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站在彼岸书写家族史诗

　　张翎，浙江省温州市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获英国文学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著有长篇小说《睡吧，芙洛，睡吧》《金山》《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短篇小说集《余震》《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得台湾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首届中国华侨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小说曾六度进入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并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　　范宁，80后，武汉媒体文化记者。来自三湘四水，遍访文化名家，问道、修业、解惑，从文化的视角看世界，乐得其所。　　曾经载着华人驶向彼岸的航船，今天载着华语文学回到此岸。　　横亘世纪百年，一批中国人，从漫长的海岸线出发，执帆回望的身影消失在乡人视野。彼岸是传奇，是金山，是美丽新世界，然而他们的故事被海风吹散，罕有只言片语，能随海潮漂流而还。　　所幸，怀中那抷乡土未冷，耳边那一曲乡谣未逝，胸膛中跳动的那颗龙心未止。黄皮肤黑眼睛的乡愁，在大洋对岸恣肆生长，被人收割，堆积成一串一串的文字，淬炼成一行一行的离歌，一支华语文学的脉系，把百余年来的飘零、闯荡、奋斗串起，用一部部小说带回故国。　　张翎的书写，汇入这漫漫潮流之中。近年来，有关海外华语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的对话、对照，活动日渐增多。今年4月，张翎就出席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办的相关主题论坛，讲述她眼中的华工往事。她的作品如《望月》、《交错的彼岸》、《金山》等，展开家族史诗画卷，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一　　张翎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任职17年，她面对着不同族裔不同阶层人的耳朵，声音从那些耳朵里飘入又传出，经过大脑的演绎，成了一个个故事。张翎要做的，是打开心灵的耳朵，感受这些故事后面那个讲述的灵魂——它或许曾经游荡在战场上，或许曾经目睹颠沛流离。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就是一道彼岸。张翎从中国到加拿大，是从此岸到彼岸，但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更是一种岸与岸之间的摆渡。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是一位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张翎（以下简称“张”）：我在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任职17年，这两年为采风之故，离开诊所休假。选择成为听力康复师，其实是我的“作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在国外，靠写作维生的专业作家为数不多。英国著名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句名言对我一生影响至深。她的大意是，一个女人要想成为作家，必须具备500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指的是一个女作家——其实对所有作家都适用——应当具备的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特质。这句话一直以来都被人诠释为女权主义宣言，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忠告。　　我很佩服作家和诗人们能在极端艰难的生活环境里，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之类的传世之作。但我也相信，如果头上有一片哪怕很简陋的屋顶，盘中有一勺热汤面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更加从容地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耗费十年的时间去铺设一条维生之路，然后再展开我的业余写作设想。当然，这个设想的巨大代价是时间和精力的严重透支。　　听力康复师的职业不仅为我铺垫了一个可以不用为基本生活需求分心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精彩多元的视窗，使我和各个族裔各种社会阶层的人，有了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我的病人中间，有许多人经历过各样的战争和灾荒，他们对生命疼痛等母题的真切感受，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灵感。　　范：什么机缘触发了您的创作激情？　　张：很小的时候，我就渴求成为作家，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想不起来是哪一件具体的事使得我产生写作的热情。如果一定要追踪，可能就是好奇感。　　我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温州。当时的温州，是个交通和通讯都十分闭塞的小城，不通火车，没有机场，与外界接触的唯一途径是海路，周围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普通话。小时候坐在瓯江（钱塘江的支流）边上，看着远处水变成了天的地方，就琢磨那到底是什么地方？那里的人和我们是否长得一样？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后来第一次离家去上海上大学，看到黄浦江时，心情异常激动。我一直在想：水的尽头在哪里？那些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景象？就是这样的好奇感引领着我一步一步北上，从温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去了加拿大。每一次离家，都越走越远，再回首，故乡已经是文字了。　　范：加拿大是一个华人特别多的国家，尤其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当地华人的生活是不是您创作的主要对象？　　张：我迄今为止的作品，大多是家族史诗类型的作品。比如长篇处女作《望月》，写的是大上海一个资本家大家族三代女性在大洋两岸的生活。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写的是以温州人文历史为背景的家族故事。《交错的彼岸》和《金山》，其实也是这个类型的故事。　　这些小说时间跨度通常都是一个世纪，情节在大洋两岸延伸拓展，虽然也涉及了一些当下北美移民的生活状态，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故事的主要脉络是历史至当下的延伸。　　我很少书写只涉及当下生活或与自己的直接生活经历紧紧相关的题材，因为我觉得这些题材还没有经过时间和距离的沉淀及过滤，让我有些“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惶惑和迷茫。　　范：中国文学当中其实很少有“彼岸”这个意象，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移民文学当中，“彼岸”就成为一个非常基础的元素。您被视为中国文学领域的拓展者，那您觉得“彼岸”的人生和生活，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的意义在哪里？　　张：首先我绝对不敢承受“拓展者”这个称号。我的经验告诉我，一套上“××者”的称号，基本就是找抽了。我不过是一个热爱文字和文学，想真诚地书写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的作家而已。　　随着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移民潮已经成为全球化的现象。移民文学（或者称“离散文学”）的内涵，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近12年中，诺奖的获得者超过半数都不在自己的出生国写作，但他们书写的，大部分依旧是关于故土的小说。难怪2008年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过：“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