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7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周

（青海师范大学

利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８）

青海

[摘要]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

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关键词]东晋门阀士族士族的形成一般认为在东汉。东汉初期帝王如光武、明帝、章帝等都比较重视士人，这与西汉汉高祖“慢而侮人”，甚《士至解儒生冠而溲溺其中的情况却大不同。余英时先生在与中国文化》中说：“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二方面在多数情况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①当时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得到广泛传播，社会上产生了世传儒学的学术家族，在纸张印刷俱不发达的古代，读书的文化成本很高，不是一般家庭从一开始就所能承受的。更何况士族具有文化的渊源传统，

占有相对优势。而儒学与政治的亲近关系使之成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成为东汉用人的实际标准。这就促成了家族与政治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随家族文化的传承得以传递，这就是最初形态的士族。

曹魏时期，曹操为了恢复统一和集权的统治秩序，针对汉代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之弊，提倡“唯才是举”，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不容许有和朝廷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也不容许利用所谓乡里清议来干扰朝廷用人之权。曹操虽然抛弃儒家德行原则，打击、摧折士族，但是在许多时候他还必须依靠士族。这一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也是为士族服务的，通过这种制度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

西晋初，九品之弊日益突出，卫瓘、刘毅等人纷纷提出上书请罢九品制，晋武帝皆不予理睬。士族在皇权的纵容下，取得了最为宽松的发展时机，对政治的干扰越来越明显，西晋后期，由于贾后专政、“八王之乱”，社会动乱，但渡江之后，东晋王朝由几个士族扶植而起，其势力有压过皇权的倾向，士族政治发展到鼎盛时期，形成了特殊的门阀士族专政的局面

一

东晋王朝是南渡士族亦即侨姓士族和江南吴姓士族联合起来，支持司马氏称帝的政权，因此就决定了东晋政权的性质。“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东晋内政的基本方针。东晋初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当时歌谣有“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说法。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投一纶，下一箸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东晋政府也并没有加以干涉。明白了东晋政权的性质，可以得出这是门阀士族专政的必然结果。

在王导等的辅佐下，东晋乘时建立起来。初到江东的司马睿却遭到了吴中大姓的冷落，一个多月中竟没有一人前来

求见，这使王导深感忧虑。此时，他的族兄王敦也来到了建邺。王敦是晋武帝的女婿，当时已颇有名望。王导对王敦说，琅琊王虽然仁德宽厚，但名望未著，你的声望早已闻名天下，应该设法襄助。于是，王导精心策划，乘上巳节日禊会时，带领诸名流，骑马拥从着司马睿的肩舆，此举果然奏效，纪瞻、顾荣等江南名士大为震惊，纷纷在路旁拜见。侨姓士族势力发展鼎盛，在东晋政权中占有绝对地位。东晋初年将相大臣

来自侨姓士族者很多，兹举《晋书》各传，如：汝南周顗，随晋元帝渡江，其兄弟周嵩、周谟，也都南渡，仕于东晋。范阳祖“北州旧姓”，“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逖，本，后再迁至京口，其兄纳、弟约，亦皆南渡。渤海刁协“避难泗”渡江”。河南庾亮，父官于会稽，随在江南，因留仕于东晋，亮弟庾冰、庾翼等皆仕于东晋。谯国桓彝，随晋元帝渡江，其子孙仕于东晋的很多，如桓云、桓冲等，特别是桓温、桓玄父子，“避难南下”，几乎夺取了东晋政权。太原王浑的子孙王承等因仕于建康。陈郡殷浩，父羡为豫章太守，浩因留仕于东晋。陈国谢鲲，其子侄谢尚、谢安、谢万等，皆东晋名臣。以上略举若干例子，可见中原士人避乱南渡者之多。据《晋书·王导传》

②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王导因劝

③

司马睿“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晋元帝就采纳了王导的

建议，从中征聘了百余人为掾属，时人谓之“百六掾”。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族

④

“王与马，共天下”之和琅琊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

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士族专政的格局，这一局面充分反映了东晋政权中高门士族势力已经大大超过皇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了。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说：“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

了东晋门阀士族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

⑤政治模式。”这一结论确实准确反映了琅琊王氏侨姓士族在

东晋初年政权中的支柱地位。“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但即令是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终东晋一朝，朝政大权一直控制在琅琊王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个侨姓大家士族手中。正如北方十六国中的后秦大臣韦华所说：“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

⑥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司马氏皇族与高门士族“共天下”的一个主要方面和基本形式便是双方的政治联姻，以便保证其族姓的永世尊贵。皇族与士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一个复杂的、盘根错节的

【黑龙江史志2010.3（总第220期）】

8

姻亲网络，成为特权阶层，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比如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为世代婚姻关系。除了王衍与王敦以外，王导的重孙王献之的妻子是晋明帝女儿新安愍公主；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又是晋安帝皇后；王导弟王悦之的孙子王暇娶司马皇室鄱阳公主；王氏与陈郡谢氏、外戚庐江何氏也有姻亲关系：何充之妻又是外戚庾亮的妹妹，庾亮的另一个妹妹庾文君则是晋明帝的皇后，庾亮弟弟庾冰的女儿是宗室海西

庾氏、何氏三家士族都是东晋显赫的外戚和公的妃子。王氏、

大权在握的重臣。他们彼此之间互为婚姻，结成“党体连亲”

之势，这种格局保证了士族的“人伦之盛”和“簪缨不替”。事实上，当士族成为外戚后，这种特殊身份也便于他们领军控政，发展自己的势力。

（一）侨姓士族大姓担任中书监和中书令而控制机要，总揽朝政，这一格局导致了东晋中央官制及职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曹魏时，尚书台由内廷转入外廷，取代了东汉三公职权，成为管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另外，又从秘书监分出一个新的机构中书省，其主要职掌为秉承皇帝旨意，掌管

中书监、令的职权进一步发展，由机要，发布政令。两晋时期，

于世家大族及外戚多担任此职，故在名实两方面俱称为宰相。如庾冰为中书监，“经论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

⑦

后进，由是朝廷注目，咸曰贤相”由于士族和外戚把持中书监，且“地在枢近，多录宠任”，故人谓之“凤凰池”。当晋成帝幼弱，庾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辅助朝政，中书权力进一步扩大，“事之大皆决于亮”。

（二）士家大族多任荆州和扬州等州郡都督，掌握地方军《晋书·职官制》曰：“江左以来，都督中外事大权，以外治内。

东晋几家侨姓士族如王导、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

王敦、庾亮、庾冰等都出任地方都督之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控制建康的扬州都督和长江中游的荆州都督。扬州是东晋政权中枢所在地，故东晋以扬州为内户。而荆州居上游，若能控

东晋门阀士族对中制荆州，就能威逼下游，控制朝政。因此，

央政权的争夺，首先表现为荆、扬二州之争。晋成帝时，庾亮出任方镇，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咸和八年（公元３３２年），陶侃死，庾亮又迁镇武昌。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等继续出镇武昌，掌握上游军事。永和元年（公元３４５年），桓温出督荆州，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我们知道侨姓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人，要维护其家族利益，首先要立稳脚跟，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用，但绝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晋元帝也不甘心与士族共有神器，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实力的较量，于是

刁协以抑王氏兄弟之举，由此又引出王有晋元帝重用刘隗、

敦与南人钱凤、沈充为援共叛晋室的叛乱。王敦第一次叛乱，“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以

说明士族在东晋的地位和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失败，这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所以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始终没有大的变动。

二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获得更多好处，如以后

陆晔为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司贺循任太常，纪瞻、

马睿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自然要引起吴姓士族之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马睿在内，不

过是流播南下的高级难民，这一点，司马睿在初渡江时，也曾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而今居然喧宾夺主，又怎能不使“吴人颇怨”。

三定江南的周玘，因“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司马睿因“疑惮之”，加上他又被渡江士族刁协所轻忽，使他耻而对他

恚交集。于是他想发动武装政变，事泄，忧愤而死，临死对他“杀我者，诸伧（吴人谓中州人曰‘伧’）子，能复儿子周勰说：

之，乃我子也”。⑧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地主武装，准备起兵，事为其叔父周札闻之，就把勰等阴谋告知政府，周勰想发动的武装变乱，至此失败。

然而吴姓大族的武装力量对于东晋政权是个严重威胁，于是对其武装力量如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等大士族的态度由笼络而变为分化、削弱。江东之豪的周、沈二族，在东晋政权分化政策下，于内讧中同归于尽。

简而言之，琅琊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他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支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司马睿固然需要侨姓士族的支持，侨姓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但吴姓士族在政权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东晋门阀士族，尤其是侨姓士族依仗着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势力，控制中央大权，在经济上大肆占山护泽，求田问舍，经营产业，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以保持其政治、社会地位，他们在学术文化上也由儒入玄，适应了东晋门阀政治的需士族之间通过要。门阀士族在东晋政权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百年不变。门阀士族是这一时期的社会重心所在，是江左政治稳定因素。东晋门阀士族建立的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政治优势，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却决无凭陵皇室之可能。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演变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

注释：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２２．②房玄龄．晋书·王导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７４６．③房玄龄．晋书·王导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７４６．·王敦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５５４．④房玄龄．晋书

⑤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６．·姚兴载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９８０．⑥房玄龄．晋书

⑦房玄龄．晋书·庾冰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９２８．

·周处传子玘附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５７４．⑧房玄龄．晋书参考文献：

［１］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王导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房玄龄．晋书

［３］房玄龄．晋书·王敦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４］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姚兴载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５］房玄龄．晋书

［６］房玄龄．晋书·庾冰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７］房玄龄．晋书·周处传子玘附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８］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９］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作者简介：周利，青海师范大学２００８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专业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