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调查 弄堂系列一| 静安"别墅"访爷叔(14.4.13)

插图/顾汀汀

星期日周刊记者 戴震东

这一期开始，我们要写几条弄堂。

我们构思了很多个开头想写出为什么我们要写弄堂？其实都是一些不言而明的话。所以想来想去，不如抽一段我们采访中的见闻，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弄堂去走走看看。

我们写的第一条弄堂是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这条弄堂里近三十年走出去最大牌的名人是上海足坛名宿徐根宝，弄堂里的人几乎都能讲几段徐根宝小时候踢球踢碎邻居家玻璃窗的故事。我们的采访对象、弄堂馄饨店的老板讲，徐根宝每隔一段时间会回来一次，一件事是到他的店里吃一碗馄饨，另一件事就是找弄堂里的扬州师傅剃个头。

再讲一段。有一个采访的傍晚，记者在静安别墅的弄堂里来回溜达，听见两个相向而行的居民打招呼，很平常的一句——

“夜饭吃过啦？ ”

“吃好唻，侬呢？ ”

这个场面也许就是徐根宝乐于回去吃碗馄饨的原因，就是弄堂的魅力。

几十年里，来自五湖四海、三百六十行的人生活在这里，经由局促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而发酵出一种特别的、有粘度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看不见摸不着，却构成了上海人独有的气质。

这一期，我们先拜访了著名的静安别墅，有位年轻的受访居民表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特质的是爷叔。

吃碗馄饨剃只头，弄堂爷叔故事多

　　

　　

水果店如今变成移动水果摊，弄堂老居民和小商贩、外来人员和谐的出现在了这幅画面中。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

　　

　　

小扬州的理发店门面实在不起眼

　　

　　

付阿婆和她的迷你五金店

　　

　　

弄堂的墙上，一棵树就这样神奇地长在半空中。

星期日周刊记者 戴震东

这一趟在静安别墅里，我们着墨比较多的是五六十岁的 “爷叔”们，开头提到的上海独有的气质，在他们的身上有着鲜明的印记。

就一碗面，又勿是啥好物事

早上9点不到，南京西路地铁站靠近吴江路出口的自动扶梯缓缓移动着。每级台阶上那对对时髦的鞋子好像正在上着发条，等到一踏出电梯口，它们便迅速地从大理石台阶上箭步而出，穿过优衣库与玛莎百货之间的走廊，与南京西路上那些急匆匆的步伐交汇到一起。

往梅泰恒去的白领们像风一样，其实大约在二十年多年前，上海人才第一次在日剧《东京爱情故事》里见到这种走路的速度。

上班族们时不时会扭头看看左手边钟表店橱窗里自己的倒影。这一路上都是高档的钟表行，表行里西装笔挺的销售已经到岗了。那些擦得光洁如透的橱窗好似连成一堵几十米长的镜墙，一直连到南京西路1025弄，才被一扇铸铁大门打断。抬头看一眼，大门上有四个铜黄色的字——静安别墅。

这里叫“别墅”，其实早已名不符实。别墅是80年前的事情了，解放后，原本要金条付租金的“连排别墅”被重新分配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弄堂格局，金条换来的钥匙终究飞入寻常百姓家。

透过铁门，可以看见一条宽阔的弄堂，直通到底便是威海路。弄堂主干道的两边是整齐的淡橘红色的三层楼砖墙房子，一侧停满了居民的汽车，一侧是车行道。大部分过路的人也就这样瞄一眼，便继续往前走了。很少人会细想，这片完成于1930年代的建筑在当年设计时竟已经留出了如此宽松的汽车通道。“哔哔哔哔”，身后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很快将我们从历史钩沉里拽了出来，一辆小轿车快速从我们眼前驶过，车窗里面，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女生正吃着塑料袋包着的早餐。

这倒提醒了我们看看时间，采访对象与我们相约最晚9点一刻要到静安别墅弄堂口的一家小吃店里去碰头。这家小吃店原先在静安别墅107号，开了二十多年，此地老居民都知道这家店，相当于弄堂里的小食堂。

老居民讲，早上倘若不高兴做早饭，便趿着拖鞋到107号找张小板凳一坐，好比是到邻居家吃早饭一样。而之所以采访对象要定这个时间，是因为馄饨店的招牌鲜肉小馄饨到早上9点半就差不多卖完了。

穿过仍旧保持着清晨般安静的静安别墅，我们准时到了馄饨店门口。这天早上下过一阵雨，店门前湿嗒嗒一片，不过不耽误吃馄饨，九点钟门口还排着5、6个人的队。

“馄饨来了！”

“调羹拿好，撒点鲜辣粉。”

“侬勿要弄，我来帮侬倒。”

“馄饨勿要捣，一捣就烂！”

进门处有一个简易的灶头，沸水锅里翻腾的鲜肉小馄饨带出团团的水蒸汽，氤氲弥漫在馄饨店的桌凳之间。门口排队的顾客一面等，一面听到里头传来的馄饨店老板的声音。

那是一款比较经典的烟酒嗓，听起来像喉道里面才能发出的共鸣音，像上海人爱喝的黑标黄酒，历经打磨仍有劲道。“勿要去捣伊……”，而且音量永远都要比正常档位再要高个十来分贝。

这个时间段，店里面座无虚席。“唏哩嗦啦”吃早点的算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穿着高级百货店营业制服的、三十来岁的女营业员，还有腰间别着一十几把钥匙串的中年男人，挎着名牌背包的年轻白领，菜场里刚刚兜完的老头老太……

这家店的顾客主要是附近弄堂里的老居民，还辐射到周边的学校、商场。馄饨店此前开在静安别墅里，那是老板自己的家里，十平方不到的一爿小店开了20年，市口好，门面小，是典型的弄堂餐饮店。去年，因为静安别墅整顿内部商户，这家老店也被“请”了出去，新门面是老板刚刚问朋友租下的，原本是家日式的居酒屋。

店堂就是一层楼面，算不上十分宽敞，但也摆得下十来张桌子。两排座位中间的走道上，身板笔直的老板像“纠察”一样立在那里。东面关照一句“勿好捣”，西面帮人家撒点鲜辣粉。如果顾客舀馄饨的手势不对，他还要亲手来“指导”一下，一边指导一边还摆“嫌鄙”的面孔让人看，就差一只红袖箍了。

可不要把老板和居委会阿姨想到一处去。老板是弄堂里长大的，叫蔡新民，今年57岁，穿戴得“勿要太潮”：黑色“Prada”紧身T恤，破洞款式的宽松牛仔裤，头颈里一根小拇指粗的足金链条，一副亮边黑框眼镜，左耳耳垂一只蓝宝耳钉，一顶鸭舌帽。老板个子蛮高，肩膀宽，皮肤黑，肚子上看不到救生圈。立在馄饨店的桌椅中间，卖相像极了谢霆锋的老爸谢贤，面相也和谢贤一样，帅气里带有点凶。

“老板。”一个中年阿姨转头叫老板，“馄饨侬再帮我打包打两客回去。”“阿拉馄饨勿打包。”老板挥了挥手，也没多解释。中年阿姨听好，跟边上的人轻声讲，“为啥啦？”“老板，这只碗好像有点漏吗？”另一桌一个年轻人叫老板。“哪能会漏！”老板先声夺人。待他把那只汤碗端起来一看，汤水果然顺着裂纹直往下渗。“我……！”老板一转头，一串标点符号像扔炸弹一样丢到门口盛馄饨的帮工那里，惊得店堂里所有人都抬起头来。“这种碗还好意思把人家用？招式把侬坍光唻。”老板一边讲，一边已经麻利地换了碗新的给端了过去。

上海人讲起来，老板的“吃相”不太好看。我们采访的时候还听到两个段子：老板以前有一次训自己的帮工，因为骂得太狠，结果店里吃饭的顾客看不下去了，站起来帮帮工讲话，还和老板拍了桌子；还有一次弄堂里的邻居提着一只锅子来买早点，排队的人很多，邻居没打招呼就直接把锅子往最前头一塞，老板看到了，二话没说就把锅子往外面一扔。“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事实求是讲。但是，阿拉的馄饨没闲话。”老板后来跟我们讲，之所以这家馄饨店能开二十年，他总结过，一是因为他这个人直率，该怎么样就怎样，所以有客人就讲，在他这里吃像在亲眷家吃饭一样；二就是馄饨皮和面他确实下了功夫，之所以馄饨只卖到9点半，是因为皮子是凌晨2点钟开始做的，皮子里的碱和空气接触，皮子就会变，7个多钟头是极限，超过九点半，吃口就不好了，这也是他不做外卖的原因。“钞票啥人不愿意赚？我又勿戆，但是过了九点钟就勿好吃了，皮子勿灵唻，真是……”老板跟我们讲，从摊皮子的技术，到捏馄饨的手势，都是这二十年里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二十年里几乎天天都是4点半起床，年中无休。别看老板的样子唬人，但其实他身上有上海男人的特质，精于业，细于心。同时又是下得灶间，赚得钞票。

过了9点半，馄饨卖光了。这时候再来的顾客，老板会推荐他们吃拌面，这是馄饨店的第二件拳头产品，从9点半到下午5点钟打烊是拌面的市面。其中八宝辣酱拌面是招牌，咸菜和面是免费的，八宝辣酱能不能免费续要看老板的心情。

馄饨店还有一处特别，就是没有收银员，这是老早开在弄堂里面的传统，门口只摆一只打开的铁皮月饼盒子，找零都是顾客自己动手。如今开到马路边上，老板还是照旧用月饼盒子。

老板说，二十年来他只收到过一张假钞，还是半张一百块的。至于“逃票”的顾客，老板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回，有个客人吃完没埋单就走了，结果门口的帮工就追了出去，没想到回来却被老板一通骂。“我讲，侬难为情哇？人家讲不定是忘记特了，侬还追出去问人家要，难看哇？难为情哇？就一碗面呀，又勿是啥好物事……”老板跟我们讲，这种事情是要给别人留点面子的。

一晃到了中午11点，馄饨店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路边上宝马车也停了两部。

豪车往往是上海路边小店的活招牌。老板做了二十年的馄饨店，弄堂里也一直传闻他自己也买了部宝马，而馄饨店门前常常停着宝马也让这个传闻似乎有了佐证。不过老板后来跟我们“辟谣”了，“勿晓得啥人讲我买了宝马，车子呢，我是有的，屋里老早买好了，不过是别克商务车，勿是啥宝马，别克么，也蛮好唻。”

店门口排队的一半是对面民立中学的学生，一半是附近的白领，南京西路上表行里那些穿高档西装的销售也来了，这些里面有一半是老板天天见到的熟面孔，所以彼此见面都会打声招呼。“阿婆！噢唷，阿婆！”忽然听见老板冲着门口一通嚷，“侬哪能来啦，噢唷噶大年纪唻！”只见到排队的人龙里有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看起来是奔九十的岁数，老太太听见老板叫她，微微笑了笑，缓缓地抬起胳膊招了招手。

老板压低腰身，张开膀子去扶老人家，老人意思是还要排队的。“噢唷，勿要管伊唻，进来坐，进来坐。”——老板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带到离门口最近的座位上。“阿婆，今朝哪能来了？”“来吃碗面。”“好！面要烂！烂！烂！菜要多！多！多！”老板对着门口的帮工说。

两位老人是静安别墅的老邻居了，看着老板长大的。老板讲，老人家其实已经搬到别处去住了，今天是专程回来吃面的。如此特地回老地方吃面的，以及从全市各个地方慕名而来吃面的，老板见到总是很窝心的。

随着中午外面的太阳破云而出，馄饨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忙，人一多老板也兴奋——“钞票自个找，咸菜面条随便加！”“老板，加面！”“来了！……朋友，侬勿好拿自个筷子把我，用侬筷子人家哪能吃！”老板左手捧着刚刚撩出锅的光面，站在一个客人面前，右手在空中比划着捏筷子的动作。客人起先把自己的筷子递给老板，被老板“弹”了回去，因为那碗光面要大家分的，所以要用双新的公筷。

老顾客讲，老板送面送咸菜也是生意经，老板最初说，现在的人胃口不大，面多了吃不光浪费，所以每份就少盛一点，吃不够再加。但老顾客说，其实加面的人也不多，老板为此省下不少面粉开销。

老板继续一桌桌地兜兜，看到有顾客没有拌菜就吃面的，他还要上前帮人拌。他拌面是有功架的——摆开胳膊，稍微弯一点腰，一只手托稳面碗，一只手甩臂，动作幅度很大，稍有点秀的意思了，通常他主动出手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和我们坐在一起的一位30来岁的年轻顾客讲，这家店不像现在遍地开花的苏式面馆，那种就是快餐店，这里不一样，像是去住在弄堂里的娘舅家吃饭，娘舅总归一面嫌你拿筷子的姿势不到位，一面还老是往你的碗里夹红烧肉……

笃笃悠悠做点小生意

午饭时间过后，静安别墅里头也开始热闹起来。“中饭吃过啦。”“吃过了。”“买点啥？”“看看。”“夜里厢吃老酒么配点花生米。”“来，称一斤。”

静安别墅靠近南京西路的大门里边，一部黄鱼车上摆开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干货。小老板斜靠在黄鱼车旁边的老式竹编躺椅上，和一个在弄堂里散步的中年男人做起了生意。老板并不殷勤迎客，只是靠在躺椅上，像在和街坊聊天一样。

这部黄鱼车的前身也是开在静安别墅居民楼里的一爿水果店，开了有十多年，还兼卖冷饮、蔬菜和安利，去年和馄饨店一起被从楼里“请”了出来，如今摆在黄鱼车上继续做生意。“水果摊老板一家都住在静安别墅里，老板娘蛮有意思，我这种身体没问题的，伊前也好讲到安利上去。我讲我每天游泳健身，伊就讲游泳好，健身好，但是呢，好上还可以加好……反正谈所有物事伊都可以绕到安利去。”我们的受访者、弄堂里的住户路明说。

弄堂是原生态的熟人社会，作为外来的观察者，弄堂里的这些原生小店成为了我们最便捷的观察站点。

就在水果摊斜对过的一条支弄里，还藏了一间开了将近二十多年的剃头店，剃头师傅是苏北来的，大家叫他小扬州。虽不知小扬州师承何处，但他剃出的板寸，弄堂里的人绝对是服帖的。

这条弄堂里走出去最大牌的名人是上海足坛名宿徐根宝，弄堂里的人几乎都能讲几段徐根宝小时候踢球踢碎邻居家玻璃窗的故事。馄饨店老板讲，徐根宝每次回弄堂，一件事就是到他的店里吃一碗馄饨，另一件事就是找小扬州剃个寸头。

去年的大规模整顿，也差点波及到小扬州的店。事后一段时间为了保险起见，小扬州还用一块布帘子把玻璃门面给遮起来，只透出一点光头。这副尴尬的处境一度也成了弄堂里的笑谈。

我们到剃头店的时候是下午1点半，店里只有一个男客在剪头。小扬州是四十朝上的年纪，讲着一口慢慢悠悠的、偶露一点破绽的上海话。“昨天子又有人来推销宽带唻。”小扬州说。“宽带我勿用的。”男客说。“伊讲一个月要500块。”小扬州说。“到处抢钞票。”男客说。

两个人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小扬州的手势很熟练，剪起来轻车熟路。这时候门口又来一位顾客，是个年轻的上海女孩，牛仔短裤配一条黑色网袜。“老板，汰头唻。”女孩进门很熟络，感觉就像每天照例要来洗头一样。“喔，起来啦，稍许等一歇。”老板等忙完男客的寸头，便去帮女孩洗头。女孩躺在卧式水斗上，一面玩着手机，一面和老板闲聊。“侬看我面孔呀，勿晓得发了啥物事？”“过敏伐。”“喔？昨天夜里吃生鱼片，勿晓得有关系伐，今朝眼睛都肿了。”“多数是过敏，侬去医院看一看，配点药，过敏么最好吊一瓶盐水，吊好就好唻。侬勿要舍不得辰光。”

小扬州店里标价很实惠，剃头、洗头、修面都不超过十块钱，这几乎是十年前的水平。他的剃头店也不同于我们曾经记录过的国营老店，少了一分上海师傅的“腔势”，多了一分服务上的谦和。

做完这一单，小扬州才有时间吃午饭，今天的午饭很简单，一碗阳春面，没有浇头。几口扒完面条，因为没什么有油水，蓝边碗都不用洗洁精，门外的水斗一冲便了事了。

从剃头店出来，再走过几个弄口，能看到一条种满绿色植物的支弄。支弄中间一户也破墙开了一爿小门面，是家小五金店。老板李师傅正在给一个居民弄手表表带。“瘦唻，手腕没肉了，拆一节表带。”居民跟记者讲。话还没说完，表带已经拆弄完了。居民要摸口袋给钱。李师傅马上站起来摆手，“勿要，噢唷，无所谓，大家朋友呀！”

这边两个人推来让去，又一个居民推着一部自行车过来，“老李，扳手有伐？我自己扳一扳就好了。”“勿要紧，我来帮侬弄好唻。”李师傅穿着一件工装，戴着一顶绒线帽，看起来五十奔六十的年纪。“阿拉么一般性小生活都做，自己退休在家里，自己的定位要清爽，最穷的辰光阴沟洞我也通呀。”李师傅介绍，自己今年已经71岁了，老早是做仪表技术的，这家小店开了也将近二十年了。“马桶U型管原理懂哇啦？液体密封，所以抽水马桶么味道。”李师傅见到我们，话匣子自动打开，一溜科普了好多知识。“侬自个的生活先做做好！”他老婆付阿婆在边上敲敲他。

扳自行车龙头遇到一点问题，李师傅回屋里找出了一个小盒子，盒子里都是内六角的小扳手，盒子上面写着“5?6、1.8?1、5?2、6?5”，都是扳手的尺寸。

“伊是多面手，昨天我刚刚修好手表，今朝来修脚踏车，过两天还要叫伊修大橱。”边上等着的居民告诉我们，李师傅开的榫头也是一绝。

付阿婆则是种树的高手，门前她自己栽的无花果、橘树都长得非常好，邻居笑称他们家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齐了。

再从这条支弄回到主道上，弄堂里往来的人比中午又多了一些，除了几个散步溜达的老人外，还有借道过路的白领，以及明显的游客。

“静安别墅可能是上海最知名的弄堂之一”，我们的受访者路明这样说，因为在许多旅游手册上都会标识这个地方。

静安别墅于1932年建成，因当时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而得名。张爱玲在小说《色戒》里写到的“印度珠宝店”、“西比利亚皮货店”和“凯司令”都在周边。

她的“开发商”是南浔的巨贾张静江家族，当时的设计思路是建造中西合璧的连排独户小别墅，针对的住户是附近洋行里上班的金领们，据说当年连租金都要用金条来抵。迄今，静安别墅仍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新式里弄住宅群之一。

别墅原本是三层楼的房型，经由建国后几度重新分配，顶层的阁楼、以及一楼的汽车间也都被开发利用成了民居。除了原本住在这里的洋行金领、商人外，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搬来了附近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工厂的先进工作者等等。

来自五湖四海、三百六十行的人生活在这里，经由局促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而发酵出一种特别的、有粘度的人际关系。

而交织这些人际往来的，往往取决于弄堂建筑的有机布局。静安别墅老早和东西两边的弄堂都是相连的，整个一片是完整的弄堂生态。不过历经今年的规划和整修，目前的静安别墅已不再和“隔壁邻索”往来了，进出只有前后两扇门，整个弄堂的结构则有点像一块规整的肋排，中间一条主弄，边上是对称的十几条支弄。

过去的几十年里，像馄饨店、剃头店、水果店这样的原生小店都是隐身在某条支弄里的一户门面房里。

4月份的傍晚，天色已经比上个月要明亮许多了。这个时间大概是弄堂里一天下来最热闹的节点。在威海路附近上班的人会在此时借一下静安别墅的南北通道走到南京西路去乘地铁。而住在弄堂里的年轻人也逐渐下班回来，进弄堂的汽车越来越多，宽裕的通道开始变得有些拥挤。

早早吃过晚饭的人们也在这个时间里出来散步，傍晚没有风，气温将近16、7度，你甚至能听到拖鞋踢哩踏啦的声音了。

门外的南京西路又回复到早上那种紧张的局面。但即便是路况如此的马路，还是会有人想要从对面横穿过来。

马路对面是一个烫着酒红色卷发的中年阿姨，白色摇粒绒的夹克，卡其色的裤子。她微微有些发福了，以至于脚下蹬的一辆柠檬黄的电动自行车有点显小。阿姨夹克的拉链一直拉满到下巴，她正跨着电动车等待着机会，一见到有车子变道，她便见缝插针借一个车位蹿到了马路中间，再等汽车变道，她连看都不看，加了油门便大着胆子蹿到上街沿这边，一溜弯进到静安别墅里。

拐弯进来，阿姨正好碰见一个遛狗的邻居。

“夜饭吃过啦？”

“吃好唻，侬呢？”

赚的是辛苦铜钿，人是要白相的人

　　

　　

整治过的静安别墅，白天感觉人气淡了许多。

　　

　　

公共灶间，又兼了自行车停车房。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

　　

　　

馄饨店老板蔡新民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老蔡要享受，也要讲实惠。他告诉我们，到浴室去是要“捡辰光”的。浴室下午2点到5点便宜，原价58元，那个时段只要38元。 “这个嘛便宜，一样?呃呀！我正好两点多钟生意结束了跑过去，晚去做啥啦？ ”

路明，80后大学教师。邀请他在静安别墅做我们的“地接”，是因为不久前他给这里写了一篇名叫《弄堂》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

他写弄堂居民动过的小心思：“九十年代起，附近的老弄堂一个接一个拆了，相继建起了波特曼、梅龙镇、中兴泰富、恒隆这样的摩天大楼。静安别墅的居民心动了。多年来，他们受够了早起抢马桶的日子，眼馋那些煤卫独用的两室一厅，又不情愿搬到彭浦、江桥这些'下只角’。'坍台哇？’住在静安别墅再有诸多不便，讲出去多少是个身份。他们无比期待着拆迁的那天，潜意识又在抗拒。一时间，小道新闻漫天飞，阿婆们见面不再是小黄鱼几钿一斤，而是'有撒讲法哇？’。晚饭后弄堂里走一圈，能听到七八种'内部消息’。2002年，静安别墅名列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确定不会拆。有些人难掩失望，有些人却松了一口气。几分惆怅，几分自豪。他们自嘲，这回想当乡下人都当不上了，每天仍旧为谁家霸占厕所太久，谁家自来水多用了争吵不休。”

写在这里短暂繁荣过的各色店铺：“静安别墅不缺漂亮女孩。这里的十几家咖啡馆，每家坐着一个声称'不爱上班’的姑娘。姑娘们瘦，森，冷，上班就是对着苹果笔记本，不怎么理人。她们抽ESSE香烟，穿小碎花布裙子，戴大耳环。你若夸她文艺，她白你一眼，你才文艺，你全家都是文艺女青年。”

还写了弄堂里的爷叔们。弄堂口的那家馄饨店，就是他强烈推荐我们去的。他再三关照我们早去，说到得晚了馄饨就卖光了。有时为了安慰因为没吃到馄饨而抱憾的顾客，老板蔡新民会不惜“自黑”：“还是拌面好吃！拌面邪气（非常）好吃！馄饨有啥好吃啊？！馄饨老难吃呃！”可言语里到底透着股对自家馄饨的骄傲。

在弄堂里兜兜转转，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们跟路明又回到老蔡那里，发现馄饨店已经准备打烊了。到了这个点，店里的小吃差不多已售罄。老蔡开店，讲究的是用料新鲜。“吃的物事，人家嘴巴刁来兮呃。物事新鲜，肯定有人来。所以我卖物事不隔夜，特别是素呃，假使没卖光我就倒掉了。隔夜不新鲜，物事越做越推扳（差），交关（很多）饭店生意弄坏掉就是因为这样恶性循环。”这是他的经营之道。

有人夸他排骨做得好，问他秘诀，他说：“我没特别呃烧法呀。（烧得好吃）啥道理？肉分热气、冷气，10块一斤也有，13块、15块一斤也有，侬买几钿一斤呢？这就是价钿问题。肉我要买新鲜呃，勿像人家'烂污三鲜’（不负责任）。我肉里不加酒，（照样）没肉夹气，说明肉好呀。”

老蔡对食材的进货把关很严。有的猪肉供货商带有侥幸心理，偶尔要夹点不够新鲜的“摇肉”进去滥竽充数。对此老蔡只得用上“威吓”手段：“每天总归一只电话：'今朝肉又勿灵啰！’——其实没啥，吓吓伊，懂哇？要是真呃勿灵了就调一家，我已经调了两家了。”

此刻，老蔡正在店堂里招呼帮工收拾桌椅。早上坐在店门口麻利地包着馄饨的女孩原来是他女儿，穿一件宽松的黑色T恤，马尾随意扎在脑后，模样比她的“潮人”老爸朴素得多。听说老蔡已经有个8岁的外孙了。

老蔡请我们到楼上小坐。这家新盘下来的店铺基本保持着之前居酒屋的格局，二楼空关着还没来得及装修。“搬到这里一个号头（一个月），我已经做得吓死了。开销太大，转让费50万，每个月租金3万1。我这趟蛮怨呃。”他把一包利群往桌上一扔，翘起二郎腿，斜斜地坐在桌边，向我们抱怨说。

说起来，老蔡的馄饨店在当年静安别墅的各色店铺中可以算是元老级的了。“我（一九）八几年就开始做个体户了。邓小平在深圳去画了个圈，改革开放嘛。当时是动员你去做，叫你不要怕难为情。”

刚开始，老蔡做的是服装生意，在青海路上卖牛仔裤。“伊个辰光刚刚开放哪里有牛仔裤啊？那么我到广州去批过来。牛仔裤销量像飞起来一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做服装的多了，牛仔裤生意越来越难做,于是他决定另觅他境。

当时，弄堂里有个做柴爿馄饨的“老法师”，人称“阿王”。早在静安别墅都住着大户人家的时候，他就游走在弄堂里给人家送馄饨。改革开放后，阿王带了两个徒弟，在居委会的天井里开了爿馄饨店。老蔡经常去吃，悄悄瞄两眼，时间长了便偷学了这门手艺。

后来阿王生意不做了，老蔡在弄堂口摆起了馄饨摊。“竹竿上头搭块油布，像电影里拍呃老早旧社会一样。天天早上爬起来生煤炉，年纪轻也不吃力。”

老蔡说，年轻的时候吃得起苦。“生意好，赚呃全是辛苦铜钿。做得来手上都是葱呃米道（味道）。人家讲，侬身上哪能有狐臭呃啦？我一闻，哦呦，是葱嘛！伊个辰光葱呃米道多少浓啊？沁到肉里厢去了。不像现在，啥呃物事都淡来兮呃。”

到了2009年，文艺青年们发现了静安别墅。“最早是162号的格子咖啡，随后各家茶舍、咖啡馆、画廊、青瓷店、手工工作室、服饰店、寿司屋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居然还开了家青年旅舍，提供八个床位和一间小小的阳光房……”，最多的时候弄堂里开了87家无证经营的商铺。喜欢坐在弄堂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们不开心了：坐在自家门口，还要被单反相机横一张、竖一张拍照，当阿拉是啥人啊？

日子久了，店铺和居民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去年9月，工商、城管、食药监、消防、公安等多部门组成的几百多人联合工作组开进静安别墅，取缔了这些“黑商铺”。受到“株连”的还有弄堂里那些便民小铺：剃头师傅“小扬州”出门避风头，回来发现大门洞开，理发工具全被端走；水果店老板如今换上黄鱼车成了流动摊贩，有次看到警察，踩着黄鱼车仓皇逃蹿，一不小心还撞坏了邻居的车灯。

老蔡的馄饨店也被“请”到威海路上，并几经搬迁。之前的店面只有7个平方，设施简陋，水都没地方接。老蔡只好每天凌晨4点多起床，用自家煤气先熬骨头汤，再踩着黄鱼车送到店里去。

店面虽小，但生意红火，这可急煞了旁边毗邻而居的某连锁馄饨店。据路明说：“那家老板胸闷啊！难般有人看到（老蔡家的馄饨店）排队太长跑到他那里去吃，一边吃还要一边讲：'下趟要早点来，要到隔壁吃去。’”老蔡的店空间有限，桌椅放在外面。连锁店也有样学样，摆了4张台子在外头“别苗头”。可惜店里店外空空荡荡，眼看着隔壁老蔡的黄鱼车一趟趟把客人用过的碗筷拉回家里去洗刷。

有很长一段时间，老蔡的馄饨都保持在一个恒定的价格。用路明的话说，“这些年，房价翻了两三倍,他家的馄饨还是5块”。直到不久前，馄饨价格才在店面租金的压力下往上调了1块钱。据说有次一个女孩在店里随口说了句：“现在馄饨价钿比老早要涨了嘛。”老蔡听了不乐意了，跟她“咬文嚼字”说：“这叫涨价啊？前一腔人家从我这里买了50碗馄饨，15块一碗卖出去，这个么才叫涨价好哇？我这叫涨价？我这叫调价！”

老蔡自称是“要白相呃人”，但是自从盘下新店面，还没出去“白相”过。“我想得穿来兮呃，有铜钿就欢喜白相。本来夜里我要唱唱歌，去娱乐娱乐呃。朋友存心电话打来三五趟，我说倷勿要弄松（捉弄）我了，我跑不开。”

老蔡虽然没有传说中的宝马车，但私家车是有两部的。“不开掼在家里也好呃，我欢喜这些呀！车子我自己不会开，我请驾驶员。司机派啥用偿？没介忙呃辰光，天天下半日（下午）开我到浴室去。我要汏浴，困一歇。”

老蔡要享受，也要讲实惠。他告诉我们，到浴室去是要“捡辰光”的。浴室下午2点到5点便宜，原价58元，那个时段只要38元。“我平常钞票不去算伊，但是这个嘛便宜，一样汏呃呀！我正好两点多钟生意结束了跑过去，晚去做啥啦？”

老蔡还喜欢旅游，“本来我每年国外总归要去两趟，欧洲除了东欧、苏联那只角没去，其他都去过了；澳大利亚也去过了”。但是今年“不开心”，签好的美国签证4月到期，为了店里的生意，去不了了。

老蔡话匣子打开，收放自如，有时手指会从黑框眼镜的正当中伸进去摸摸眼睛。原来这副眼镜光有框架，没有镜片。我们夸他打扮“后生”（年轻），老蔡谦虚地说：“格腔老了，老早还要后生，面孔天天要修呃。”

说起左耳闪闪发亮的耳钉：“我一直戴呃，我就欢喜这种物事，一歇调只，一歇调只。这两天准备耳廓上再戴只。买回来一只太小了，勿够亮，要去调只。”

老蔡对自己的造型搭配颇为自得：“我帽子最多了，看到就买。裤子嘛穿破呃牛仔裤，而且我不汏呃，天气好晒晒伊。年纪大呃衣裳我勿大欢喜。人家老头子买Polo衫欢喜买logo小呃，又便宜。我欢喜logo大呃，五颜六色，收身呃。”

讲到这，他也不介意露露短：“但是发觉现在穿上去勿好看了——岁数勿对了，侬勿要看没肚皮，穿上去样子两样了。”

“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特质的是爷叔”

　　

　　

路明

　　

　　

神奇的水龙头，弄堂的老风景。

　　

　　

五金店老板李师傅在给街坊扳自行车龙头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老蔡要享受，也要讲实惠。他告诉我们，到浴室去是要“捡辰光”的。浴室下午2点到5点便宜，原价58元，那个时段只要38元。“这个嘛便宜，一样?呃呀！我正好两点多钟生意结束了跑过去，晚去做啥啦？ ”

《长恨歌》一开头，王安忆写道：“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走在南京西路上，很容易以为小说中描写的弄堂景象已经是过去式了。你看身旁是川流不息的车流，沿街商铺的橱窗里陈列的是豪表、时装。有如三足鼎立般的“梅泰恒”，连老外看了都要咋舌：“路易威登！卡地亚！看看这些奢侈品商店，好现代，好华丽！”

然而弄堂，就隐藏在这些摩登时尚的门面背后。路明告诉我们，倘若从高处俯瞰下来，这一片除了恒隆、中信泰富等几幢高楼，大多数还是低矮的弄堂房子。他就住在静安别墅“铁隔壁”的重华新村。据说张爱玲和胡兰成分手后，曾搬进这条弄堂居住。1949年夏天，她就是在这里看着解放军进城的。

路明的外公是解放后的第一批街道干部，当时很多同事都住在静安别墅。为了同事之间联络方便，他用原先海防路上的三间房子换了重华新村一间30多平米的房间。刚搬到这里时，一个门洞里住了4户人家：除了他们，还有两户“资本家”，一户解放前国民党的少将。路明的大舅舅周宪还记得，少将的外孙跟他差不多大，叫“阿咪”。他小时候最喜欢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弄堂里，听“阿咪”拉外公讲故事。

路明听外婆讲，“资本家”邻居的素质都相当好，邻里关系很不错。文化大革命“资本家”受冲击的时候，外婆风格非常彪悍，两手叉腰站在门口保护他们，用不容置疑地口吻对找上门来的人说：“没问题呃！倷回去！”

和静安别墅一样，六七十年代，重华新村在锣鼓声中迎来了工人阶级。一栋小楼最“鼎盛”时住了7户人家。公用浴室，公用阳台，公用灶披间（厨房）……人一多难免产生龃龉，空间和资源都要寸土必争。“最滑稽的是，门口的水龙头本来是大家一起用的。后来每家都在上面接了新的水龙头，最多的时候装了7个龙头，加了7把锁，还安了7个水表，看着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妖怪。”路明说。

邻居里有宁波人、苏州人、绍兴人，大杨浦土生土长的外婆顶看不惯一个苏北邻居。“她六十几岁的时候战斗力惊人，冲到外面去就跟人家吵相骂（吵架），一吵好多年。”前些年，外婆逐渐年老体弱，这才搬到家人在别处买的房子里，“以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退出了战场”。

穿过梅陇镇酒家的门楼，重华新村灰白色两层楼的房子就在弄堂的左手边。路明带着我们一边往里走，一边指指梅陇镇的红色砖墙房子说：“酒家楼上都住着人家，从旁边20号的门洞进去。这边阁楼搭得不得了，因为上面层高都很高。”

那个“妖怪”的水龙头就在他家那幢小楼的门洞旁边。分接出来的水管走“之”字形贴着墙向上攀爬，分布成一个网状的迷宫。每个水龙头上都套着铁罐或是塑料罐头加以“伪装”。数一数，龙头共有5个。路明说，有些家里经过改造，已经把水龙头安在楼里面了。

门洞另一边的墙上挂着几个信箱。因为共享一个门牌号，又不分几零几室，每个信箱上都写着住户的名字，再简略的也得写上姓氏。旁人路过，瞄一眼信箱，便能对这幢楼里住了几户人家、多少个人略知一二。不过住在弄堂里，本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路明说，有次周末去附近一个弄堂买大饼油条，有个老阿姨端了个锅子外带，被邻居们问起怎么不当场吃掉。老阿姨马上发起牢骚：“喏，帮阿拉女儿买呃。三十几岁还要人家服侍。没办法呀，读书嘛读到研究生，学历特高了嘛眼光也高，嫁不出去了。真呃是胸闷啊，也不去寻男朋友，九点多钟还在困觉……”她似乎并不介意把女儿的隐私、自己的烦恼跟邻居们分享。

在底楼公共厨房邻居们无声的目光注视下，我们沿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当年外公、外婆、妈妈和两个舅舅一家五口住的房间，如今是路明和妻子的婚房。因为楼层高，房子被分成两层，楼上的阁楼做卧室，楼下是客厅和开放式厨房。

从朝南的大块玻璃窗望出去就是静安别墅。仔细看会发现，看似规整的楼房实际上隐藏了许多“违章搭建”，原先的天井、晒台搭出一个个阁楼、棚户，在统一的淡橘红色墙体遮盖下，才没那么明显。谁叫当年十几平米的面积愣是要住三四代人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是免不了的。这倒也是体现出了上海人见缝插针、善于利用空间的特点。

路明说，过去静安别墅和重华新村是相连通的，几条弄堂可以蹿来蹿去。大舅舅娶了隔壁静安别墅的姑娘，因为她家住房宽裕，便搬到了岳丈家。小时候，他常常跑到那边找表妹玩。

弄堂里有几位爷叔让他印象深刻，除了馄饨店老板，还有个光头爷叔。“光头爷叔本来住在徐汇区。他在这里有个朋友去了日本，房子空下来，他有时就过来待一段时间，属于神出鬼没类型的。”

冬天，光头爷叔专爱穿条大红颜色的裤子招摇过市。弄堂里进进出出、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他都要上前打招呼。连弄堂口那几家高档钟表行的女店员他都认识——穿得再光鲜，中午照样要拐进弄堂吃碗小馄饨、拌面的呀，价格经济实惠嘛！他经常跟少妇们打打情、骂骂俏：“哎呦，长远没看到侬了嘛！想侬来！”“哎呦，今朝穿得嗲呃嘛！”“戳气！”

别看光头爷叔“嘴巴闲”，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养过几条名犬，可惜“一家三口”从这里穿马路去兜梅龙镇伊势丹时，公狗和小狗不小心被车子轧死了。伤心的母狗围着尸体团团转，爷叔说：“其他狗可以卖，这条狗要养到老。”

他在弄堂里最出名的是养过老鹰。有次他跟路明吹嘘：“老早子，我从新疆回来，朋友帮我从靠近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搞了只老鹰……”旁边一个阿姨故意“戳”他：“侬讲讲清爽呀，为啥从新疆回来，勿是去旅游回来呃……”

话说老鹰通人性、脾气犟，得“熬”。说白了就是不让鹰睡觉，消磨掉它的野性。路明在《弄堂》里写道，为了熬鹰，爷叔每天灌五大杯咖啡，跟它耗着。第一次熬到第7天，一不小心睡死过去没熬成。一年后，爷叔借了朋友家郊区的大房子，再熬。鹰终于服帖，认了这个主人。

爷叔给这只桀骜不驯的猛禽取名为“囡囡”。“爷叔对囡囡真不错，三天两头买麻雀肉鸽子肉兔子肉，还到处托朋友买活蛇。有时爷叔熬夜打游戏，囡囡觉得打扰自己休息，不开心了，飞过去两爪一伸，拍一声把笔记本合上，像扑兔子一样利索。爷叔告饶，再玩会再玩会。好吧，那就一会。十分钟不结束，囡囡又飞过去合上。有一次爷叔正玩在兴头上，打了囡囡一下。囡囡气极，愤而离家出走，也不飞远，就在窗台前晃荡，不吃不喝不理不睬。到了第三天，爷叔心疼了，买了鸽子肉切成细条，趴在窗口招呼。囡囡不睬。爷叔赔不是，囡囡不生气啦，爷叔错啦，错啦好不好，再也不打你啦。半响，囡囡掉转过头，飞过来一口把肉叼走。于是爷俩重归于好。”

那时囡囡常在静安别墅上空盘旋，吓得附近的居民不敢养鸽子。每天下午，伊站在爷叔肩膀上出门散步，一副睥睨众生的模样，成了爷叔跟小姑娘搭讪的“利器”。

如此拉风，也树大招风。终于，在各家媒体诸如“弄堂里岂能养鹰”的报道之下，囡囡被相关部门带走了。据说当时爷叔拉住动物园饲养员的手不肯放，连连叮嘱“对它好点，对它好点”。一连数天闭门不出，茶饭不思，还偷偷抹了几把眼泪。

路明觉得弄堂里像馄饨店老板、光头这样的爷叔很有上海特质。“我看老伯伯写《繁花》，伊周围肯定交关这样的人。我想伊长期做编辑，应该老斯文呃。一看照片，哪能跟光头爷叔还有几分相像？！”他按弄堂里对长辈的叫法，称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为“老伯伯”。

在他看来，自己的两个娘舅则是另一种典型的上海男人：顾家庭，重情谊，多才多艺。“这一辈的上海男人比我们有腔调。他们从小就有很多兄弟姐妹，所以对家人都很照顾，长大后对朋友也很讲义气。而且那时因为生活的局限性，上海男人的手很巧，许多东西都会自己动手做。”

他还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跟父母住在昆山，一到周末娘舅就带着朋友们一起，偷偷开了厂里的重型卡车，给他送来弄堂旁边的凯司令、王家沙。周宪记得的则是这个外甥是早产儿，生出来的时候动了产钳伤到脖子，趁几个月大的时候要带去青海路推拿。“他妈妈做月子不好动，我跟阿弟两个人轮流带他去。乘车子一手抱着他，一手拉栏杆。伊个辰光还没结婚，小孩都抱不来。推拿好，他肚皮饿了就哇哇穷哭，嘴巴张得像塘鳢鱼一样，再赶紧抱回去塞奶瓶给他。”

小娘舅结婚的时候，四五个朋友开大卡车从郊区运来砖头和木头。一帮上海男人自己设计，自己砌墙、粉刷、打家具，活干得清清爽爽。“这帮人个个烧得一手好菜，人人能歌善舞，有的毛笔字写得好，还有一位号称'西宫霹雳舞王子’。大家关系很近，娘舅的朋友们也像我的娘舅一样。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看到身边这几个娘舅，觉得他们都蛮有型的。”路明说。

随着时代的沉浮，这些“娘舅”有的当上了公务员，有的则跑去日本打黑工，或是下岗吃低保，直到家里房子拆迁才过上悠闲的生活。“但是不管每个人混得怎么样，他们都相互照应，经常聚会。不知道等我到了他们这个年龄，身边是不是也能有一批这样的朋友。”路明说到这，语气里有几分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