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实证研究--比较文学

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

——流传学辐射影响实例分析

流传学研究的是某个作家、作品、某国文学或文艺运动等在国外的声誉、成就和影响，是从给予影响的放 送者处罚，去研究作为终点接受的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文艺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其研究模式主要包括直线式影响、辐射式影响焦点式影响和交叉式影响。下面主要选取的是从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为角度说明在其影响模式是辐射式影响。

在世界戏剧史上，易卜生被认为是‚现代戏剧之父‛，他改变了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传统，最早实现了戏剧文学的革命，让戏剧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并确立了‚正剧‛这种现代话剧形式。易卜生同样是‚中国戏剧之父‛，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是任何一个外国戏剧家所无可比拟的。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广泛介绍西方文化，首先推崇介绍的就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新文学界曾出现过‚易卜生热‛。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翻译了他的《娜拉》（《玩偶之家》）、《国民之敌》，还刊载了袁振英写的《易卜生传》,易卜生对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中国作家在易卜生身上吸取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人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易卜生的浸润。并由此产生关于个人解放，人生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话剧的产生和发展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在在五四时期看到了易卜生作品里的忧患意识和批评精神：进而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人的价值在哪里，人需要真实地生活在真理里。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借评论《人民公敌》一剧，表达了希望国人能够有勇气，面对来自旧道德、旧文化和旧社会制度的压力，寻找新文化的理想。胡适更是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而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始摹仿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大约有十几部之多。以至后来仍不断地有人模仿这样的创作形式

同时， ‚五四‛运动后，不少男女青年离家出走寻找新的空间和个人解放，引发了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在‚五四‛时期,中国作家从《娜拉》这个戏中，引发了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鲁迅所关注的是‚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娜拉走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鲁迅创作了小说《伤逝》中也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的问题讨论，作品中的子君就是出走之后又回来的‚娜拉‛。郭沫若受此启发写了《娜拉的答案》，可以说是关于‚娜拉走后怎样‛争论的继续。郭沫若认为，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就是中国不折不

扣的‚娜拉‛。秋瑾也曾经历过一段玩偶家庭的生活，但终于摆脱了丈夫的羁绊，逃离了家庭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杀身成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郭沫若认为，出走的娜拉往何处去？应求得独立谋生的学识与技能，必须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 ，在茅盾在长篇小说《虹》里塑造了中国的娜拉形象的女主人公梅。她从自己追求独立的尝试中得出结论：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奋斗来改善世界。。

在戏剧史上曹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而这位中国的戏剧大师也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得以取得重大成就。曹禺则吸取了他在艺术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描写上的手法和技法。在易卜生的影响下，曹禺的戏剧创作不仅奠定了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基础，也成为中国话剧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曹禺参加张彭春先生领导的南开新剧团读了《易卜生全集》，他曾这样形容他读易卜生剧作的愉快心情：‚我是咬着牙把《易卜生全集》读完的。读完以后，我身心愉快极了，好像步入了戏剧的海洋; 表现方法又是那么灵活多样，明喻、暗喻、象征，各种手法运用自如结构是那么精细严谨，这些都使我迷恋忘返。尤其是他的简洁，简直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没有任何多余的与戏剧冲突无关的笔墨。真是大开了眼界！这些为我后来从事戏剧创作奠定了艺术基础。‛他还说，‚易卜生的思想对我影响也不小。我曾演过他的《国民公敌》，医生有这么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很深。他说‘最孤立的人是最强的人’。他赞成孤立，宁愿在保守派的大多数面前孤立，我就受这种思想影响。‛

易卜生创作关注的是‚人‛，是人性的觉醒，是‚人‛的尊严能不能得到尊重的问题。曹禺的创作正是吸取了这一点。曹禺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

曹禺的戏剧《雷雨》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也紧紧围绕人为中心。其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而曹禺的《雷雨》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从生活出发，以塑造人物为主，让自己的思想从情节与人物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借此可以看出，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是方面的，而这正是比较文学中流传学中的一种模式，其流传的路线是‚一对多的‛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