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一个名人的若干片段

　　罗隆基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人。他既在中国民主宪政史上“大名鼎鼎”，又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章罗同盟”的二号人物。不仅如此，他的个性色彩之丰富也令人称奇，“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 　　争议人物 　　20世纪40年代，罗隆基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学校里的很多教授对他都很疏远。比罗隆基晚一辈的郑朝宗曾写过一篇《记罗隆基》，他在该文中写道：“我只见过罗先生一面，那天是‘五四’纪念日，学校请他来讲演。他的仪表已记不清楚了，似乎是中等身材，近视眼，穿着纺绸长衫。他的口才自然极佳，但还比不上他的文章。我感到惊奇的是，学校里的教授们对他很冷淡。他是我们的老校友，有许多教授还是他的同级生呢。何以如此薄情，我不理解。后来听吴宓先生说，此人‘不大忠厚’。这四字很笼统，我也不曾进一步去调查过他的‘不忠厚’的具体情况。但十余年来，以忠厚自命的老大哥们‘抟扶摇而直上’者为数已不少，这位被视为‘不大忠厚’的罗隆基同学仍保持‘新月’时代的故我。不知这是由于把身价提得太高的缘故呢？或者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抱负而轻易不肯降志辱身？有一点确是明确的，像罗先生这样的人最好一辈子莫上台，因为让他留在台下，至少还可以叫台上的人觉得头痛，万一他自己也上了台，那恐怕要轮到台下的人觉得头痛的了。” 　　罗隆基既有气贯长虹的气概，也有恃才放旷、急于功利、倔强异常的性情。虽说大凡有才能者，多会见嫉于当时，但脾气坏、人缘差，总是让罗隆基吃大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罗隆基性情暴躁、好斗、刻薄、小气，认识他的人，没几个喜欢他。作为罗隆基的老朋友，梁实秋也觉得罗隆基是个“才高于学，学高于品”的人。尽管他认为罗有种种人格缺陷，两人的政治立场也不相同，但梁实秋在《罗隆基论》中却能对他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该文结尾引用杜甫想念李白时所作《不见》诗中“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赞美罗隆基出众的才华。 　　所谓“世人皆欲杀”，说的是同时代不少人诋毁罗隆基，说他“投机”，送他绰号“玻璃裤子”。梁实秋却见解独到地指出：“我觉得社会要培养一个人才很难，而毁掉他很易，这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罗隆基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辩，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大家本可自由地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与记载，似乎都是恶意的对于罗隆基予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人之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国家里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见政治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愿意看见政治上全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是这批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手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在理论上互相辩驳，我们不该以各种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并不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虽然梁实秋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国共两党之间，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偏左时而偏右是合理的，但对于罗隆基近于固定偏左的倾向，梁是不赞同的。但不论从朋友立场还是从对政治人才爱惜的角度看，梁实秋都愿意在罗最不得志的时刻拉他一把。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直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上的，如果认为罗隆基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刻，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保障缺失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鸡犬升天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又鼓吹抗日。在为罗隆基说话的同时，梁实秋也对罗加入民盟后的对外政策作了批评。在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问题上，梁实秋认为罗隆基不应该不顾国家的利益，不应该失掉政治理智。这个批评指的是罗隆基作《民主报》的社长时，《民主报》曾发表过一篇为苏联占有东北辩护的社论，尽管罗隆基否认这篇文章出自他手，而且他自己也认为此文不妥，但梁实秋认为对于苏联对中国的欺侮不但不应该拍手称快，而且不该保持沉默，应该进行抗争，并劝告罗隆基“参加民盟活动，也该有个限度”。 　　还有个例子也能反映罗隆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罗隆基与胡适的年龄相差不多，在罗隆基1928年进入吴淞中国公学之后没多久，胡适到此接管了校长一职。作为新月社成员的一分子，罗隆基经常参加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社同仁的定期聚会，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聚会有时在胡适家里，有时在罗隆基家里。在《胡适日记》手稿中也留下了关于罗隆基的很多记载。胡适对罗隆基的生活很关心，尤其是1930年罗隆基被捕后，胡适及时援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由于和胡适的政见不同，两人的友谊也就慢慢冷淡下来，分歧越来越明显。主要原因是胡适为人处世比较低调，对政治的判断也很有远见，而罗隆基锋芒毕露，对当局的批评尤为激烈。胡适也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在政治上的头脑发热。那是在“七七”事变之后的一个晚上，胡适、罗隆基等几个人在一起吃饭，饭后商量第二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当时罗隆基说：“国民党既不能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严厉地指责罗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在政治上的洞察力。 　　在同时代人李璜的笔下，也有着罗隆基的影子。李璜提道：“要谈实际政治，罗隆基却是一个人才。当然他不似王造时之老实，也与邱大年和梁实秋两人极全力于纯学术者不类，他又不同于闻一多那样鲁莽冲动，但他能锲而不舍与那样复杂变幻多端的政局周旋到底，却为我所不及。惜乎当时执政者，自反共清党后，太骄慢了，不知网罗人才，像罗隆基这种本是待价而沽的行政好手，直至抗战之初，始当了一名国民参政员，未能在行政上一显身手，我至今惜之。” 　　才子风流 　　罗隆基一生风流倜傥，与异性往来纷乱；无论他走到哪里，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一直与他相伴。虽然他对异性的情感丰盈又放纵，但其浪漫史却又并非简单的风花雪月。 　　1927年，罗隆基为撰写以“英国选举”为题的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在向拉斯基教授请教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女留学生，她就是罗隆基的第一任妻子张舜琴。张舜琴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生得美貌端庄、妩媚动人。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便在新加坡的岳父家里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们共同生活的一段日子曾过得相当舒适，可是，好景不长，夫妻俩不久便闹翻了。1929年，张舜琴生了个女儿，使这个家庭增添了快乐与生机。当时，罗隆基请了个上海保姆来关照孩子，张舜琴却不同意，说中国妇女没有文化，不懂育儿科学，而外国保姆又请不到，她只好请长假，按照英国的科学育儿方法亲自抚育孩子。她每天给婴儿洗冷水澡，赤裸着晒日光浴。时近初冬，气温很低，襁褓中的婴儿哪能经受得了，一个多月就把孩子折腾死了。罗隆基十分感伤，也为此而夫妻反目。这期间，两人的性格反差也日益凸显，生活中常为一些小事而产生摩擦。从性格上看，罗张两人一个喜静，一个好动。张舜琴虽家境富裕，但本分朴实，喜欢清静，不喜欢社交，是个基督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据说，在英国求学期间，清华同学何浩若等人到罗隆基家拜访，曾惹得罗妻大为不满。这些同学当时就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不能维持长久，结果不幸言中。据罗隆基的一个学生说，罗隆基和夫人在学校中经常双双请假，过几日就见罗先生面带纱布来上课，同学们也经常背后窃笑。罗隆基的朋友李璜认为罗张夫妇的不和睦，是因为张舜琴对罗隆基的浪漫管束太严，为此经常打架。 　　罗隆基生性风流，对年轻漂亮、品位卓异的女性，本能地即刻迸发出好感，然后又能凭借个人魅力迅速赢得芳心。1931年春，罗隆基在清华老同学王造时家聊天，邂逅了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湖北女学生王右家。这位洋学生青春照人、打扮入时、快言快语、性格开朗，其行为举止与男孩子差不多，让罗隆基眼前一亮。在情场老手罗隆基的诱惑之下，两人很快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同年5月，罗隆基给远在北京的胡适写信说：“舜琴（罗隆基的原配）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彼此同意暂分六个月。国家的个人自由没有争到，家庭的自由争来六个月，未始非易事！”王右家吸引罗隆基的，除了聪明伶俐、幽默豪爽，更重要的是她的美丽和气质，不假修饰，而韵致天然。关于王右家的风采，同时代人作过这样的描述：“聪明使她不需太用功读书，也能写出极清新的文章，美丽使她到处受到赞美与奉承，有些地方可以无往不利。说到她的美，无人会加以否认。她平居不大修饰，连粉底口红都不用。在大学一年级时，冬天她经常穿一袭棉袍，脚穿一双平底鞋，可是她长身玉立，神采飞扬，无论穿什么，无论在什么场合，永远都是鹤立鸡群。”据说，戏剧家曹禺在构思他的名剧《日出》的时候，偶然在一个社交场合看到了活泼美丽的王右家，于是心中的陈白露形象一下子“点燃”了，便把王右家作为《日出》中陈白露的生活原型。 　　1932年，罗隆基离开上海到天津任《益世报》社总编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生来就具有叛逆性格的王右家，在罗隆基的鼓动之下，不顾一切地随他而去，与他同居，并四处招摇。一般人认为这事太违礼法，比之徐志摩、陆小曼的恋爱更难取得同情和谅解。两人背后受尽批评，当面也有人讥讽，还把王右家的父亲气得跑到关外。但他们并不理会，依然恩恩爱爱。王右家的闺中密友、同时也曾是罗隆基婚外情人的吕孝信用“欢喜冤家”一词形容王右家与罗隆基，非常贴切。虽然罗隆基气质奔放，但执著严谨，自尊心很强。而王右家不仅开朗外向，据吕孝信说，她还带着些野性，有点像《飘》中的郝思嘉，个性很不一般。王右家比罗隆基小12岁，出国之前，已与干妈家的儿子订下婚约，当时，未婚夫恰好不在国内。与罗隆基结识没多久，在明知罗有家室的情况下与罗同返北京，公开同居。王右家此举，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当然，这份勇气来自爱情，也来自罗隆基的鼓动。罗对她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如此鼓动，有着叛逆性格的王右家便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他的怀抱。王右家虽留学美国，其实没读几年书，没毕业、也无学位，文化水平并不高。同居以后，罗隆基便成为王右家的老师，指导她读书写作。王右家也用功，在罗隆基的带动下，王右家读了很多书。以后她又与罗隆基办《益世报》、《妇女周刊》，对文化工作非常热心。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外同居，一直维持到1938年前后。由于张舜琴要与自己的一个学生结婚，终于同意与罗隆基办理离婚手续。罗、王两人得以正式结为伉俪，孙科、宋子文、于右任等老朋友都为他们的婚礼祝贺。抗战期间，作为民盟的主要领导人，罗隆基与国共两党的头面人物都有往来，此间王右家随他辗转各地，称得上夫唱妇随。应该说，与王右家在一起的这段时光是罗隆基一生中最美好、也最为得意的日子。不但夫妻琴瑟好合，感情相得，那时的罗隆基还有着颇为可观的收入。晚年回忆起那段风光的日子，罗隆基会伸出两个手指跟人这样说：“两家报纸的主编、社长，两所房子，两部汽车，两份薪水。北京、天津两地住来住去。” 　　遗憾的是，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姻也没能长久。王右家患有妇科病，两次怀孕，两次流产。罗隆基对此产生的苦恼让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对于罗隆基的花心，王右家起初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深究。因为她是个高傲且性格豪爽的女人，虽然罗隆基情人不断，但王右家在深信自己魅力的同时，认为罗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有一天，与罗隆基有婚外情的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因忏悔与罗隆基的不正当关系，跑到罗家追讨写给罗的情书时，王右家出于好奇，随便在其中抽了一封，看到当中竟然有罗跟对方已谈及准备与王右家离婚的情节。据说，罗隆基一生最爱的女人只有王右家，情书上的内容应该是虚假之词。但这给了素来对自己的女性魅力自信十足的王右家当头一棒，也给了两人的婚姻以无可挽回的一击。无论罗隆基如何忏悔、挽留，王右家仍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决然地离他而去。王右家离家出走的时间是1943年6月28日。一个月后，她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罗隆基追到成都；她逃往昆明，罗隆基又追到昆明；她干脆经印度前往英国。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王右家曾说：“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王对罗的昵称）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有回去过。”这样，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姻关系也就名存实亡了。 　　抗战胜利后，王右家回国，既没有回到罗隆基身边，也没有办理离婚手续，而是很快就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好在了一起。这也让她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新闻人物”。一家报纸的新闻标题是这样写的：《王右家变成王又嫁了》。后来，王右家与罗隆基办了离婚手续并与唐季珊结婚，做了唐季珊的第五任太太。王右家自我解嘲她是“老大嫁作商人妇”。有人曾问王右家何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王右家说：“认识他不久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最适合做我的丈夫，你知道，我不能在骡子同一圈内去找丈夫，如果不如他，会被他暗笑，比他高明的又都已有家室。唐季珊是另一个圈子的人，无可比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嫁。”王右家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唐季珊后来抛弃了她，分手时也没有分给她多少财产。晚年的王右家，在台湾过着拮据又寂寞的日子。 　　爱恨情仇 　　与王右家分手后，年近半百的罗隆基认识了著名女记者浦熙修。他们成了朋友、知音、情人。浦熙修是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的妹妹，当时36岁，已婚，并有两女一子。那是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作为重庆《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浦熙修，采访了大会代表、民盟创始人罗隆基。一个是政治活动家，一个是名记者，两人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很相近，浦熙修为罗的才气和胆识所倾倒，尤其在为光明与进步的斗争中，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追求。两人越谈越投机，互相引为知音。几经交往，彼此产生爱慕之情。相爱后，两人蔑视陈规，同居在一起。在各种社交场合也不避嫌，同进同出。 　　解放前夕，当罗隆基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时，浦熙修也因“为共产党宣传，挖国民党墙脚”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1950年，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住在北京金鱼胡同。无巧不成书，罗隆基的新居正好在咫尺之近的乃兹府。两人三天两头见，罗隆基还在乃兹府腾出一个房间给浦熙修。他们也曾打算结婚，然而鉴于浦熙修子女的竭力反对，一直未能正式结婚，长期过着同居生活。两人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她是他的知己，他称她为“最亲密的朋友”，两人互为“精神支柱”。遗憾的是，这两个当初为了冲破礼教束缚而闹翻天的男女，最后也没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终以悲情落幕。 　　1957年，“反右”风暴到来，罗隆基被确定为“章罗同盟”的二号人物。由于罗、浦之间的特殊关系，浦熙修也被牵连进来。两人十年来的“亲密友谊”，成为“反右”派斗争的目标。最初，浦熙修还尽力抵挡，实事求是地说话。她明确指出：“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在《划清界限，参加斗争》一文中，还很坦率地说，她与罗隆基“相识后，却曾抱着个结婚的愿望，虽然至今没有结婚”。她认为，“章罗同盟”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她看来：“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互不对眼的”。在民盟中央召开的批判罗隆基的座谈会上，针对《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的指责，她辩解说：“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里请过一次客。”浦熙修据实辩解，被说成“不老实”、“两面派”、“负隅顽抗”，在批斗和高压之下，陷入重围之中的浦熙修向上级交出了十年间罗写给她的信件，并控诉说“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站在罗隆基的对立面，她还发表了《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内容也涉及了与罗的床笫之语。罗隆基伤心地表示：“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用含泪的笑，这样谈及浦熙修：“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80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罗隆基的信，充分显示了他耿直的性格。而他却不知，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不喜欢他的人对他进行政治攻击的道德缺口。 　　不幸的命运，使罗、浦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感情裂痕。罗隆基被划成“右派”之后，浦熙修也成了“右派”。他们依然住得很近。但是，罗隆基再不与她来往。这并不是为了“划清政治界限”，而是罗隆基不能原谅她的违心。两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 　　（选自《纸上风云：晚晴民国政论人物小传》/何力群 著/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