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教育思想探寻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摘 要】被誉为现代教育先驱者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的奠基人。他坚持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能够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给予颇多启迪。重温蔡元培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论述和实践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为中国教育理出一条有效的改革之路。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西方教育；中国教育改革 　　杜威曾评价说，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蔡元培比不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校长；从教育上讲，牛津剑桥的校长比不上蔡元培，因为后者改造了一个大学，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 　　1 基础教育 　　从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到今天，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然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十余年。我也从一名初中生成长为立志做一位好教师的研究生，作为亲历者，这一过程我所经历所看到的很多，我们的课改是有成绩的，我们的课堂是有变化的，它积极的意义千真万确就在那里。可是转念一想，十年时间，人在变，世界在变，我们的课堂也在变，那就有一个问题，课堂里的改变到底有没有赶上世界变化的速度呢？很明显，答案是没有，教育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那么这样的改革其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从中国古代孔子、孟子，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现代的杜威、陶行知，只是教育大家们就足可以列上一大篇了，再加上无数教育研究工作者们，尽管每个人思考的方向不同，但说到底，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探寻着同一个老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最合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可是我想说，在这个“最合适”的后面，还应该再加上“学生个体成长”还是“国家发展”呢？当然，我并不是要说它们是对立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所有学生都能健康成长、成才，又何愁国家发展呢？只是在现实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我们更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学生个体的需要上，却未发现忽略了太多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国家利益，这种有失平衡的改革，效果自然不能说很好。可以说，以1975年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在美国华盛顿州的雷德蒙市创建微软公司为起点，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开启，人才随之成为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大重要因素，我们应该看到教育已经被绑上了“国家的战车”。 　　2 基础教育改革 　　从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说起，其他大教育家可以不提，我却不得不讲到蔡元培先生，不是要拿他的“五育并举”来说事儿，而是要说一说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思想，为什么呢？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曾回忆说：“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到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从蔡元培先生与范先生两人的意见来看，我认为，相比而言，我们今天进行的大多数教育改革是站在了范先生这边。十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地基础教育研究所，到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们，可以说几乎全社会都聚焦于这里。我猜想，不管是范先生还是现在的我们，都是受了总是要寄全部希望于下一代这一传统意识影响的缘故吧。这样看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初衷原本是好的，只是我们抓错了关键，以为基础教育的水平提高了，高等教育自然会有起色，国家自然会人才辈出。 　　让我们从另一方面想想看，十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有多大呢？你在进步，美国这十年也没有闲下来，全世界的学校都在发展，没有人会停下来等着你。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真的要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真正有一个“跨越式”发展。我觉得，“跨越式”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悬殊的国家，想要实现基础教育全面的跨越发展，更是遥遥无期，这不是我个人过于悲观，相反，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3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形成 　　蔡元培先生为人谦虚，只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其实不然，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涉及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各个领域。 　　从他早年倾向“新学”开始，先是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到后来的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先生一直致力于在中小学校进行着新式教育的改革。当然，他的努力确实培养了一批高材生，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清廷顽固旧势力当权，并且封建思想五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扎下的根何其深，他的改革有多么步履维艰。 　　直到1907年，蔡元培获得赴德留学的机会，此时去国远行，可以说固有“所图皆不成，意颇倦”的原因，同时更有一份“学成救国”之意。他表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到1926年的二十年间，蔡元培曾先后五次到欧洲游学考察，居留外国近十二载。其中三次留学德国，前后共计五年多。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蔡元培偏偏要求学于德国呢？黄炎培回忆蔡元培当时曾对他说过：“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 　　早在1900年，蔡元培就开始关注德国以教育兴国的历史。在德国，现代大学就产生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所以大学改革从一开始就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柏林大学在诞生之际就被赋予了振兴民族，挽回普鲁士军事、政治失败的历史重任。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有句名言：“国家在物质上所失去的，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偿”，所谓精神力量，这里即指大学。 　　正是在留学期间，对德国教育制度、政策及其成功经验的细心考察和总结，让蔡元培坚信大学、学术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赖以强大的根本。他的朋友吴敬恒曾说，蔡元培“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他为什么主张办大学？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就可以之可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