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名著指南

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1899~1970）

代表作《经济学的动态理论》

卡莱茨基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和谐”的，而是“对抗”的王国。他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分为几个阶级：一、整个社会划分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

二、资本家阶级又可分为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卡莱茨基认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商品价格的决定等，而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对立关系则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竞争方式和社会再生产运动规律。

卡莱茨基的不完全竞争价格理论或称为垄断价格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的决定并不是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也不完全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是受垄断程度和成本，特别是原材料成本的影响。垄断程度关系到企业的部门优势，而成本则产品的竞争力。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很可能出现“标高”定价，即由于垄断程度的作用，厂商将产品的市场价格固定在高于生产成本以上的一定水平上。

他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因素包括：阶级差别、垄断程度、产业结构、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决定等等。

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15~1991）

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1954年5月号的《曼彻斯特学报》刊登了刘易斯的成名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该文孕育了大量关于“二元经济论”的文献。

二元经济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少数的城市化的经济活动部门因为被大量的传统的农业部门所包围，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一样。因为广大落后的农村存在着可供工业化的近乎无限的劳动力，城市工业将按一个不变的工资水平去获得劳动力，而这种工资水平则是由传统家庭农业部门生产中现存最低的生活水平所决定；当城市工业吸收了足够多的劳动力，只有靠提高工资才能将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吸收过来的时候，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彻底消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充分重视城市工业的作用，把城市工业看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农村只是被动适应。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

代表作《人力资本投资》

1979年他和W.阿瑟.刘易斯同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一书中假定：农民也能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所求最大利益做出合乎理性的反应。他指出，传统的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和创新，主要是农业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并且这种障碍又被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农业附属服务的缺乏和价格及税收政策的不公平所加重。舒尔茨认为，农业问题并不来自农业本身。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部分的农业问题都来自于外部的经济波动和经济不平衡。

舒尔茨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人的质量而不是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富和资本存量的多少。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大多不承认“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劳动者不可能成为资本拥有者，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只从事体力劳动，而从事体力劳动不需要知识和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纯粹的消费，而不是投资。可是舒尔茨认为：劳动者能够成为资本拥有者；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不是靠公司股票所有权的扩散，而是靠劳动者发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要发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能只是消费，还要进行投资。

舒尔茨还观察到，一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工厂和设备遭到严重摧毁的国家，由于较高的国民素质和水准，因而能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在比人们预料的更短的时间内，重创经济繁荣。为了解释上述传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舒尔茨认为，有必要引入总括资本的概念，

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意义：一、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一句话，表现为人的素质。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企业家型的人力资本。三、人力资本是通过对教育、健康的投资形成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是生产型的。四、人力资本像一切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人的时间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是一种趋势。五、人力资本使我的时间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1908~）

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学派是在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属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潮，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属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新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工业系统的不同技术和组织形式。两者有以下的共同趋势，如市场被计划代替；大公司和专家组合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家调节总需求以保证居民有最必需的购买力；资本主义分配差距有缩小趋势；分配领域趋同等。第二是二元社会和新社会主义。二元系统是指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计划系统（工业系统）和市场系统组成，这两个系统不断的发生着交换关系。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提高市场系统的地位和权力，消除计划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剥削和抑制它的权力，让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就可以达到新社会主义。

加尔布雷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好社会的粗略轮廓。一个人人享有攺善自己命运的机会的社会就是好社会。换句话来说，好社会即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一个创造条件、使社会所有成员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按照同样的比赛规则参加竞争的社会。

加尔布雷思的好社会大厦有两大支柱：好政治和好经济。好政治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好经济指足以保障社会充分就业的经济繁荣。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一柱斜则大厦倾。

《史记》中包括专门记述西汉财政、经济史的专篇《平淮书》以及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商贾写的传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两篇著作中，还散见于他对一些他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

“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针对轻重论强调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的思想，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

“因”是顺应、听任的意思。

“利导”意为因势利导，

司马迁之所以认为“因之”是最好的经济政策，是由于他把这看做是惟一合乎自然的政策，是“道所符”和“自然之验”。它能够顺应人天生好利的本性，使人力物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人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最好的满足。

先秦法家和西汉轻重论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把“富国”和“富家”看作对立的，互相排斥的。先秦法家认为商、工、需、侠都只能富家而不能富国，只有农才能兼能富国、富家，因而主张重本抑末、除“五蟗”。轻重论者认为民富不可禄使，所以也主张限制私人求富的活动，只许“利出一孔”。

王亚南

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

在《中国经济原论》里分析半殖民地时，王亚南首先驳斥了有些人认为中国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说法，也反对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外力的束缚”。

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的基本描述与分析，王亚南认为，中国商品倾向关系的发展，呈现了若干早熟特征，如较早出现货币地租，商业与高利贷资本活跃等，但却从未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产生完备的市场机制。而完备的市场机制，应该是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高速流动和完全竞争，它排除各种政治或经济的垄断成分，如自由资本时代的欧洲与美国。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流通，从来不存在一个对劳动力与物质产品充分开放的竞争市场，举目皆是特权阶层对商品货币运动的操纵。关于庞大的封建官僚集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有更深入的论述。

总之，中国社会的运转机制，所有环节都与欧美社会的典型发展不同。早熟使中国经济埋下了发育不良的根，封建生产关系的巨壑，使新生产方式的大厦无从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