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作者：汪高鑫

学习与探索 2013年04期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1－0139－08

　　 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其“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将先秦以来人们的大一统理想变成了现实。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巩固过程中，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谓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交往的形式往往会根据政治需要和民族区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民族间交往的加深，必然会促进民族的融合；而这种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民族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角度，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过程作出解说。

　　 一、汉匈和战与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

　　 匈奴作为族称，文献记载始见于战国；而考其族源，学者大多认为与殷周以来鬼方、獯鬻、荤粥、猃狁、胡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匈奴应该是在这些族群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而形成的。匈奴民族最初的活动中心在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渐移至漠北。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作为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内部各氏族、部落“自有君长”，彼此间没有永久的盟约关系。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亦即西汉建立前后，通过采取一系列巩固内政、兴建制度的强化统治举措，同时不断进行征伐，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各部互不统属的局面，建立起了一个东尽辽东、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奴隶制帝国。在整个两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帝国虽然在汉武帝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却始终是汉朝需要面对的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匈关系是汉朝民族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两汉时期的汉匈关系史上，和亲与战争是汉匈双方最普遍的两种交往方式。作为汉朝而言，它与匈奴的和亲，一开始是迫不得已之举，而在后来的与匈奴的交往过程中，这种和亲往往被当做调整与匈奴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和亲对于汉朝而言，无论是对巩固政权统治，还是加强与匈奴的交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匈奴而言，无论是强盛时期还是衰败时期，都是经常主动请求汉朝与其和亲。匈奴向汉朝求亲，既有贪图汉朝财物的因素，因为和亲不但要下嫁公主于匈奴单于为阏氏，而且还“岁奉匈奴絮缯米等实物各有数”；更主要的是将其视为一种光荣和体面的事情，表现出了一种对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仰慕之情，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一个少数民族领袖，为什么要娶一个汉族姑娘？为什么把这看做是光荣的事？他认为汉族姑娘好，汉族姑娘嫁给他是他受到重视的表现。这类事情，历史上多得很，都是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1]59此外，撇开双方的政治、心理因素，汉匈和亲，对于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沟通民族之间的感情、促进民族融合与政治大一统，有着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特殊的重要作用。

　　 而关于汉匈战争，对于汉朝而言，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扩张大一统政权的需要而采取的主动出击，也有出于捍卫农业文明、护边安民的需要而进行的被动反击。对于匈奴而言，骚扰汉朝边地，掳掠汉民与财物，是这个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游牧民族的一贯做法，而这，自然会遭到汉朝的抵制和讨伐，结果往往引发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即便是民族间战争，也或多或少反映出向往中原的心情”[1]59。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尽管过程中匈奴会取得一些暂时的胜利，而最终还是被汉朝所击败。西汉初年强盛一时的匈奴国家，在走过它数百年的历程之后，最终还是从强盛走向衰落、从独立到臣服于汉，以至于东汉以后南匈奴成为汉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汉朝先进的文化而不是军事最终击败了匈奴，因为即使是汉武帝的征发，也并没有使匈奴真正臣服。与汉朝封建体制、农业经济和科学文化相比，匈奴的奴隶制、游牧经济和落后的文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实际上匈奴的最终失败，就是败于它的这种游牧文化，因为这样一个“以马上战斗为国”的国家，是依靠军事联合起来的统一体，内部缺乏稳定的基础，虽能强盛一时，却也能迅速溃败，随着联合体内部不可避免的各种矛盾与争斗的发生，最终的败亡便成为必然。

　　 在汉匈往来中，经济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联系汉匈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匈奴无论是请求和亲，还是经常犯边，想获取汉朝财物，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汉代，匈奴获取汉朝财物的正常途径，主要是通过“合市”的办法。《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道理很简单，匈奴作为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它需要借助于开关市，来获取汉地的纺织品、粮食、兵器、铁器等等；而汉朝愿意与之开关合市，一方面是要通过合市获得匈奴的畜牧和狩猎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匈奴人“好汉物”的心理达到控制它的目的。正因如此。在两汉时期，汉匈关系无论好坏，甚至东汉北匈奴败走后，双方还是能“通关市不绝”。毫无疑问，这种经济上的难以分离和依赖性，是促使东汉以后匈奴不断汉化的重要因素。

　　 在汉匈交往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大量汉人流入匈奴。两汉时期汉人流入匈奴，一般来讲有三种途径：被掠、降俘和亡入。匈奴不断犯边，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掠夺汉民。当时的匈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奴隶制国家，“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掠夺汉民做奴隶，是其维持奴隶制游牧经济的需要。而在汉匈交战的过程中，双方自然都有投降或被俘人员。像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贰师将军李广利竟率众七万余人投降匈奴。还有就是一些不堪忍受愁苦的边地奴婢，也纷纷亡入匈奴。据大致估算，两汉时期流入匈奴境内的汉人，总数达十余万。这么多汉人流入匈奴，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匈奴带去了汉地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在加速匈奴文明进步步伐的同时，也改变了匈奴民族的成分。

　　 毫无疑问，东汉以后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主要是汉匈经济文化往来不断、汉匈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早在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附汉，就打破了“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启了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先例。随着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南匈奴长期散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上谷等郡，一直受到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南匈奴逐渐汉化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汉通西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展拓

　　 “西域”一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两汉时期的西域，从地理概念来讲，一般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包括天山南北地区。不过，在中国古籍上还有一个广义概念，它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印度，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这里所谈的西域，主要是就狭义而言，与今天的新疆地区大致相仿，亦即汉朝所设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大致范围，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这一范围。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西域传》的记载，汉武帝时西域有36国，西汉哀平以后至东汉，自相分割出50余国。西域的民族分布很复杂，各地的经济状况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中以畜牧业为主的有婼羌、鄯善、西夜、蒲犁、乌孙等国，以农耕为主的有于阗、莎车、疏勒、龟兹、焉耆等国，兼事农耕与畜牧的有车师前、车师后、蒲类、蒲类后等国。

　　 汉朝与西域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联合西域夹击匈奴的使命没有完成，却打通了汉与西域的交通，促进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元鼎六年(前111)，汉朝在河西走廊设张掖、敦煌二郡，加上原有的酒泉、武威二郡，总称“河西四郡”。此后汉朝通过对西域的不断用兵，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加强了汉与西域的联系。西域各国开始主动向汉朝遣使交往，请求和亲。如元封年间，汉遣江都王之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莫；细君死后，汉又将楚王之女解忧嫁与乌孙王，汉与乌孙的联盟不断得到巩固。正是通过武力和和亲两手，汉朝将其势力真正深入到了西域各国。神爵二年(前60)，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治理天山南北诸地，标志着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西域从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之际，随着中原的内乱，西域重新为匈奴控制。东汉明帝时期，在对匈奴战争的同时，派班超出使西域，旨在说服西域脱离匈奴而亲附汉朝。班超出使西域后，很快便使鄯善、于阗、疏勒等国归附东汉，东汉随即设置了西域都护以及戊己校尉，一度中断的汉与西域的关系被得以重新建立起来。随着东汉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班超对西域数十年的艰辛经营，汉和帝时期已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资治通鉴》卷四八)。

　　 在汉朝打通与西域各族的交往过程中，可以说是遣使劝说、和亲结盟与武力征讨兼而用之。而汉朝打通西域的目的，一是对付匈奴的军事需要，二是使西域归附于汉中央政权。在经过两汉数百年的通西域后，随着匈奴的衰败和南匈奴的汉化，汉通西域的军事意义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其对拓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则日益彰显。

　　 首先，拓展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西域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汉通西域以前，西域是处在匈奴统治之下。不过，匈奴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不稳定的军事联合体，它对于西域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西域尚未归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一统的秦朝疆域，也只是说其“西至临洮、羌中”。汉通西域后，在西域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经过数百年的开发，使得西域完全成为汉朝统治的一部分，正式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西域各民族也因此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当然，在汉朝对于西域的统治过程中，西域各国对汉朝西域都护的管辖是时有不满的，甚至还时常游离于汉与匈奴之间，但在总体上是倾汉的。所以当班超要归汉时，西域各国是一再挽留；当汉朝要罢西域都护时，西域各国纷纷主动要求“遣子入侍，献其珍宝”，甚至“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后汉书》卷八八《西域列传》)。这说明西域各国对于汉朝控制西域地区，尽管有矛盾和斗争，更有心理的依赖；而这种心理的依赖，正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

　　 其次，促进汉文化对西域各族的影响。西域与汉政权的交往，最初是出于对汉政权强大而富庶的仰慕。对此，《史记·大宛列传》有具体描述：“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帝“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而汉与西域的和亲，则对西域接受汉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汉武帝时期先后遣江都王之女细君和楚王之女解忧嫁与乌孙王，这不但加强了汉与乌孙的结盟，也为乌孙国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这种文化影响还有辐射作用。如龟兹王绛宾本来与汉有隙，可是娶了受汉文化熏陶的乌孙公主女儿后，改变了对汉的态度：“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旗骑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家外孙，成、哀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这是接受汉礼仪文化改造而密切与中央朝廷联系的典型例证。原楼兰王死，汉“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从这个倚重大汉威德而求得自立的事例中，也可看出当时西域各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之一斑。

　　 最后，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通西域，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开通了“丝绸之路”，这是一条经过河西走廊、新疆至葱岭以西的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经济文化通道，从而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以及与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一方面，这条通道的开通，便利了汉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自张骞通西域以后至东汉，汉朝不断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加强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同时通过设置行政机构，加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汉朝的使者可以说是遍及西域各地，包括葱岭以西的大月氏、大夏、身毒诸国，都能看到汉朝使者的身影；而汉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统治区，要包括自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直到葱岭的地区，影响范围很广。另一方面，这条通道的开通，也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南亚以及中亚细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如这一时期从汉地向西域地区传去了铸铁、“穿井”等技术，汉朝的礼乐制度也为西域各国所仰慕，西域各国仿效汉家礼乐制度“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而这些汉文化，经过西域再西传到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由此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当然，西域各地也有经济文化传入内地，如葡萄和苜蓿就是汉武帝时从大宛传入中国的，特别是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正是汉代由这条通道从南亚地区传入中国的。

　　 三、西羌的内迁与民族融合

　　 羌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甲骨卜辞中已有“羌”字指称族群，在商周时代它的一些支系属于中原王朝的“要服”、“荒服”之列。先秦文献通常以氐羌连称，有时又以氐、羌混称。对于氐、羌是否为一个民族，还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学者说法不一。不过，秦汉以后氐、羌已有明确区分，氐族主要在蜀北，汉武帝时置为武都郡；而且氐族“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相同”(杜佑：《通典》卷一八九《边防》)。羌族传说中的祖先名无弋爰剑，为秦厉公时人。据《后汉书·西羌列传》记载，无弋爱剑曾经为秦厉公的奴隶，逃跑后与一劓女结为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无弋爰剑夫妇最终逃到今青海、甘肃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一带，河湟一带由此成为羌人的主要发迹地之一，汉代称以河湟为中心的诸羌为西羌(或称河湟羌)。东汉时，无弋爰剑的子孙分支已多达150种(其他羌族小的支系还有20余种)，主要有烧当、先零、烧何、卑湳、当煎、当阗、勒姐、零吾、乌吾等部族；分布的地区很广，北自秦陇，南自蜀西，包括今甘肃、青海、西藏、四川西部和新疆昆仑山地区等。从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来看，汉代西羌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诸羌“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权组织，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主要是各支的酋豪；生产上“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主”，说明西羌是一个以传统的畜牧业为主，也有农耕经济的游牧民族(《后汉书》卷八七《西羌列传》)。

　　 西羌最初与汉朝发生关系，也与匈奴有关。西汉初年，匈奴一方面联结西羌共同骚扰西汉边境，一方面又奴役羌人，致使羌人有附汉之心。汉景帝时，留何率羌人向汉朝求守陇西边塞，于是汉朝徙留何等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临洮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羌道(今甘肃舟曲)。内迁甘南后的羌人，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汉武帝时，置河西四郡，一方面“隔绝羌胡”(《后汉书》卷八七《西羌列传》)，切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一方面汉与羌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又设置护羌校尉统领诸羌，同时向河西大规模移民屯田，旨在进一步割断诸羌与匈奴的联系。汉宣帝时，因对诸羌措置不当，激起羌人反汉。镇压羌人反抗后，汉宣帝接受赵充国屯田的建议，后来诸羌纷纷来降。两汉之际，大批羌人向甘肃、陕西西南迁徙，与各民族杂居。东汉初年，羌人时有反抗。光武帝时，先零羌数万人战败后被徙置陇西、天水和扶风等郡。明帝时，败烧当羌，迁于三辅。于是，羌人进一步内迁。东汉中晚期，内迁羌人与塞外羌人不断起兵反汉，声势愈演愈烈，最终一次次的起义都被镇压下去，战败的塞外羌人也一次次不断地被强迫内迁。

　　 纵观两汉的汉羌交往，西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西羌政策的出发点是“隔绝羌胡”，河西四郡和护羌校尉的设置、向河西大规模移民实边等，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当然，这些举措，以及内迁羌人于甘南，在羌人区屯田等，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羌人的需要。而东汉与西羌的关系，可以用“和战无常”四个字来概括。随着东汉初期对羌人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汉朝为更好地控制羌人，而不断地将羌人迁于内地。然而东汉政府对于内迁的羌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向他们征收赋税、征发兵役，羌人因此“积以愁怨”(《后汉书》卷八七《西羌列传》)，激起民变，起义不断。不过，在东汉起义的羌人中，既有内迁的，也有仍居于塞外的，对于后者每每总是由其骚扰东汉边境而引起的与东汉的战争，显然不应该被认为是民族压迫的产物，对此要作具体分辨。

　　 在中国历史上，两汉既是羌民族的发展壮大时期，同时也是羌民族与汉族等不断进行融合的重要时期。两汉加强与西羌的交往(包括友好往来与军事战争)和西羌不断内迁的过程，促进了这种民族融合。一方面，汉代对西羌的建置开发，汉民的大规模实边，羌人的大批内迁杂居，这些举措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两汉时期羌人(主要是内迁羌人)的汉化。经过两汉数百年的汉羌杂居，内迁的羌人都逐渐汉化了。另一方面，汉羌之间的战争，虽然多数情况下是因汉朝为加强对羌人的控制和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而引起的，不过，中国古代民族间的斗争或战争，往往也是一种重要的民族交往和融合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有血腥味。对于羌族的汉化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费孝通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2]

　　 四、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及其文化影响

　　 两汉时期，东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朝鲜、沃沮、高句丽、貊(亦作秽貉)、乌桓、鲜卑、挹娄等。按照文献记载，东北各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民族集团或三个系统，他们分别是：貊族系，包括夫余、朝鲜、沃沮、高句丽、貊等族；东胡族系，包括乌桓、鲜卑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各部。根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在汉代，这三个族系的活动区域、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是不一样的。其中貊族系各族主要活动在今天的北至松花江、南至朝鲜汉江、西至辽宁、东临大海的广大地区，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在三个族系中社会发展水平最高。东胡族系的乌桓与鲜卑等族，最初活动区域在今天内蒙古东部及其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交界地带，鲜卑在北，乌桓在南。东汉击破北匈奴后，鲜卑据有北匈奴故地，乌桓南移至汉朝北部幽州和并州边境，属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挹娄各部为“古肃慎之国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系统，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天黑龙江省东部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两汉时期的挹娄各部经济上兼事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还是一个“无君长”的部落社会。

　　 东北诸族与汉朝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藩邦关系。汉朝对东北诸族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总体来说是以通好为主，不过也时有战争发生。在东北三个族系中，关于挹娄各部的文献记载很少，而貊和东胡两大族系与汉朝关系比较频繁。

　　 貊族系很早就与中原民族或政权发生了关系。周武王灭商后，曾封箕子于朝鲜，开创了朝鲜箕氏王朝。西汉初年，燕人卫满聚众进入朝鲜，击败朝鲜王准而自立为王，建立朝鲜卫氏政权。汉惠帝时，汉与朝鲜国王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因朝鲜王右渠不肯奉诏而兵征朝鲜，次年灭掉卫氏政权，其辖地被分置为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汉朝在朝鲜开始了郡县统治。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管辖貊、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受貊所侵而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东部新宾地区)，辖高句丽、夫余等族。东汉建武六年(30)，罢管辖貊、沃沮的乐浪东部都尉，悉封其渠帅为县侯，岁时朝贡；建武八年(32)，高句丽遣使朝贡，汉恢复其王号；①夫余则先属玄菟郡管辖，后求属辽东郡，对汉朝遣使称臣。由此看来，西汉时期汉朝对东北貊族系貊、沃沮、高句丽、夫余等族实行的是置郡统治。而东汉以后，汉朝与这些族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藩邦关系，一方面貊族系各族国保有相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向汉朝称臣贡献。

　　 东胡族系的乌桓和鲜卑，也是古老的民族，春秋时期属于山戎，战国时称为“东胡”，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退保乌桓山与鲜卑山，遂有二族之称。汉朝与乌桓的接触，始于汉武帝时期。元狩四年(前119)，汉朝在幽州设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终两汉与乌桓的关系来看，在西汉是一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乌桓处在汉与匈奴的夹缝中生存，受到汉与匈奴的双重奴役，有时为汉藩邦保塞，有时又联合匈奴犯边；而汉朝对乌桓采取的政策，则是既加强控制，又利用乌桓与匈奴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东汉时期，对乌桓采取招抚政策。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以后，杂居塞内的乌桓各部实际上已经成为汉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乌桓与汉朝基本上是友好相处的。而东汉对鲜卑推行的民族政策及其双边关系，大致与乌桓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朝与乌桓、鲜卑的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乌桓与鲜卑经常犯边问题。这大概与这两个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所具有的游牧民族特点有关。

　　 在汉朝与东北各族总体上以通好为主的民族交往中，东北各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如属于貊族系的夫余，很早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它们的饮食器具——俎豆如同中原，会同、拜爵、揖让之礼如同中原，甚至他们还使用汉文，尽管并不普遍，如此等等。汉武帝设郡统治后，夫余隶属玄菟郡，担负起为汉守边的任务。汉朝与夫余的臣属关系很密切，像夫余王用的印绶，由汉朝发给；甚至夫余王死后随葬所用的玉匣，也事先由汉朝存放在玄菟郡，夫余王死后到玄菟郡“迎娶以葬”。如高句丽，建国前已属汉朝治下居民，建国后成为汉朝藩国，向汉朝遣使纳贡，由汉朝颁发印绶。在长期的与汉朝友好往来与战争中，高句丽民族从礼仪制度到风俗习惯，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它们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使用的是汉文文字。而汉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直接设郡统治，有助于汉朝先进文化在朝鲜汉朝郡县地区的传播。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四郡去任职，更有很多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经商、垦荒，朝鲜“汉四郡”已是一派汉文化景象。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乐浪文化”，其实也就是汉文化。又如属于东胡族系的乌桓，与汉地的经济交流早已进行，东汉乌桓校尉所在地上谷宁城，便是一个重要的胡市，乌桓人常常以他们的牛马等牲畜来换取汉人的粮食、布、帛等货物。随着乌桓的不断内迁，汉朝还经常利用乌桓的兵力进行征伐活动。同时，乌桓迁居塞内后，在与汉民的长期杂居和交往过程中，不仅完全成为东汉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也不断地汉化，逐渐地融入到汉民族的行列之中。

　　 五、“和集百越”与百越地区的汉化

　　 百越，是对众多的越族系统的国家和部落的统称，其区域分布在今天北至浙江、南至岭南、西至云贵的广大地区。两汉时期，百越逐渐形成了南越、西瓯骆越、闽越(东越)和东瓯等几个政治中心。其中南越国地处岭南，西瓯骆越②在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闽越国在今福建地区，东瓯地处今浙江。由于西瓯骆越在西汉惠、文之际被南越王赵佗征服，而成为南越的一部分；与闽越同为越王勾践之后所建的东瓯则国力弱小，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受到闽越侵犯后主动向汉朝请求内迁，故而百越政治中心主要是南越和闽越。

　　 两汉与南越、闽越等地区的交往，在他们被并入中央政权郡县统治之前，长期以来一直是奉行“和集百越”(《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的民族怀柔政策。其基本做法是：以百越各民族地方政权为汉王朝的外诸侯国，任用原越人首领为王，除国王为汉朝天子封爵和按时朝贡外，国王之下的一切臣僚都由国王任命，与汉朝辖区设有边关。这种外诸侯国与汉王朝之间是一种藩属关系，本身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南越国为秦朝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于公元前207年秦亡之时所建。汉高祖十一年(前196)，考虑到南越国势力的壮大，决定遣使南越，加以笼络。赵佗遂“稽首称臣”(《汉书》卷一《高帝纪下》)，接受汉朝所封南越王称号和所授玺绶，汉与南越之间的君臣关系由此建立。吕后专权时采取制约南越的政策，南越与汉朝绝交，一度还兵戎相见。汉文帝即位后，重新推行对南越的怀柔政策，他罢兵岭南，为赵佗在真定的亲冢置守邑以岁时奉祀，给赵佗在中原的宗室兄弟以官职，并再度遣使南越，使赵佗答应“去帝制黄屋左纛”。终文、景两朝，南越“朝命如诸侯”(《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汉武帝时，南越相吕嘉不愿内属，起兵反叛，汉朝发大兵击灭南越，在南越旧地设置儋耳、南海等九郡，后又置交趾刺史总领，岭南越族从此完全成为汉朝统治下的民族。

　　 闽越国为战国后期越王勾践之后无诸所建。秦并六国，废闽越王无诸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秦末大乱，闽越先是“从诸侯灭秦”，后又佐汉击楚，因此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便下诏令无诸“世奉越祀”，“为闽越王，王闽中地”(《汉书》卷一《高帝纪下》)。闽越国由此臣属汉朝，成为其外诸侯国。汉武帝时期，因闽越先后发兵攻打东瓯、南越，遭到汉军征讨，闽越也因此出现了二王并立现象，汉武帝先后以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闽越王邹郢的弟弟余善为东越王，闽越的实权则实际掌握在余善手里。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余善反汉，汉朝发兵征讨，于次年击灭东越，汉武帝“将其民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汉朝推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百越作为汉朝的外诸侯国，其国王需由汉朝天子封爵，按时朝贡。汉朝与百越维持这样一种宗藩关系，有助于维护汉朝南部边地的稳定乃至汉朝整个统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在这种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之下，还有一种经济利益关系。百越各国国王朝贡，进献一方宝物，而汉朝政府当然要给予他们大量的赏赐；同时，汉朝与他们通关，在双方边关上互通贸易。这种经济关系的加强，有助于政治关系的维系。此外，随着百越与内地交往的逐渐频繁，促进了越人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为后来汉朝在这些地区设立郡县制度进行直接统治打下了基础。

　　 汉武帝灭掉百越政权以后，加速了越人地区的汉化。在百越政权中，西瓯骆越为南越所灭，东瓯、闽越之民众或请求内迁，或被灭国内迁，已经成为内地汉民。作为百越主要政治中心的南越，被灭国后由汉朝设郡统治，也迅速得以汉化。其实南越政权本来汉化程度就很高。南越建立者赵佗本人就是河北真定汉人，第四代王赵兴的母亲也是汉人；而南越人民也主要是由越人和秦朝时期戍南越的50万“中县之民”(即中原之人)构成。汉武帝设置郡县统治后，郡县官吏多为汉人，南越统治集团更是成为汉人官吏与越人贵族的联合体。与此同时，汉朝也仿效秦朝，对南越地区大规模迁徙汉人，还将很多犯人充军到岭南。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时南越的南海、苍梧、郁林、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9郡共有编户20.5万户、137.2万人，这些郡县编户绝大部分为汉人，只有少数为汉化越人。毫无疑问，大量汉人迁入南越，不仅带来了汉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以及开发南越所必需的劳动力，而且也因此大大促进了南越民族的汉化和社会的发展。在开发南越的过程中，汉人郡县官吏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东汉光武帝时，九真郡的越人以射猎为业，不懂牛耕，任延担任九真太守后，“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识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又如东汉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经过两汉政权的郡县统治，南越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

　　 六、开发西南夷与对西南经济文化往来的加强

　　 西南夷，顾名思义，是指中国古代西南各少数民族，其分布大致在今云南、贵州西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地区。“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汉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均辟有专篇记载。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来看，西南夷族群较多、分布广泛，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其中夜郎、滇为农业经济族群，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嶲、昆明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族群，尚属“无君长”的原始社会；徙、筰都、冉駹、白马“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即有的以农耕为主、有的以畜牧为主，或是处于从畜牧业到农业过渡时期。从民族渊源而言，他们大致分属氐羌(藏缅语族)和百越(壮侗语族)两个系统。东汉后，随着永昌郡的设立，汉朝辖区达到澜沧江以西，又有哀牢、濮、鸠僚、儋耳、僬侥等族称，他们除了分属以上二系统外，又增加了百濮族系(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内地政权对西南夷的开发，最早始于战国时期。战国的秦国和统一的秦朝，就已经开始了对西南夷的开发。汉朝正式开发西南夷始于汉武帝时期。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招降夜郎，其地并入犍为郡。元光五年(前130)，应蜀郡西部邛、榨君长请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在西夷邛、筰地区设一都尉，归蜀郡管辖。从元鼎六年(前111)开始，汉武帝连年对西南夷用兵，西南各夷或被灭或惧兵威请降，先后归入牂牁舸、越嶲、沉犁、汶山、武都、益州等郡，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纳入到其统治版图。东汉建立后，试图将统治势力深入到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和掸人地区。建武二十七年(51)，哀牢部落首领贤粟请求内归，光武帝封其为君长；永平十年(67)，东汉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69)，另一哀牢首领请求内属，汉明帝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辖六县合置永昌郡。至此，东汉将滇西纳入其统治范围，两汉对西南夷的开发也大致完成。

　　 汉朝虽然通过开发西南夷，建立起了郡县制度，但是，汉朝对西南各郡县的统治，与内地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主要表现便是“以其故俗治”，具体办法：其一，各夷君长世其官、长其民。汉王朝通过赐封西南各夷君长为王，让他们“复长其民”、“主其种类”。西南各夷王、侯名义上受汉朝郡县官吏调度，实际上却是世袭其官。不过，尽管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是一种羁縻统治，却依然重视被选派到西南夷任职的官员的素质，其目的是为了取信于西南夷。如越嶲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益州太守文齐与夷汉人民相处“甚得其和”(《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他们都是深受当地夷汉人民拥护的郡县官员。这一做法对稳定西南夷社会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二，“无赋税”。经济上与内地郡县编户之民不同，西南各夷百姓无需向汉朝政府交纳赋税。为了减轻西南夷的经济负担，汉王朝规定在西南夷各郡县的官吏费用及粮食也均由内地供给。后来考虑到粮食运输困难，又采取移民屯垦的办法。这一做法既解决了西南夷郡县官兵的物质需要，又有利于汉族先进农业技术的输入，从而有助于加快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西南郡县制度的逐渐建立，汉朝与西南夷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的表现形式：一是以“厚赐缯帛”作为吸引西南夷内附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将兵入西南夷，“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乃且听蒙约。”(《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二是通过免征赋税和移民屯垦。这种办法既安抚了西南夷，又有利于民族融合和汉族先进农业技术的输入，从而有助于加快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通过郡县官吏传播生产知识和文化教育。汉朝派往西南夷的郡县官吏，都重视将传播生产知识和文化教育作为重要的施政内容，如东汉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益州太守王追“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应该说，汉朝郡县官吏以其特殊的身份，为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些多样化的经济文化的频繁往来，自然加速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内附与归化。《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就记录了归化的白狼王曾作诗三首，分别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以表达仰慕汉德，愿永远归依的心曲。这些诗作宣达了愿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的共同心声。

　　 综上所述，汉代的民族交往，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朝通过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促使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解除了匈奴对汉政权的威胁。同时，汉朝对匈奴长期推行和亲政策，以及不断加强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包括军事战争，最终促使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的结果，使广大的西域地区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族人民加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大家庭之中。汉与西羌的交往，虽然和战无常，然而大量羌人的内迁及其汉化，为汉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一方面促进了汉文化在东北各族中的传播，一方面也加强了东北各族的汉化。汉朝“和集百越”，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汉朝在被灭之后的百越地区实行郡县统治，则最终使广大的百越地区实现了汉化。汉朝开发西南夷、设置郡县统治的结果，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收稿日期：2012－10－17

　　 注释：

　　 ①高句丽作为族称始于西汉前期，汉武帝时以县隶属玄菟郡；作为国号则始于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王莽时改高句丽王为下句骊侯，东汉光武帝时复其王号。

　　 ②西瓯与骆越有时连称，有时分称，它们是否为同一族属，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它们所处的地域来看，应该属同一族体。

作者介绍：汪高鑫(1961-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