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确的扩军路线述论

作者：高学栋

东岳论丛 2000年11期

　　〔中图分类号〕K26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0）03—0078—05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而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建设一支以共产党为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要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承担起革命的政治任务，又必须有正确的建军原则和建军路线，正确的扩军方法及路线，以及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正确的建军原则和路线，能确保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则会使人民军队在强敌围攻之下能立于不败之地；正确的扩军路线及方法，则能使红军保质保量地不断壮大发展。对于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史学界已给予充分的关注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总结，而对扩军路线的研究，人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确扩军路线作一探讨。

　　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就不存在扩军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党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武装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从而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从1927 年8月起，党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参加这些起义的武装力量就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创建的基础。但创建初期它还只是游击队性质的。它们主要包括如下几部分：部分党领导及影响下的原国民革命军、农民武装、工人赤卫队武装和地方势力组织的土著武装等等。由于这些队伍中原先存在的雇佣军习性、组织纪律松懈等弱点，更由于多数起义部队未能及时转入农村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强敌围攻之下，损失惨重，起义之后所剩不多。因此，革命的军队迫切需要发展壮大。

　　但是，应建立并扩大什么样的军队呢？早在1927年8月， 中共中央就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总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创造新的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1] 这就为工农红军的建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人数相对较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里，究竟应该怎样组织并逐步壮大中国工农红军，却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90%，因此，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武装斗争，工农红军就是武装起来了的农民。而中国农民虽然具有较强的革命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但又往往具有保守、文化低、家乡观念和地方观念较重等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应怎样使中国农民逐步觉悟起来、武装起来，锻炼成为守纪律、能打仗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战士，这无疑是红军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朱德等我军的创始人，除注重从思想上建军外，还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摸索创造出了一整套的扩大红军方法，形成了正确的扩军路线。这条扩军路线是：“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2]即是说，要首先武装农民群众，帮助农民建立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性武装组织，使广大农民在配合红军作战中经受锻炼，提高觉悟；然后从中挑选出勇敢有军事技术的分子组成地方红军，使地方红军战士在打团匪、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继续经受锻炼，提高军事技术；最后从地方红军中抽调勇敢的分子加入正规红军。这样，经过逐层次锻炼，入伍的农民战士不仅摆脱了地方家乡保守观念，而且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了军事技术，因此，一入伍就成为英勇善战的坚强红军战士。

　　这条扩军路线是逐步形成的。

　　在两湖暴动之前，1927年八九月，中央就强调：“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改为工农革命军”[3]； “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3]。 这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正确扩军路线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之后，党总结了军事工作的经验。1928年5 月中央在第五十一号通告中指示：“工农赤卫队应当尽力扩大，在暴动区域中并且要挑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与觉悟的兵士组织红军。”[4]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强调，“游击战争中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4]。 这就指明了红军创建并扩大的基本途径。但一直到1929年春，系统的扩军方法并未形成，正确的扩军路线仍处在萌芽阶段。例如，1928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在谈到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红军红四军兵员急需扩大时，并没有把扩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走由地方武装中抽调人员扩充红军的道路，而是亟盼湖南省委送安源工人到井冈山根据地，以补充兵员，并希望中央给红军派遣30名干部[2]。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也谈到：“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岗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5] 这些事实说明，在实践中怎样扩大红军仍是需不断探索的问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经验的丰富，党进一步认识到了扩军及怎样扩军的重要性。1929年2月底， 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5]在中央的号召下， 各革命根据地在扩军的实践中，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正确的扩大红军方法。例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如何处理缴获的敌人枪支时，既反对了把缴获之武器“交给地方赤卫队”，以为“赤卫队加多即是红军的壮大”的模糊赤卫队与红军性质的观念。同时，前委又认为，“在群众有觉悟毫无武装的时候，红军应设法多发枪械给他们。在有几县以上的赤卫队，群众武器多的地方应该成立红军一营至一团，打破群众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创造强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红军”[5]。并规定：“在有如县以上的赤色区域，经过斗争的赤卫队业已有普遍的组织，在不妨害赤卫队条件之下，应建立红军，以扩大赤色区域。”“各区乡政府及县政府均须成立赤卫队”，以村为单位“成立暴动队之组织”，“凡上列红军、赤卫队兵士”，“可择其觉悟分子送一批到红军第四军来。”[5]这说明红军第四军的扩军方法已趋于完备。

　　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找到正确的扩军方法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井冈山及各革命根据地扩军的经验，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正确的扩军路线。1929年12月，毛泽东在批评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思想时指出：“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这是流寇主义[2]。1930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概括指出：“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2]事实说明， 正确的扩军路线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已经形成。

　　此后，一直到1931年年底，中央苏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顶住李立三“左”倾错误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压力，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正确路线。例如，1931年11月举行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虽然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基本接受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其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中仍强调：“在扩大红军运动中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和招兵买马的观念，应扩大并加紧对独立师及地方工农武装的领导，这样来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到红军中去，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吸收最勇敢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分子到红军中来”[6]。

　　二

　　贯彻实施正确的扩军路线，关键是要处理好扩大主力红军与武装地方、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不然，只顾主力红军的扩大而忽视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甚至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了去扩大红军，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

　　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1930年6 月立三“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之前，从总的情况来看，党是比较注重处理好扩大红军与武装地方的关系的。早在1927年9月， 中央在指示两湖暴动成功之后应将“工农军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同时，也强调仍要“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和农军”[3]。1928年6月，中央号召“除正式的红军之外，必须宣传组织赤卫队”[4]。7月，中央批评了过去“一组织农民武装就必需集中武装，组织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甚至是像一般雇佣军队的形式一样”的做法，规定“党必须经常注意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4]。1929 年9月，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更鲜明的强调：“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乘的而不是相消的。”[5]这些指示， 比较正确地指导了各革命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的实践。只是由于后来“左”倾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在处理扩大红军与扩大地方武装的关系时，犯了严重的“左”倾指导性错误，对人民武装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在创建并壮大发展人民武装的实践中，在重视发展主力红军的同时，是历来非常重视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注意教育工农红军给地方武装调入、调枪、培训干部。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下”，红军应“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作战缴获的枪”，“尽量武装地方”[2]。1929年12 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还明确规定了红四军帮助训练地方武装的责任问题。1930年3月18日，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发出第3号通告，强调：“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 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1931年2、3月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10号通告，批评了绝对集中地方武装的错误，重申了正确的扩军路线，指出：“红军不能扩大以为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是扩大了红军，其实适得其反，因为红军的扩大，主要是由地方赤卫队游击队造成地方红军，再由地方红军造成超地方的红军，依照绝对集中的策略是绝不能达到扩大红军的任务的。”[7]这些通告、指示， 为扩大人民武装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的带动下，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比较正确地执行了扩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 例如， 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10月提出：“地方武装，在附近白色区域的地方，不应绝对集中，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不能分开”，要在发展地方武装中来扩大红军，“正如剥荞驼皮一样，剥了一层又一层，如果完全绝对集中了，不但不能进攻敌人保障政权，即扩大红军，亦有妨碍。”[8]在实践中， 湘赣省委省苏维埃，在从地方武装中扩大主力红军时，曾实行过从地方武装中吸收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战斗员到红军去的办法，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由于执行了扩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所以，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在主力红军迅速巩固扩大的同时，各种形式的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些地方武装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这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军事组织，是全民武装的基础，其主要任务是警戒、放哨、送信、转送伤员、运送粮草弹药、维护地方治安、管制地主豪绅以及配合红军、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等；二是游击队，其主要任务如消灭地主武装、侦察敌情、保卫和扩大苏区等等；三是地方独立师、团、营，这是地方红军，是在工农群众武装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保卫和扩大苏区，其组织与主力红军差不多，他们的武器亦较好，他们平时在县由县政府指挥，区由区政府指挥，但红军总司令部及各军军部，可以调动他们。这样，武装力量达到了全民总动员的程度，它由正规红军、地方红军、独立营（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所组成，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等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体制。它的发展壮大，正是经由赤卫队、游击队到地方红军，再发展为正规红军这条路线的。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发展，决不意味着轻视主力红军的发展壮大，更不是将主力红军分散了去单纯扩大地方武装。毛泽东一再强调：“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便不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便不能造成长期的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2]。为此， 毛泽东等同志与盲目分散主力部队的错误作了坚决斗争。1929年2月7日中央曾写信给朱德、毛泽东，建议红军“应有计划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分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并要求朱、毛离开部队[5]。对此， 毛泽东立即以总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以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证明，中央此指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坚持了发展扩大主力红军的正确方针[5]。

　　三

　　党和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开创的扩军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行之有效的，也是符合实行人民战争这一我军战略战术总原则的。因为：

　　第一，从总体上来说，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紧密结合。而这条扩军路线，不仅使主力红军、地方红军能稳步地发展壮大，而且使广大农民群众也组织并武装了起来，这既确保了武装斗争的正常进行，也确保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使得革命力量在红色区域不断发展壮大，积聚起强大的能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这条扩军路线是与中国革命的总道路完全一致的。

　　第二，从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来讲，这一扩军路线保证了我军具有较强的对敌作战能力。当时处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战争环境里，加之武器弹药的缺乏，使得我军很难抽得出专门时间、而且也无力来进行有系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曾描述说：“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2]这对提高我军战士的军事素质是极为不利的。而正确的扩军路线， 使广大红军战士在入伍前就在实践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作战锻炼，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技术，培养了他们守纪律、听指挥的组织性，恰恰解决了这一矛盾，确保了我军具有坚强的对敌作战能力。

　　第三，从红军的根本特性来看，这一扩军路线促进了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般情谊的建立。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政权等项目标，也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 红军的这种根本特性决定了它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决定了它必须既能打仗，又能宣传，还要能生产，不然，红军是无法立足于贫困的中国农村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红军的初创阶段，正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况，仍按苏联红军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为了打仗，从而对中国红军的能否存在产生了怀疑。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中共六大的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总结说：不能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为什么？他说，红军将把老百姓的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在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扩大红军的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正确地解决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建立了军民鱼水般的情谊，从而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扩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正是有利于建立军民鱼水情谊的最合适的扩军路线。

　　第四，从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性来看，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而这一扩军路线是与人民战争思想相辅相成的。土地革命战争，是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具有革命性、正义性、广泛的人民性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这场战争具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圆满完成红军的伟大使命，还必须根据战争的特性，实行人民战争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此，我们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的人民战争思想。为了正确地开展人民战争，就必须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人民群众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调动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造成最广泛的全民战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武装斗争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和间接地配合起来，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等等。而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开创并总结概括成的扩军路线，正是与我党人民战争思想相吻合的。

　　第五，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等开创并加以理论概括的这一扩军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例如，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切实实施了这一路线，结果红四军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到1930年，经过三四年的成长壮大，成为中央根据地的强大主力；红十二军本身就是由朱德、毛泽东在闽西所武装的农民所组成的，它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壮大，亦成为一支坚强的主力红军，曾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9]； 其他如方志敏、贺龙等实施这一路线，也使赣东北、洪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红军得到了壮大发展。

　　四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形成的扩军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路线，但由于“左”倾错误的一再干扰，它的贯彻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造成过严重的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30年6月，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发展的时候， 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从其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马上胜利的冒险计划出发，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的任务。6月11日决议中写道：“猛烈扩大红军， 更是目前严重的任务”，应“集中武装到红军中去”[10]，要求不但把地方红军编为主力红军，而且把手执大刀梭标的赤卫队也编为主力红军。在此情况下，赣南闽西曾提出“一枝枪都集中到红军去”的口号；赣东北提出动员赤、少队一百连加入红军，并且在8 月将所有信江地方武装全部集中了万余人成立红十军，去进攻中心城市。由于地方武装全部加入主力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敌人便乘机向苏区进犯，使根据地遭受到较大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立三错误统治的时间很短，到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即被纠正，这大大地减轻了损失。

　　立三错误被制止之后不久，1931年初，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上台，从而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在扩大红军中，不仅完全否认了党和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开创的正确的扩军路线，而且从其对形势的过高估计出发，为了实行与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所谓“决战”，并以实际行动武装拥护苏联，搞了大规模的持久的扩大红军运动。

　　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直到长征开始前止，“左”倾中央及其领导人不断地作决议、发指示，号召猛烈“扩红”。1932年7月21日， 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信中，全盘否定了过去正确的扩军路线，指责扩大红军经过赤卫队及地方武装的途径是“显然错误的”，“关门主义”的[11]。1933年2月，中央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作战。”为此，要“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中去”，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到义务军役制”[12]。5月，中央政府提出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突击月， 在突击月中“尤其要动员赤卫军、少先队、模范团、模范营全体开到前线去”加入红军[13]。6月6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强调“目前党对扩大红军的中心工作，是有计划的领导和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的加入红军，当然对个别的扩大红军的方法在目前仍应努力”[14]。此后，如此类型的指示接连不断的发出，并一再号召：“党团领导整个支部加入红军”，“工会支部全体加入红军”，“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督促下，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扩红运动高潮。这种运动是以突击竞赛的方法、冲锋的精神去进行的。在一次接一次持续不断的扩红运动浪潮中，突击周、突击月、冲锋季等此起彼伏。例如，在1933年5 月的突击运动中，兴国地方武装模范师5500余人全部加入主力红军，带动了江西、福建两省许多县的赤卫军、少先队也跟着整营整团的加入了红军。12月，中央决定组织12月扩红突击月，动员了中央一级许多负责干部编成不同的扩红突击队到各县帮助突击，省、县、区更是把绝大多数干部编入了突击队，江西、粤赣和福建的党省委和少共省委只剩下一个书记坐机关，其余人员全部编入了突击队，省苏维埃亦只留二三个负责同志，县、区同样，从而使扩红突击运动达到最高潮。之后，在1934 年1月到9月的几乎每个月中，中央都定计划、下指标，搞扩红突击运动。随着一次接一次的扩红高潮涌现，各地各种类型的地方武装几乎相继全部连人带枪加入了主力红军。不仅如此，在这种扩红突击运动中，许多基层党、团支部也全体加入了红军。

　　这种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它只是单方面无条件地追求主力红军的迅猛扩大，用破坏甚至瓦解地方武装的手段去达到扩军的目的，严重削弱了地方武装对敌人的牵制和对主力红军的配合作用，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许多基层党、团干部的全体参军，导致了大量党、团基层支部工作的瘫痪，严重削弱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战争、配合红军作战的组织领导力量；盲目的不顾具体条件的扩红指标，导致了扩红中的强迫、欺骗、假报名等不良倾向的发生，不仅减弱了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支持，不利于军民鱼水情谊的发展，而且导致了红军士兵质量的下降，开小差逃跑者时有发生，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的提高。……因此，“左”倾扩红运动及其方法，是根本不同于党和毛泽东之正确的扩军路线的。

　　为了坚持正确的扩军路线和方法，反对“左”倾错误的盲目扩红，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曾对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有的上书直言，力陈盲目扩红的危害；有的则口头上执行“左”倾指示但实际上却在实施正确的扩军路线方法。由此，为了扫清“左”倾扩红运动的所谓“障碍”，“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把扩红运动与反罗明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以斗争的火力强行其错误的扩军方法，“残酷无情”地打击了坚持正确意见和对“扩红运动”“怠工”的同志，最终完全否定并排挤了正确的扩军路线，深入贯彻实施了“左”倾错误的扩军路线和方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从全局来看，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和红军坚持了正确的扩军路线，不仅逐步巩固扩大了主力红军，而且使地方红军和群众性的地方武装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全面展开和根据地的扩大；土地革命战争的中期，主要是从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始到长征开始止的这段时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全盘否定了正确的扩军路线和方法，贯彻实施了盲目的“左”倾扩军方针政策，搞了大规模的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用破坏甚至瓦解地方武装的办法去单方面追求主力红军的无条件扩大，虽然一时间使主力红军有所扩大，但却使部队的质量下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使主力部队失去了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而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破坏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种错误的扩军方法方针与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相结合，就使部队在作战中一再失利，最终红军不仅没能扩大，反而由几十万人减少至三、四万人；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并贯彻实施正确的扩军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正确的扩军路线，适应战争的需要，放手发展人民军队：重点扩大和巩固地方武装与民兵，在各根据地建立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割韭菜”的办法，走由自卫队、民兵到地方军到主力军逐步升级的道路，同时积极争取和收编各种游杂武装，使人民军队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到1945年9月，我正规军发展到127万多人，民兵发展到268万多人，拥有1亿2千5 百多万人口，104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广大解放区，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0—02—21

作者介绍：高学栋（1959—），男，山东行政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山东行政学院 行政管理系，山东 济南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