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报告 | 强化司法监督,检察院抗诉或检察建议或将成平冤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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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报告：强化检察监督，倒逼法治蝶变

来源：搜狐社论  （2016年3月13日）

3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最高检在报告上会之前安排了更贴近网民的新媒体“预热”环节，诸如动漫短片《2016年最高检工作报告大猜想》、知识帖《什么样的案件会被最高检抗诉？》等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予以传播，获得不俗的传播效果。

热点案件，回应关切

从“两会”报告里能寻到哪些热点事件的影子，哪些案子、哪些人被报告所提到，是近年来外界对于各种官方报告的一种流行的解读视角。对最高检报告进行关键词检索，不难看到很多过去一年社会公众所熟悉的重特大案件，从关涉公共安全的天津港大爆炸、深圳滑坡事故，到与众多普通国民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e租宝”非法集资案，再到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案。当然还有非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落马高官，令计划、周永康、苏荣、白恩培、朱明国、周本顺，这样的名单以过去一年为时间单位做列举，也已经足够长，41名原省部级官员被立法侦查，22名省部级官员被提起公诉。

此外，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尝试，本身也成为过去一年颇受瞩目的新动作。以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为依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成为公益诉讼领域的主要探索之一。不仅是提起诉讼实现零的突破，在诉前的检察建议、督促履职、纠正违法层面，检察机关的作用在加强。山东、江苏、广东等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12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环保部门的不履职行为，检察机关提起“官告官”诉讼，法院判决确认政府部门违法。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所展开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从文本到实践，其运行机制、程序细节以及司法实践的难易度等，都将为随后推开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整体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3月12日晚间，最高检全文公布《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意见》，强调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罪与错不清的，强调“慎重妥善处理”，以及对强制措施的审慎态度。这与最高检年度报告中相关表述相呼应，同时也是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诸多新问题，表达出的一种审慎态度。

每一个被列举的关键词，在过去一年都曾是爆炸性新闻的主角，社会对其的关注从新闻事件最终走向法律事件，这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属性之一。关涉公共利益、影响公共安全、侵蚀国基邦本，法律的应对与跟进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保障。高官落马，从政党组织程序进而转向国家法律措施，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及至司法审判，检察机关在其中担负的使命有国家法律所明确，及时介入，确保相关案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推进，行使司法监督权力、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用法律的手段、法治的方式将国家和社会问题予以制度化解决的关键一步。

冤案纠错，直面问题

还是关键词，陈满、钱仁风、许金龙、杨明，这样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名字，与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建立密切关联，曾经是默默无闻的个体痛苦、人生惨剧，在过去的一年，迎来人生剧情的大翻转。在最高检的年度报告中，这些中国人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是一个国家司法不堪的往昔，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重拾公信、直面问题的标志。

防范与纠正冤假错案，是新一轮司法改革借以促发各种制度变革的核心议程之一，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从司法高层到具体事件，伴随着一系列陈年旧案的翻转，人们开始认真审视整个国家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直面个案，更反思制度之失。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检报告中的各项数据，侧重强调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尤其是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不仅有督促立案、追加逮捕和起诉，也有督促撤案、监督纠正滥用强制措施和违法取证，其中各级检察机关督促撤案10384起，监督纠正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等侦查活动31874件次，决定不批捕131675人、不起诉25778人。

如此详细的念出这些数字，是要说明，在最高检报告里的这些数据变迁，每一个数目字，都是个体化的中国公民真切的司法遭遇与处境。现在的及时纠正违法侦查行为，对轰然启动的刑事追究每一次喊停，都事关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对这个国家法律的信赖。

羁押必要性审查，倒逼刑侦之变

刑事诉讼，没有小事，因为桩桩件件事关公民人身权益，由于普通公民在刑事案件中的被动地位，刑事诉讼流程中的侦控审角色分工，便成为国家法治成色最至关重要的风向标。不批捕、不起诉、督促撤案，检察机关在诸如此类数据背后的作为，具有超出数据本身的意义，其最大的价值便在于激活制衡、强化监督。此次最高检报告中突出强调的一块内容，就包括了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制度安排。

随着国家法治化程度的提高，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在被提到一个攸关法治全局的高度去审视。包括前文提到的不批捕数据、不起诉数据在内，国家法律设计通过检察监督的形式在重申人权保障的精神。特别是对于嫌疑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侦查机关需要慎之又慎，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直接决定了人身剥夺措施的适用状况。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制度性审查，本是刑事诉讼中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程序存在。但激活这样的设计，事关侦控机关的关系重新定位，是配合多一些，还是制衡多一些。

此次最高检报告两次提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要，这与此前最高检出台的专门性文件遥相呼应。2016年2月，《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出台，按照规定，今后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向检察机关申请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不需要羁押的，将建议办案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配合新规出台，最高检还将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业务考核机制。

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其人身受限的程度本应与案件的严重程度有直接关系，但刑拘之后不出意外必然被逮捕、长期羁押之后必然被判有罪成为“以侦查为中心”司法逻辑下的恶果。或者说，另一种羁押权的放纵，也直接导致了审前羁押成为一种逃脱司法监控的法外惩处，“羁押还是取保”甚至成为某些案件侦查机关手中的利诱条件。加强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特别是以业务考核的方式主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落地，其目的在于从侧面倒逼侦查行为的合法依规，倒逼刑侦思维和逻辑的制度之变，策应“以法庭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

透过最高检报告的梳理，公众或可从中窥见过去一年整个国家的司法领域热点、焦点以及难点所在，个案观察、制度演进及至社会变迁，一份年度报告里的诸种关键词，无一不牵涉到国家法治的整体进展与现实处境。

检察机关抗诉、再审建议或将成冤案平反新常态

记者：邢丙银   （澎湃新闻记者）

来源：澎湃新闻网  （2016年3月13日）

转载自微信公号“「两高法律资讯」(ID:lianggao010)”

冤案平反、错案纠正还只能靠“真凶出现”、“亡者归来”这类小概率事件吗？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近30起得以纠正的冤错案件中，至少有7起是经检察机关提出再审建议或抗诉后，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的。这些案件包括：河北王本余强奸杀人申诉案、广东徐辉强奸杀人申诉案、陕西王江峰抢劫申诉案、云南钱仁风投毒申诉案、福建许金龙等4人抢劫申诉案、贵州杨明故意杀人申诉案以及海南陈满杀人放火申诉案。

“检察机关在以后冤案平反中可以也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抗诉或提出再审建议或将成为纠正冤假错案的新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说，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它更是监督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的监督机关，一个人被错误定罪或惩罚，检察机关当然责无旁贷予以监督、纠正。

平冤新常态

一次史无前例的抗诉将迟到的正义还给了陈满。2016年2月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申诉案，经最高检提出无罪抗诉，最高法指定的浙江高院再审后裁定撤销原判，宣告陈满无罪。

陈满案被学者称为“例外中的例外”：这是国内已知被告人服刑时间最长的冤假错案，也是1979年以来我国最高检察机关首次直接提起的无罪抗诉案件。

1999年4月，海南高院二审裁定，陈满因犯故意杀人罪、放火罪被判死缓。但陈满及其父母始终不服，坚持向相关政法机关申诉。2014年4月，陈满委托代理律师向最高检提出申诉。

最高检刑事申诉厅承办人查阅了陈满案的全部案卷材料，提审了陈满，复核了相关证据，并听取了原案相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意见，认为原审裁判存在错误可能，于是在2014年7月决定立案复查。

最高检检委会讨论认为，陈满案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5年2月，最高检将陈满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最高法指定浙江高院再审，冤狱23年的陈满才获清白。

与抗诉类似，检察机关提出再审建议，同样是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启动冤假错案纠错机制的重要原因。

在钱仁风案中，2012年12月，网友以“巧家又现冤案 16岁花季少女被指投毒，身陷牢狱十年之灾”为题发帖后，引起云南省检工作人员的注意，做成涉检舆情后上报，此后云南省检启动立案复查程序，并向云南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高院再审，蒙冤入狱13年的钱仁风无罪释放。

学者：监督职能被激活

从2013年7月纠正的河北王本余案，到2016年2月昭雪的陈满案，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媒体曝光的近30起得以纠正的冤假错案中，经检察机关抗诉或提出再审建议后，启动再审的至少有7起。

“虽然以往也有，但对疑似冤假错案提出再审抗诉或检察建议的，还是比较少见。”李奋飞说，过去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认识存在一个理论上的误区，较为单纯地将自己当成公诉机关，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则未充分发挥出来。

“在国家洗冤大背景下，最高检率先垂范推动冤案的平反，处于休眠状态的法律监督权被激活，通过抗诉或提出再审建议，启动冤案再审，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李奋飞认为，检察机关在以后冤假错案平反中可以也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李奋飞说，启动再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法院自身启动再审，另一种是检察机关抗诉或提出再审建议。这两种模式相比，虽各有优缺点，但总体来看，靠法院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判决不太现实。

“从理论上看，靠检察院来纠错更合理一些。”李奋飞说，检察机关本身就是法律监督机关，是正义的使者和人权保障者，有对事实负责的客观义务，当发现事实和证据变化后，它责无旁贷，也有义务去改变自己的主张，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从启动再审机制看，检察机关也有优势。李奋飞说，抗诉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抗诉，或是最高检对最高法的再审判决抗诉，而一般案件是市中院、省高院作出的，所以由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抗诉，利益牵碍少，体制上也顺畅。

此外，检察机关还有发现疑似冤假错案的条件。李奋飞解释道，当冤假错案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的控申部门会获取这些信息，通过调阅案件，提审当事人，走访证人，与律师沟通等可以基本判断案件是否有问题，这样来看，检察机关激活法律监督职权更有条件。

最高检：将健全冤案纠错机制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纠正冤假错案，当然还需要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

2015年，最高检刑事申诉厅在总结以往监督纠错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监督纠正重大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通知》，对重大冤错案件的发现报告、审查办理、内部协调配合、监督及善后工作预案报送审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最高检刑事申诉厅副厅长鲜铁可认为，这一机制能充分发挥检察工作一体化优势，对可能存在错误的案件，及早发现报告，依法纳入法定程序办理，通过上、下级统一联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检察机关在监督纠正重大冤假错案工作中的职能作用，真正守住纠防冤假错案底线。

鲜铁可还表示，2016年检察机关将健全冤错案件发现受理、审查办理、监督纠正等机制，对冤错案件敢于监督、敢于纠错，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李奋飞建议，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启动冤案再审纳入检察机关的考评机制。“目前有些检察官可能更多地凭借良知和对正义的追求去发现冤案，工作积极性不一定能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有奖励性机制，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