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的三大隐忧与投资回报考验
1、金砖国家“平行金融体系”三大隐忧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初衷,同“金砖五国”这一组织一样,隐含着彼此抱团取暖以及同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意味。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诞生,是金砖五国经济金融合作的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未来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2、金砖银行面临投资回报考验
金砖五国金融合作是新兴经济体在西方放弃世界经济责任下的自救行为,但却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世界需要担心的是过于民主下的金砖开发银行的投资回报问题,而这正是金砖国家之间需要展开更为广泛和深入合作的原因,从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中再行获取回报。
1、金砖国家“平行金融体系”三大隐忧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研究员 王静文
7月15日,“金砖五国” (Brics)领导人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且将上海作为新建开发银行的总部,由印度选出首任行长;同时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前者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后者同样拥有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初衷,同“金砖五国”这一组织一样,隐含着彼此抱团取暖以及同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意味。从经济层面来看,金砖五国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它们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40%强,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国际储备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彼此间的贸易额占全球的15%。但在金融权利层面,它们的地位却仍然非常低。在世界银行中,“金砖五国”加在一起只有13%的投票权,而美国一家就占15%;在IMF中,“金砖五国”表决权的总和不过11%,而美国拥有近17%,英、法两国各自持有的表决权也均大于任何一个金砖国家。
经济实力与金融权利的不对等,以及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惰性,使“金砖五国”萌生了另立门户的念头。早在2012年,五国就曾提出金砖银行的畅想,并在去年南非德班的金砖峰会之后正式提上日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同时落地。
从功能定位来看,金砖国家银行同世界银行极为类似,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低息贷款,满足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资金需求。而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则明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翻版。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基石。金砖国家试图在此之外打造了一个“平行体系”,既体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失望和不信任,也反映出创立一个更适宜、更便利、更有弹性的金融发展环境的诉求。
愿望固然美好,但最终能否实现,还需要各方付出艰辛的努力。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平行金融体系”可能还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隐忧。
一是如何兼顾平等与效率。从世界银行和IMF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一则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首屈一指,二则因为二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求于美国,而美国的主导角色也确保了这两个机构的正常、高效运行。但金砖银行从酝酿到成立,一直在极力避免某国主导的情况发生,从平均出资到商定总部,这种平等色彩一直贯穿始终。这一方式能够保证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顺利出生,但并不能够确保后续的运行效率。在缺乏主导者的情况下,如何维持这两个机构的高效运作,平衡其政策性特征与市场化运营模式,可能会是一个考验。
二是选择何种货币。金砖银行和应急基金选择什么性质的货币作为信贷、援助活动的媒介将是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都以美元作为媒介,但致力于打造平行体系的“金砖五国”,却未必愿意选择这么做。那么,是选择某一国的货币还是选择类似于SDRs的一篮子货币?如果选择后者,都有哪些货币有资格进入这个篮子,按照什么样的比重?这对金砖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
三是如何应对风险。金砖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相对滞后,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面临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如美国加息引发外资大规模回流),可能包括金砖五国在内所有的新兴经济体都将受到剧烈冲击。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金砖银行和应急基金将面临着如何展开救援的问题。在这一平行体系中,因为缺乏一个“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一旦遇到某种极端情况,可能难以避免自顾不暇乃至资本耗尽。
总而言之,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诞生,是金砖五国经济金融合作的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上述三大隐忧,未来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金砖五国”切不可沾沾自喜,试图与发达国家彻底“脱钩”,到“平行金融体系”中去寻找安全感。因此,理性选择应该是利用金砖银行的低廉资金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利用应急基金的保障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尽力提高自己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源自:FT中文网)
2、金砖银行面临投资回报考验
作者:安邦咨询
金砖五国的多边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当地时间1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罗塞芙、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印度总理莫迪一道,共同见证了金砖五国有关部门官员签署了关于金砖开发银行创新合作的协定、关于建立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关于建立金砖新开发银行的协定以及涉及金砖出口信贷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据悉,金砖开发银行的宗旨是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最初500亿美元资本由五个国家均摊,其中最初七年内将共计出资100亿美元现金,另外400亿美元以担保抵押形式出资,该银行将于2016年开始对外放贷,且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但金砖国家所占资本比例不能低于55%;银行总部落户上海,首个区域办公室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行长在金砖国家中轮流产生,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首任理事会主席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由巴西提名。此外,金砖应急储备安排初始承诺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各国最大互换金额为中国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这一安排是在有关金砖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其他成员国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帮助纾困的集体承诺。
“德国之声”盛赞这是一次将被载入史册的金砖峰会。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文章指出,此举是对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不满和要求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有更大发言权。美国《外交》杂志也指出,金砖开发银行从提议到落实发展迅速,是出于对美国迟迟不履行诺言的失望。目前,金砖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40%以及全球GDP的1/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与其现实地位严重不符。据悉,美国国会至今依然未予通过西方国家2010年时曾承诺将发展中国家在IMF投票权比重提升6%的改革。2013年,南非官员希望组建一个新的开发银行,为IMF和世界银行忽略了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新兴经济体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不得已重新另起炉灶再建一套国际金融体系的想法由此最终成行。
在我们看来,金砖五国此举实际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下的一种自救行为。而这正是安邦此前指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关系日渐脱钩现象的必然演变。拥有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美国经济复苏的艰难乃至萎缩,促使美国货币、金融和贸易政策日益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乃至放弃对世界的责任。而新兴经济体源于产业结构的缺陷和金融深化的不足,抗风险能力日趋脆弱。尽管新兴经济体多年来一直吸收着全球一半以上的直接投资,但也深受全球热钱流动的困扰。
美日欧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不断地推高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并打击实体经济发展的低成本环境,而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稳定金融的需求却得不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支持,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犹如漂泊在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有着不可想象的风险。更不幸的是,新兴经济体还正在遭遇主导世界货币的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巨大威胁,这些因素伴随着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滞缓和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最终迫使主要新兴经济体抱团取暖。
诚然,新兴经济体并不是没有做过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的努力。遗憾的是,美国对IMF股权结构的调整十足让新兴经济体绝望。安邦此前曾经指出,中国要挤进现存国际俱乐部顶端要支付的溢价非常高昂。除了近2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国债做信用担保之外,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从3.65%升至6.19%,其“成本”是中国向IMF增资430亿美元。而从过去四年来看,这还不是出钱就能解决的事。另一个证据是,在先前其他国家要求美国和欧洲把IMF总裁及世界银行行长职位让给高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时,两个职位的发展中国家候选人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支持。这显然不是中国不支持,而是那时中国业已看透!
从金砖开发银行股权分布和管理架构来看,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无疑显示出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民主,中国也考虑到了其他金砖四国资本的承受能力,这在金砖开发银行出资时间表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出资上足以显现。这不仅不是对西方体系的挑战,更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补充。实际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业已对西方经济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先前,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失去20年的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并带动西方资本普遍受益下的大宗商品市场乃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繁荣。当下,中国的资本也正在带动英国和南欧经济的复苏。
当下金砖开发银行需要担心的是,如此民主的治理结构可能对投资回报造成挑战,原因在于它可能会降低投资项目的门槛,从而更深刻地印上宏观投资的烙印。所以,金砖国家的合作需要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从直接经济收益极低乃至赔本的宏观投资创造的经济增长中去获取资产投资组合上的收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成立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的外汇储备未必能够获得彭博社所称的相比购买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而只能理解为中国在首先显示对世界的责任后再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回报。不过,有一点倒毋庸置疑,中国的海外投资将更为扩散,而这正是中国政府近十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标。
金砖五国金融合作是新兴经济体在西方放弃世界经济责任下的自救行为,但却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世界需要担心的是过于民主下的金砖开发银行的投资回报问题,而这正是金砖国家之间需要展开更为广泛和深入合作的原因,从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中再行获取回报。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源自:FT中文网)
??/??????????近300亿美元。
“如果蒂尔不是我的朋友,没有PayPal,我的命运也许永远无法改变。”霍夫曼耸耸肩。14年前,霍夫曼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逆境。出生于优渥的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及牛津大学哲学系,生活一直顺风顺水。他总希望能干点改变世界的事情。
“我一直对如何用互联网服务创造良好的公共和私人空间很感兴趣。人们又是如何通过社交网络建立起正确联系的?”霍夫曼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道。他认为社交网络模拟了人们原本的社交属性:约会。于是,1997年从苹果公司辞职的霍夫曼创立了一家约会服务网站SocialNet,被认为是社交网站的雏形,那时扎克伯格还在上初中。由于缺少搜索等应用,SocialNet在商业上难以为继。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霍夫曼,当时他非常沮丧。”蒂尔在一次彭博社访谈中回忆道。那是1998年夏天,蒂尔和马克斯正筹划着做电子钱包PayPal,他邀请创业失败的霍夫曼加入公司。蒂尔运营的一家基金公司将提供2万美元的启动资金。霍夫曼答应了,并成为支付服务部门董事兼COO。
进展并非一帆风顺。2000年春天,在加州北部海岸的外祖父家,霍夫曼、蒂尔以及马克斯和埃隆冒了一次险。那时,PayPal只是依托于PalmPDA掌上电脑的交易软件。当PayPal开始飞快烧钱时,他们才意识到互联网已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我们决定放弃掌上电脑拥抱互联网,那是唯一机会。”霍夫曼说道。
霍夫曼认为敢于冒险是PayPal黑帮的一个重要特征,“那时在互联网做金融平台是银行想都不敢想的事,却恰恰被一群不懂金融的人做成了。”他说。这种冒险精神后来也体现在霍夫曼自己的创业和投资理念上。
这一时刻也成了PayPal黑帮所有人的原点。他们不仅收获了友情,还建立起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网。
“PayPal黑帮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关系网。”霍夫曼这样解释道。在竞争激烈的硅谷,黑帮体现了最好的人脉关系特征:长期经营。2001年年底,PayPal以15亿美元被eBay收购,成员们陆续离开,各自创业或投资其他公司。尽管他们多是自由主义者,强烈地依赖自身的感觉及判断,但仍然定期聚会,谁要有资金困难,就会互相帮助。
2002年,霍夫曼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那时,刚经历过2000年年初的网络泡沫,整个硅谷对互联网公司还心有余悸。他在澳大利亚的海滩前来回踱步,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本都将目光转向了软件和清洁能源科技,但忽略了消费者公司的前景。二是社交网络有两种可能:个人应用和商务应用,后者的市场尚且空白,这也许是建立职业社交网站的最好时机。他决定冒险。然而面对泡沫,新成立的公司根本得不到任何投资。
霍夫曼首先想到了蒂尔。当时蒂尔的基金公司已做得有声有色,他立即表示支持,并提供了首轮融资。2002年11月最后一周,霍夫曼利用已有的人脉召集了7名SocialNet以及PayPal的前同事。第二天,一行人带上手机和电脑搬进了山景城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前一天霍夫曼的一个朋友刚从那搬走。霍夫曼打印了一张印有“LinkedIn”字样的海报贴在墙上,作为公司的招牌。直到第五年,LinkedIn才开始盈利。“一个企业是否能成长,要看它创造了何种价值,”霍夫曼说,“谈生意、咨询、分享知识、找工作,网络平台只要坚持到100万人就成功了。”
除了LinkedIn,蒂尔的创投基金也参与了SpaceX、Yelp、Yammer等众多PayPal黑帮公司的早期投资。霍夫曼也参与了部分投资,并经常为其他成员的产品设计提供建议。
PayPal黑帮加深了霍夫曼对关系网的理解。他开始思考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找寻盟友。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提出人类智力决定了人只能拥有150人的稳定社交网络。尽管霍夫曼崇尚邓巴数字,“但能同时拥有的深度人脉往往只有8到10人,这些人能够成为同盟,值得长期投资。”霍夫曼说。他在自己的书中总结了PayPal黑帮的成功:“优质人才,共同纽带,分享与合作的风气,聚集在同一区域或行业,这些特性使得机遇快速流动。”
霍夫曼为《商业策略》等杂志撰写了大量有关社交的学术论文,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在《至关重要的关系》中,他极力推崇约翰·皮尔蓬·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这位20世纪初期的杰出投资银行家到去世时竟然身为24家不同协会的会员。硅谷与华尔街一样,随时都在发生关系。但无论为了生意、爱情还是友情,一切都建基于可靠的关系。
PayPal黑帮是硅谷创业家社区的一个样本。《经济学人》在年初的科技特刊《白垩纪》(A Cambrian Moment)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硅谷是一个典型的创业家生态系统。创业者、律师事务所、投资人各司其职,又彼此协作,造就了一个复杂又可靠的关系网。在哈佛商学院教授汤姆·艾森曼(Tom Eisenmanne)看来,关系网促成了类似Facebook的网络效应,即使一笔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也能推动Google、Facebook还有LinkedIn这样的企业步入历史舞台。当企业进入成长期,就能吸引风投进行更大规模的融资。
(作者:陈潇潇;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