年，英国BBC电视台做了一个深入的调查节目，叫做《中国人来了》。第一集就讨论中国人在非洲做了些什么。记者深入中国工地了解的结果：那些中国劳工除了辛苦的工作外，有空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有了钱就存起来往家里寄，自己根本不花。很多劳工在中国有老婆孩子。还有父亲和儿子到非洲来工作，婆婆和媳妇在家带孙子的。总之，就是一切为了家庭。中国人为了家庭所愿意付出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比起任何虔诚的宗教徒来都毫不逊色。

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它和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不是同一维度的概念，而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信念。但是，它同样是一种信仰。因为所谓信仰，就是一种能让相信它的人从中找到人生的价值并获得无需逻辑论证的道德约束力的东西。宗教信仰只是信仰的一种。中国人对家庭责任感，就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这种信仰，比西方殖民者在非洲传播的宗教信仰坚韧百倍。

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同化世界几乎任何一种文化下的信仰，连犹太人也不例外；而世界上则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能最终让中国人忘记对家庭的责任，将华人彻底同化。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将其文明延续至今的国家。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曾经不止一次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取代。但是，中华文明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与那些所谓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论调相反，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有信仰的民族。这种信仰，不管是在君主专制时代、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代，都没有被淹没，也没有被改变。

（本文来自：李晓鹏，《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第二编《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转载请注明出处）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冷成金 沈广斌编著，《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家论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6页。

[2]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台北，台北广文书局，1962，第208页,。

[3]梁漱溟，理性——人类的特征。载冷成金 沈广斌编著，《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家论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25页。

[4]钱穆，中国传统文化之演进，《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315页。

[5]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梁赤民 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78页

[6]赖永海：《中国佛教与哲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第71 页

[7]范文澜，《中国思想通史·卷四》，第三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