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前的故事
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8月，毛泽东与杨开慧都化了妆，由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龙，先行离开武汉。然后，毛泽东和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及小友许志行一起，也离开了武汉，前往湖南长沙。
湖南省委会议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在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同时发起暴动。这个区域足以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关于起义的领导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暴动“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他反对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做号召。
经过毛泽东的分析和说服，湖南省委会议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说：
“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秋收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定会再失败。湖南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毛泽东还设计出了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新旗帜。他在旗帜上设计的是斧子、镰刀和五星；又在这面军旗上书写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月31日早晨，毛泽东和杨开慧依依惜别，他再三叮嘱杨开慧说：要好好照顾母亲，带好孩子，更要多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还说：
“等到秋收暴动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暴动如受挫折，有可能长期不能见面。”
毛泽东和杨开慧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分手，竟然成为他们夫妻俩的永诀。
三路起义军和井冈山
毛泽东离开亲人和朋友们，乘火车去安源部署起义。
1927年9月初，毛泽东身着蓝粗布便装，手拿已经被风撕破了的油纸伞，踏着山道上的泥泞，第8次来到了安源。
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军事会议，经过大家的讨论，最后决定，将即将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自卫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由毛泽东担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由卢德铭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担任第1师师长，余贲民担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
会议还决定，起义部队兵分3路，进击长沙。第1路以团长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第2路以团长钟文璋率领的第1团；第3路以团长苏先骏率领的第3团。3路起义部队得手后，在长沙城内工人暴动的配合下，一同会攻长沙城。
王新亚向毛泽东建议说：
“我们万一起义失败，可以投奔到井冈山上去，我在那里有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
王新亚所说的老庚，就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听王新亚如此一说，忙问原由。王新亚便把大革命失败以前，4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城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原来，在那时攻打永新的部队中，除了农民自卫军以外，还有来自井冈山上茅坪、茨坪的两支绿林武装，一支是袁文才的部队，一支是王佐的部队。
王新亚的汇报，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从此，在他的脑子里不仅牢牢地刻下了“井冈山”3个字，而且也储存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的名字。
遇险脱险
9月6日，毛泽东要离开安源，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一起，亲赴铜鼓县城组建第3团。有人说：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
毛泽东还告诉大家说：
“铜鼓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是这次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那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毛泽东身穿白色衣褂，脚蹬黑色圆口布鞋，在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易绍钦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往前赶路。3人来到浏阳县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只见茶亭的幌子上用隶书写了5个大字：张家坊茶亭。3人走进茶亭，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此时，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手持梭镖的汉子。
“民团！”易绍钦叫道；毛泽东说：“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
这一群汉子确实是湖南浏阳的团防队。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狠狠地盯住毛泽东等人，问道：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卖点夏布，到铜鼓去卖点菜油。”
那个队长模样的人说：
“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
潘心源争辩道：
“呦，老总，我们真是采购员呐！”
那人坚持说：
“少废话，走！”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这样回忆说：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
就这样，毛泽东3人被这一队湖南浏阳的团防队员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着，回城里的团防局去。
毛泽东身穿短褂，故意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他摸摸口袋中的几块大洋，心想：靠这几块大洋收买这些团丁是不够的。他挨近潘心源，压低声音问道：
“有钱吗？”
潘心源点点头，趁团丁不备，将几十块大洋塞进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有意和身边一高一矮两个团丁拉话，他问：
“喂，朋友，贵姓？”
那俩人各自说：
“姓黄。”、“姓张”。
“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
“屁！老子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他妈的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
毛泽东说：
“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这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毛泽东掏出钱，塞进姓黄姓张那两个团丁的手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时候打算用来贿赂押送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用兵，假如我遭到枪毙，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那是一个到了拐弯的地方，两边都是竹林，毛泽东一扭身钻了进去。潘心源和易绍钦也趁机钻进了竹林。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前面的队伍发现了，团丁们大喊：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一个团丁立即追了上来，毛泽东只得站住，他等那个团丁到了跟前，就又掏出钱递过去，说：
“别的没有了，朋友，再见吧。”
那团丁得了毛泽东的钱，眼看着他走到前面的山坡上，才高声大喊起来：
“跑了，跑了！”
团防队的团丁们闻声迅速追上了山头。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毛泽东就一直静静地蜷伏在那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夜幕掩护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放弃了搜寻，离去吃晚饭去了。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毛泽东整整一个夜晚，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他的团丁拿走了他的鞋子。这一是因为那位团丁贪便宜要他的鞋子，一是因为出于当地迷信的说法，死人没了鞋子穿就不会变成厉鬼报复害他的人了。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
毛泽东对斯诺说：“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
毛泽东又走了一天，来到了一个市镇，走到一家店门口，就问：
“老板，歇得客么？”
店老板见毛泽东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汗衫，脱下来的短褂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就冷冷地回答说：“歇不得！”
毛泽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他来到街尾的一家店门前，索性不再问了，径直走进去坐下来，大声喊道：
“老板，打水来洗脚！”
老板只好让他住下了。第二天，毛泽东终于到了铜鼓境内的农民赤卫队驻地。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8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