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反周期资本缓冲的方法选择

　　内容摘要：本文提供了设计反周期资本缓冲的一些经验教训和方法选择，主要贡献在于分析了用于指引资本缓冲建立和释放的条件变量。不同反周期资本措施的主要区别在于条件变量是银行特定的还是系统性的，前种方法对特定构成要素的数量要求巨大，相比之下系统性的方法更具优势。作为资本缓冲增加进度和规模信号的最佳变量未必是指引资本缓冲释放时机和程度的最佳变量。信贷/GDP比率是指引建立阶段开始的最好变量，总损失的某种衡量，与信贷条件指标一起，可以很好地发出释放资本的信号。不过，现阶段设计完全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不太可能，不同程度的主观判断不可避免。此外，本文还认为，减少最低资本要求的敏感性是可靠的反周期缓冲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反周期资本管理正逐渐引起国内银行业及相关部门的重视，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翻译并发表此文，以期为相关部门资本监管和风险管理提供借鉴。作者及所在机构对译文免责。 　　 　　关键词：金融稳定 顺周期性 反周期资本缓冲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4-07 　　 　　一、引言 　　 　　本次金融危机加快了为决策者提供处理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框架和工具的进程。本文评估了反周期资本缓冲这一特殊工具的不同方法选择，并运用跨国经验为反周期谨慎资本标准的设计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反周期资本标准的目的在于鼓励银行在经济环境有利时储备资本，在困难时期相应地减少资本金。缓冲不是谨慎最低资本要求，而是超过最低标准之外的额外资本要求，以备衰退期吸收损失之需。反周期资本缓冲措施有两个目的，一是增强银行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减少银行系统中出现大规模压力的风险。二是减少银行系统对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大部分情况下两者的区别并非特别明显。不过，对两个目标的偏好会影响对不同措施的评估。例如，偏向第一个目标的决策者可能较不能容忍衰退期中资本缓冲出现下降，尽管这将有助于维持借贷总水平。 　　反周期资本缓冲措施的内在原理是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这源于当前风险衡量实践的不足以及对微观金融机构激励的扭曲，后果的显现具有相当的时滞。在繁荣期增加缓冲是处理该问题的一种方法，它强化了各机构进而整个系统的防御力，可以减少繁荣期结束后压力生成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有效的措施需要具备一些条件。首先，需要能够识别增加和释放资本缓冲的正确时机，也即要能够正确地识别繁荣期和衰退期。第二，需要保证在繁荣期增加的缓冲量足以抵消损失，不至于引发严重的压力。第三，能够较好地应对包括操纵在内的监管套利。第四，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实行。第五，尽可能以规则为基础，自动充当稳定机制，特别是减轻当局在繁荣期采取限制措施的压力。第六，实施成本较低。最后，措施要简单透明。 　　另外，重要的是任何措施都应建立在当前的谨慎工具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两个限制条件，首先，最低资本要求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突破，防止因调整因子的作用使资本要求低于最低要求。不过，如本文第四部分将指出的，当前的最低资本要求具有相当程度的顺周期性，在设计措施时对此需加以考虑。第二，措施应尽可能保留信贷风险的跨部门区别。这同样需考虑平滑最低资本要求的时间波动和周期敏感性，但这意味着调整因子应该是乘数的，作为最低值的标量。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分析了用于指示增加和释放资本的条件变量。反周期资本措施的主要区别在于条件变量是银行特定的（自下而上）还是系统性的（自上而下）。本文发现在自下而上的方法中，特定构成要素的规模巨大。这意味着即使在重大金融压力时期，不同银行对调整因子的估值存在巨大差异。另外，银行特定的因子的可持续性非常低，因而建立反周期资本缓冲的目标波动性将非常大，有时在趋势性阶段会出现规模和方向上的巨大改变。 　　对于从上而下的方法，分析显示可以作为缓冲增加进程和规模信号的最好变量，未必是指引缓冲释放时机和程度的最好指标。信贷可用于缓冲的建立阶段，特别是信贷/GDP比值的偏离度，是较好的先行指标，而且该数据与CDS价差等数据相比可得性较强。以信贷/GDP比率作为条件变量的另外好处是在繁荣期调整信贷扩张目标可以约束信贷的过度膨胀。对银行部门总体损失的衡量，与信贷条件一起，可以充当资本释放阶段开始的信号。如何指引资本释放的节奏和程度较不清楚。总的来看，及时和大规模的释放较受欢迎，逐渐的释放会降低缓冲措施的效果。 　　总体上，我们的实证分析显示完全基于规则的机制在现阶段可能并不现实，对资本缓冲的建立以及释放阶段的主观判断仍不可避免。 　　 　　二、可供选择的措施分类 　　 　　每种措施都应包含两个要素：1.选择一个条件变量作为引导增加和释放资本缓冲的标志。2.选择一个调整因子决定条件变量的变动如何映入资本要求。因为关系到缓冲数量的计算，整个措施同样取决于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 　　建立缓冲有两个可行规则。 　　第一是让最低资本要求本身反周期变动，在扩张期上升，衰退期下降。在繁荣期增加的缓冲在需要时可以加以释放。缓冲的有效性依赖于最小降速快于损失出现的速度。这种规则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这预示着最低资本要求在衰退期将下降，可能会低于现行最低资本要求，破坏引言中所述的两个约束条件之一，因而不加以考虑。 　　第二是在最低值上建立一个目标，两者之差反周期变动（图2.1）。一个极端形式是建立固定缓冲，X，繁荣期的资本为最低值+X%，衰退期没有额外的缓冲要求，法定最低资本要求为其下限（图2.1，左）。另一种选择是在繁荣期制定上升的目标，直到达到某个最高值。下文将论述到资本的增长将与某个条件变量相联系（如信贷、收益、信贷价差等）。一旦面临衰退，资本可以马上得到释放（图2.1，中间），或逐渐得到释放（图2.1，右）。有很多不同的组合，下文将对众多方法进行探讨。 　　 　　资本目标也可以采用两种形式。可以是任何时候都应满足的硬目标，现实中即为最低资本要求，这不能作为缓冲。作为最低资本要求，只有当目标要求下降时才会出现缓冲资本，在损失的积累速度较慢时才有效。相对的可以是软目标，通过渐进的监管惩罚机制鼓励银行逐渐达到该目标。考虑到惩罚的特性，该目标之下的资本可以用于吸收损失。 　　条件变量决定了缓冲积累和释放的速度，各种措施也会因条件变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条件变量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银行特定的（从下而上）还是系统性的（从上而下）。若采用银行特定的条件变量，措施只能由银行独立实施，否则无法实现。 　　每一种选择都既有支持也有反对。从下而上的方法包含的特定因素较简单，实施较容易。相反，从上而下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系统层面，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未必必须考虑个体特征。例如，如果一家银行在繁荣期遭受损失而其他银行运行良好，作为个案，其问题不会导致市场总体出现信贷收缩和减价销售。因此，未必需要为应对普遍的损失和顺周期性而增加额外的缓冲。 　　该问题与硬目标和软目标的选择有关。软目标更容易应对繁荣期中的个别损失，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则不理想。本次危机中银行处境相似，破坏最低监管要求的惩罚巨大。因而，银行应有必要在最低目标之上建立缓冲以应对特殊的冲击。从这点来看，硬目标和软目标之间如何选择与监管要求相关。 　　为评估不同措施的表现，风险加权和未加权资产（即总资产）的区别很重要。银行在衰退期的紧缩动机与监管标准之外的资本数量多少有关，该资本是按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但是，这种紧缩对经济的影响与风险未加权资产或贷款相关的资本数量有关，该数量决定银行要多大程度地收缩其平衡表以节约资本。在衰退期，更高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一起产生双重影响：侵蚀资本准备；增加风险加权资产对未加权资产的比率，要求每单位风险加权资产实现更大的紧缩。而且，削减风险加权资产，增加更安全的投资，改变平衡表构成的这种做法是顺周期性的。典型例子是削减私人部门信贷，增加政府债券的投入。

　　随着繁荣期的延续，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相对于总资产趋于下降。根据反周期资本措施的计算，这意味着在转向衰退期时，资本目标对总资产的水平会下降，即使可以找到合适的条件（图2.2中途径a相对于途径b，右）。 　　 　　这意味着对某种措施顺周期影响的评估不能单纯取决于缓冲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关系，还有必要考虑缓冲和未加权资产之间的关系，后者将在第四部分进行分析。总体上，风险加权资产对未加权资产的比例变动越大，顺周期效应越强。这一点对于措施的正确设计很重要。 　　 　　三、对可选措施的评估 　　 　　接着考虑：1.如何选择增加和释放资本的触发因素；2.增加和释放资本的规则。首先研究基于系统性变量的从上而下的规则，然后是基于银行特定变量的从下而上的规则。此外，我们相比谨慎最低资本要求评估目标的表现，将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敏感性影响推迟到第四部分进行讨论，因此，本部分的分析仅考虑风险加权资产。 　　（一）识别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 　　理想的条件变量是金融周期的同步指标，可以引导在繁荣期建立充足缓冲，在衰退期以合适的速度和数量加以释放。繁荣期和衰退期与资本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同步。 　　现实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作为起始，如何测量金融周期并不清楚。有大量的变量可考虑，如银行表现（如收益、损失或资产质量，如不良贷款），金融活动（如信贷），以及信贷成本和可得性（如信贷价差）。而且，金融周期和实际产出周期未必完全吻合，两者关系会随时间而变。特别是严重的金融压力未必在每次衰退中都出现。而且如下所述，不同金融指标对于产出峰值和谷底的超前和滞后的差别显著且多变。 　　为使问题简单化，最好是再回顾一下措施的目的：银行应该增加缓冲以吸收衰退期的损失，银行不应因其资产负债表收缩而成为信贷紧缩的源头，应该充当冲击的吸收者而非放大者。 　　这提示了繁荣期向衰退期的转变可以通过两个要素的组合来识别：对银行总损失的某种衡量，最好经平衡表规模标准化；银行部门是否为信贷紧缩源头的指标(表3.1)。可以用同样方法识别从衰退期向繁荣期的转变，但精确的时间相对较不重要。因为金融周期存在非对称性。金融压力的形成一般是非常突然，因而要求缓冲的释放及时快速且足量。相反，从衰退期向繁荣期的转变要缓慢得多。 　　 　　为了展示如何在现实中识别衰退期，以美国为例，因其数据较全。用抹账额代表合计总损失，净紧缩值代表信贷条件，两个指标与1985年以来的金融危机（1990年代初，以及本次金融危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1.两次危机时期都伴随着较高的抹账率和信贷条件的收紧。2.信贷条件的收紧先于抹账率的增长，尽管领先程度变化较大。3.信贷条件在2001年经济下滑中的表现与两次危机中相似，但抹账率并没有上升很多，显示银行所受压力并不大。 　　总损失和信贷条件的权衡哪个更有普遍意义？总损失较关键，一旦出现大的损失，即使没有出现信贷紧缩的迹象，也需释放缓冲。缓冲的目的就在于预防信贷崩溃。但选择有时并不明确。有必要设想这样的情况，未计账的预期损失有可能引起银行信贷收缩。例如，2007年第三季度许多国家应该释放缓冲，因为银行间市场存在巨大压力，但除了按市计价的损失，当时的总损失并不大。 　　该讨论提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以某种中性历史水平（如长期平均）衡量的总损失，是识别释放资本需要的较好变量，目标缓冲需要在损失出现之前加以积累。信贷条件指标也可以在总损失未能有效发挥信号作用的情况下提供补充信息。第二，早期分析显示识别释放缓冲的精确时间需要一些主观判断。 　　（二）增加和释放资本缓冲 　　是否有系统性或总变量可以有效地充当条件变量，在必要时发出增加和释放资本缓冲的信号？原则上同一变量可以扮演两种功能，现实中不太可能。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是变量可能无法反映繁荣期的“热度”。标识缓冲增加速度和程度的理想变量应是繁荣期中风险积累的替代，因而可以成为提示未来银行危机的最好的先行指标。 　　这一特性为选择合适的变量提供了相关线索。为很好的捕捉“热度”，相关变量至少应该在资本建立阶段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变动，需要偏离其长期平均值，偏离值越大，金融压力越大。这排除了可以标识释放阶段开始的变量，如不良贷款或贷款损失，因为它们在繁荣期中永远不会降到零以下。也排除了收益或收入变量，因为其未必对周期有足够的敏感。例如，竞争压力可能压低经济扩张期的息差。相反信贷和资产价格等变量，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可能有用。信贷繁荣尤其可能是银行危机的最好先行指标，信贷和资产价格对长期趋势的偏离组合可能更好。信贷价差也可能包含有用的信息：高的风险承担，反映低的风险概念和高风险偏好，通常是金融危机的先驱。 　　第二也是更根本的问题是难以想象同一变量如何既能充当金融危机领先指标，又能充当其同步指标。同一变量显然是无法既成为缓冲积累又充当其释放的标志。例如，信贷扩张有相当的内生性，因为客户可能需要提取信贷、银行需要维护客户关系，在危机形成后有时滞而失去及时性。资产价格可能在危机出现前下降过早。 　　以下将分析可选变量的表现，变量分为三组，宏观经济变量、银行的经营活动和融资成本。 　　1.宏观经济总量指标 　　对产出和信贷总量的计量是反映金融周期状态的最自然指标。资产价格是有用的总量指标，在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前快速上升。宏观总量指标的优势在于其与单个机构的战略操作无关，即便个体仍然受到银行部门集体行为的影响。另外，大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容易获得，可以在许多国家加以运用。 　　实际GDP增长：这是衡量经济周期的最常用指标。但尽管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相似，未必在所有时刻都同步，金融危机未必在每次衰退中都出现。 　　实际信贷总增长：对周期的定义经常会参照信贷的可得性。包括银行及其他信贷在内的信贷总量增长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供给情况。繁荣期的特点是信贷快速扩张，信贷总体下降是信贷崩溃的前兆，信贷增长对其趋势的偏离是有用的信息变量。 　　信贷/GDP比率：该指标将信贷供需与经济总量相联系，提供了经标准化的信贷变量。此外，历史证据表明快于平均速度的信贷/GDP比率与银行危机密切相关。本文将考察该指标与长期趋势的偏离值，并考虑到该比率长期水平的可能变化，如源于金融深化。因而，也可将之视为信贷/GDP缺口。 　　资产价格增长：金融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在银行出现系统性问题之前趋于快速增长，在资金紧张阶段迅速下降。与信贷/GDP比率相似，本文考察房地产总价（居民和商业房地产价格的加权平均）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值。 　　2.银行部门的经营活动 　　银行活动与更大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相关。将反周期工具与信贷增长率或银行收入相联系，目的在于通过仅考虑银行而将其他金融部门排除在外，平滑金融中介（信贷）周期。这里通过银行表现和利润（如净收益或银行费用，特别是与信贷成本相关的费用）的波动识别周期。银行获得高利润的时期通常是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和风险快速积累的时期。温和的经济条件会有利于银行获得较低的现实信贷成本。这时更容易获得内部资本（如通过保留盈余），可增加缓冲以备艰难时期使用。 　　银行信贷增长（经GDP标准化）：参见上述描述。 　　银行利润：这是衡量银行部门表现的关键指标。收益在经济繁荣期较高，在危机时快速反映为损失。但是，利润指标可能是银行战略管理的一个内容，从而会扭曲其信息内涵。但考虑到银行利润与其内部动机相关，因为它决定了与绩效相关的收入，并也会接受分析师和股东的监督，这种担心可能可以得到消除。本文将重点分析税前利润与总资产比率。

　　总损失：该指标关注成本方（不良资产、拨备等）。金融周期通常由现实损失的上升和下降加以区别。反周期资本工具建立于可测算的损失之上，在损失较低时增加缓冲，在损失增加时释放缓冲。受数据限制，本文集中分析与信贷相关的损失，包括不良贷款、抹账对总资产比等。 　　3.融资成本 　　这里指银行的融资成本，基本思想是通过识别融资成本的波动周期，银行有动机在资金相对便宜时增加融资，在存在压力、融资成本昂贵时使用这些储备。 　　银行部门的信贷价差（指数）：这是衡量银行部门脆弱性的指标（市场对银行失败风险的评估）。因为与银行的融资条件紧密相联，可能会受到银行的操纵，不过可通过采用更宽泛的指数来消除这个不足。 　　流动性成本：这是衡量银行短期流动性平均筹集成本的指标。与银行的健康状况和市场总的融资条件相关。尽管平时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分配看似无摩擦，危机时重大压力迅速出现。该指标因而能很好地标识繁荣期向衰退期的转换。不过，许多银行间市场利率并不能代表实际融资条件，特别是在危机中，市场参与者有动机在战略上瞒报融资成本。本文的分析中采用Libor-OIS价差。 　　公司债券价差（总平均）：这是衡量其他信贷质量和信贷风险的时点指标。繁荣期价差低于平均水平，压力期价差快速扩张。 　　总体上，本文的实证分析受限于数据的有限性，大部分可得数据是宏观的，银行指标信息有限，融资成本的数据更有限。实践中，数据发布的频率也很重要。基于市场的条件变量每天都有，宏观经济数据通常每季发布，银行活动指标通常半年或一年才有。在缓冲逐步建立阶段，季度数据看似足够，但如果衰退期突然而至，季度数据则不足以提供快速释放缓冲的信号。 　　4.对不同条件变量表现的观察分析 　　为了评估各条件变量的表现，我们将各变量的发展趋势（采用变量与其长期趋势或平均值的偏离值）与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历次主要银行危机相结合，对其表现进行观察和分析。经观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有关联，但产出的波动比与金融危机相关的金融周期的发生频率较高。 　　第二，信贷总量增长和信贷/GDP比率在预测衰退期时表现良好，因在压力成为现实前快速上升。特别是信贷/GDP比在多数危机前明显高于趋势线。不过两者都不能准确标识释放阶段，不管是时机还是程度。在一些情况下，变量下降太晚太慢，滞后于资金压力出现时期，如在本次危机中。 　　第三，房地产价格对趋势的偏离有助于识别资本的建立阶段。但是该偏离在资金压力出现之前很早就出现，表明其提示的缓冲释放时机过早。 　　第四，银行利润（税前）作为缓冲建立指示的表现不稳定。在本次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危机以及1990年代早期西班牙的危机中表现良好，在其他情况下表现较差。如在美国1990年代早期，税前利润总额在危机中反而上升，即使抹账快速增长。 　　第五，与预期相一致，银行（总）损失的表现在繁荣期并不令人满意。原因是在繁荣期区别不大，会在经济扩张早期就要求很高的资本目标。 　　最后，融资成本指标在本次危机中表现良好：在危机前低于长期平均值，压力出现时快速上升。但是价差在多个周期中的表现不令人满意，以美国为例，该指标显示2001年的衰退比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早期的衰退更严重，要求1990年代中期建立的缓冲数量要大于本次危机之前。 　　5.对不同条件变量表现的统计测试 　　本部分对各条件变量（主要包括信贷/GDP、信贷增长、GDP增长、房地产价格；税前利润、信贷损失、信贷价差）在资本缓冲积累阶段的表现进行统计分析。评估发现大部分情况下存在两种错误：类型1，危机发生时没有发出信号；类型2，发出信号但没有危机出现。两种错误类型归结为信号噪音比率。信号噪音比率最低的指标，说明早期预期最好。统计分析涉及到1980年以来36个国家超过25次危机的数据，其中宏观经济数据相对较全。 　　分析结果显示，信贷/GDP比率的信号噪音比率最低，而且预测到超过2/3的危机。房地产价格缺口的表现同样良好，但此数据相对难以获得，只有15次危机的相关信息，许多国家基本上没有些数据，显示该指标并不理想，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容易地实施。 　　税前利润也不是指引资本积累的合适指标，存在小样本问题（6个国家5次危机），信号噪音比率较高，意味着利润不仅在走向危机时获得，更是在平时获得。 　　尽管样本较小，重要性不宜高估，价差系列和信贷损失的有关结果令人吃惊：从预期没有危机到发现危机，转变发生的非常快。同时，信号噪音比率很高。意味着在平时和繁荣期，这些变量波动不是太大。因此，这些系列不能提供关于系统性风险建立程度的有用信号。但是，可以作为释放的有用信号，因为在压力出现时能够快速发出信号。 　　统计测试提供了不同变量表现的有用信息。不过有两点需掌握，一是，这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分析所用的是国内指标，有些危机来源于国外借贷而非本国金融的脆弱性。解决该问题需要依靠国际银行业的数据，借此可以提高危机前的预警能力。二是，统计中的类型2错误从政策角度看未必是错误。条件变量经常在危机前3年预示脆弱性在积聚，统计上这个信号可视为错误，其实只是过早地提供了正确的信息。还有的情况是有严重的银行问题，但没有正式的危机报告，统计上可以说指标发出了错误信号，实际上因此额外建立的资本缓冲对减缓银行系统的压力是产生了作用。不过，公平地说，没有一个条件变量可以提供完美的信号，意味着现阶段不可能存在完全基于规则的措施，管理反周期资本缓冲的谨慎形式不可避免。但是，实证分析显示可以找到合适的条件变量，信贷/GDP比率是标识建立阶段开始的较好指标，总损失的衡量，与信贷条件相伴，是提示释放阶段开始的最好指标。是否以及如何管理释放的进程和程度较不明确。 　　6.选择调整因子 　　任何决定缓冲积累和释放的规则需要有公式将条件变量与调整因子相联结。原则上，存在大量的可选方案。如引言中所述，这里的调整因子是乘数的，保留信贷风险的跨部门区别，不会低于1，避免资本要求降到最小标准以下。 　　考虑到这些约束因素，设立最简单的公式如图3.1。当指标变量低于X，调整因子为1。对理想的条件变量来说，这发生在衰退期。繁荣期目标值高于最小值，当条件变量离开X，缺口随之上升。调整因子对条件变量的公式是线性的,并设有最大值，以防止资本不切实际地要求过高。 　　 　　假设调整因子在低于其长期平均值1个标准差以上，指标变量为1。线性公式的斜率为1/（2*std）,即资本目标在指标变量为平均值时，超过最小值50%。调整因子的最大值为2。考察信贷增长、信贷/GDP比率、信贷价差和银行税前利润对总资产比等变量。对调整因子历史表现的观察结果再一次印证了前面对各条件变量表现分析得出的结论。与信贷变量相关的调整因子在大部分危机发生前成功地提示需建立缓冲达到最大值，特别是本次危机中。不过对建立时机的提示存在差异，基于信贷增长变量的调整因子对经济活动和银行损失的短期波动更敏感。 　　（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比较 　　自下到上措施与自上而下措施的表现相比如何？通过对欧洲若干大银行的资产增长和税前利润表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特定要素构成数量巨大（有些波动可能是源于数据原因，如并购、会计调整等，这些难以完全把握）。资产增长率和利润表现极为分散，预示着对调整因子的估值、目标调整的方向存在巨大差异。 　　此外，分析显示银行特定的变量的持续性相当低――无疑是特定要素重要性的另一种反映。资产增长尤为如此，即使以年为频率，在一些趋势性阶段目标也会出现方向性的改变。将从上而下与从下而到上方法结合，结果也如此，特定构成要素众多而且持续性差。

　　在某些方面，这些结果与前述纯粹从上而下的方法没有完全可比性。资产增长与信贷增长并不完全相同，微观数据参考来自合并的平衡表，可能包含了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这些因素可能造成额外的波动。即便如此，结果支持银行特定的变量比系统性变量要差的结论。调整因子的巨大变动使得难以将之运用于处理系统性问题的实际行动中。 　　 　　四、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敏感性 　　 　　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敏感程度对于措施正确设计很关键。敏感性越高，所需缓冲越大，发生危机后目标下降越快。最坏的情况是如果变化巨大，会严重削弱措施的作用。 　　但最低资本要求敏感性的信息有限，只能通过对西班牙银行的分析来研究这个问题。参照巴塞尔协议Ⅱ对西班牙银行公司和抵押资产的最低资本要求，将违约率假设为时点违约率和时期违约率两种，以信贷增长和信贷/GDP作为条件变量，并计算调整因子，最低资本要求为8%。主要的分析结果如下： 　　首先，时点资本最低要求的周期敏感性很高。在1992年后期的金融危机中，该次危机前资产质量的恶化比前几次危机要缓慢公司资产的资本要求从1990年的8%上升到1993年-1994年的12%，消耗了大量可用资本。之后，除了在2000年代初经济下滑中有小幅上升，到2007年期间资本要求几乎是单向直接下降至8%以下，之后开始快速上升。时期资本的周期敏感性相对较低，从1992年的峰值到2007年，几乎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从11%跌至9%。 　　第二，时点要求的高周期敏感性削弱了资本缓冲的效果，尽管信贷作为条件变量表现良好。原因是一旦达到上限，资本目标跟随时点最小值的运行路径，以同样速度下降。 　　最后，周期敏感性增加了反周期措施在及时有力释放资本操作中的难度。例如，考察公司资产，以信贷/GDP比率作为条件变量，1990年代早期，时点最低值的增加效应和该比率的惯性使得资本目标在1992年上升，1993年只下降2个百分点，之后几乎没有变动。更重要的，这些都没有考虑到可用资本因为资产的实际损失而受到的侵蚀。与此相对的，与时期最低值相联系的资本目标在1992年和1995年间下降则接近5个百分点。 　　如果这个结果具有代表性，减少最低资本的敏感性是可靠的反周期资本缓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点要求的潜在高敏感性会削弱繁荣期中相对未加权资产建立目标缓冲的效果。相似的，衰退期中，会快速消耗可用资本来源，因为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与损失一起会加快资本损耗。 　　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危机前目标资本有必要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二，反周期措施应该设立相关机制，一旦出现危机允许目标得以快速下降，从而及时和足量地释放资本缓冲。 　　 　　五、结论 　　 　　反周期谨慎资本的目的是鼓励银行在繁荣期增加缓冲，从而在衰退期相应减少资本金。本文分析提供了大量方法，令该目标更有操作性。包括如何识别周期中的繁荣期和衰退期，以及不同变量作为资本建立和释放阶段标志的合适性。 　　任一反周期资本措施是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过量要求。最低资本的周期性因而对于整个措施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时点资本要求的高敏感性预示着繁荣期中风险加权资产的大幅下降造成相对未加权资产只有有限的资本得到增加。相似的，在衰退期，高度周期性的最低资本会消耗掉可用资本来源，因为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与损失一起加快对资本的消耗。 　　反周期资本缓冲项目的主要区别在于条件变量是银行特定的还是系统性的。本文提供的证据显示若采用从下而上的方法特定要素会很庞大。不同银行对于调整因子的评估会存在巨大差异，即使在大规模的金融稳定压力生成时也如此。另外，银行特定因素的稳定性非常低，反周期资本缓冲目标的波动性巨大，有时在趋势性阶段会极大地改变其规模和方向。 　　至于自上而下的方法，本文分析显示作为缓冲积累速度和规模的最好变量未必是提示释放时机和程度的最好选择。信贷可以较好地用于指示建立阶段，特别是信贷/GDP比率与其趋势的偏离值，可以很好地充当资金压力形成的先行指标。而且相比CDS价差等数据，该指标在各国的可得性较强。该条件变量的额外优势在于在繁荣期对于信贷扩张设定随时间而变的目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信贷过度繁荣以及风险的过度承担。 　　对总损失的衡量，与信贷条件相伴，是提示释放阶段开始的最好指标。是否以及如何引导释放的节奏和程度不清楚。一般而言，快速、有力度的释放更受欢迎，缓慢的释放会减少缓冲的效果。 　　本文的结论在于为反周期资本如何实施提供最初的建议而非最后的答案，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如何基于一组条件变量而非只是一个建立规则，不过，很难设想如何用简单、有力和透明的方式来建立这样的规则。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完全基于规则的制度在现阶段不存在。因而，对于建立和释放阶段的某种程度的判断将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Alessi, L and C Detken (2008): “Real-time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for costly asset price boom/bust cycles: a role for global liquidity”,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039. 　　2.BIS (2009): 79th BIS Annual Report, Basel, June. 　　―― (2010): 80th BIS Annual Report, Basel, June. 　　3.Bordo, M, B Eichengreen, D Klingebiel and M S Martinez-Peria (2001): “Financial crises: lessons from the last 120 years”, Economic Policy, April. 　　4.Borio, C and H Zhu (2008): “Capital regulation, 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IS Working Papers, no 268. 　　5.Borio, C and M Drehmann (2009): “Assessing the risk of banking crises � revisited”, 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pp 29�46. 　　6.Borio, C and P Lowe (2002): “Assessing the risk of banking crises'”, BIS Quarterly Review, December, pp 43�54. 　　7.Calza, A, M Manrique and J Sousa (2006): “Credit in the euro are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aggregate data”, The Quarte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46 (2), pp 211�26. 　　8.Canova F. (1998): “Detrending and business cycle facts: a user's guid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41(3), pp 533�40. 　　9.Cotis J.P. and J. Coppel (2005): "Business cycle dynamics in OECD countries: evidence,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BA Annual Conference Volume, in: C. Kent and D. Norman (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Business Cycl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作者简介： 　　曼斯・爵蒙、克罗多・布睿、兰诺德・甘白科特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经济部 　　甘布利・杰米、卡罗斯・恰特西班牙银行 　　 　　（胡妍斌译 王辰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