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

作者：廉德瑰

日本学刊 2007年08期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日本战略文化特点的分析，探讨日本国家未来的战略走向，同时，也为认识和了解日本提供一个视角和方法论。

　　一 关于战略文化的概念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战略问题其实并不少见，但是“战略文化” (strategic culture)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却是近年的事情，它最早是1977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施奈德(Jack Snyder)在有关苏联核问题的报告《苏联的战略文化——对有限核战争的意义》中提出来的。

　　施奈德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制定者通过指导或模仿获得互相共有意识、感情性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行动方式的总和。①还有人把“战略文化”理解为对国家安全保障的认识、政策的形成、危机处理、权力行使的方法等广泛问题有巨大影响，并在一个国家居主导地位和为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观念、信条、教训、态度等。

　　战略文化显然与“政治文化”的概念有所不同，战略文化所涉及的对象通常包括对安全保障的认知、防卫政策、外交政策、军事原则、核战略、常规战略以及结盟思想等广泛的领域。从广义上讲，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集团关于安全保障和国家利益的判断及其行为的传统方式。

　　“世界上每一种战略思想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尽管战略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的，但从宏观角度看，战略思想深刻地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②从这个意义说，战略思想也确实是一种文化，既然是文化，那么它就具有比较长时期地被保持、不断重复出现和不因为政权的交替而发生改变的特点。③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必然被打上这个国家固有的传统文化烙印，而一个国家的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传统思想文化必然是特定的战略家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它决定着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战略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

　　可以说，战略文化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存在的“看不见的手”，它具有半永久性的特点，它是寻找一个国家的传统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一把钥匙。因此，我们在分析有关国家的国家行为、外交政策及其战略部署时，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出发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二 位置意识——日本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

　　日本的战略文化是根基于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所以，要分析日本的战略文化，就必须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有一个比较概括的认识。那么，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一）“和”的文化

　　日本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可以从古往今来日本人所共同遵守的一些基本习惯或者信念中去寻找，这些习惯或者信念经常成为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和”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自从日本人用“和”字代替“倭”字（有人说“和”字是古代中国政府赐予的）表示国家名称以后，他们也同时把“和”这个汉语概念的内涵引入到了日本文化之中。在古代的日本，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19世纪的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他的名著《武士道》一书中，用“义”、“勇”、“仁”、“信”、“忠”、“礼”、“克己”等儒家的概念阐述了武士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从而也第一次为日本社会达到“和”的境界提出了具体标准。

　　日本人经常说要遵守人与人之间的“和”，维护团队的“和”，不要破坏了“和”等等。他们还想尽各种办法在团队中贯彻“和”的精神：新成员来了要开欢迎会；有人离开要开欢送会；新团队结成要开庆祝会；大学老师要跟学生开度假会；下级不能冒犯上级，晚辈不能与长辈平等，后辈不能顶撞前辈，女人不能跟男人顶嘴，等等。

　　以上这些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和”的概念。“和”不一定是平等的，但却是有序的；“和”也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却是和谐的。尽管它赋予强者以权威并助长了“欺负弱者”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和”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同于中国以家族或血缘为纽带的传统文化，它是集体中等级的和谐。

　　（二）从“等级观念”到“位置意识”

　　“和”的理念在日本人身上的表现就是集体观念，这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日本社会里，服从集体和接受他人意见，总是高于个人看法的。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通常不是以自身的标准，而是根据所在团队的价值取向来判断是非的，因为这是“和”的要求。

　　因为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日本的集体中是有等级的，等级观念是使集体达到“和”的境界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形成了严密的等级制度，它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仅武士阶层就有十多个等级。整个社会强调主从关系，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前辈与后辈之间层次清楚，泾渭分明。每个人都十分明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大家安分守己，心安理得地为维护团队的“和”做着贡献。

　　等级观念必然派生出位置意识，它是日本文化及其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位置意识让日本人养成了不轻易“越位”的习惯。比如，历史上，日本的天皇虽然多数时期都没有足够的实力，但他却能在日本维持其所谓“万世一系”的地位，甚至连统治了日本260年的幕府将军，也没有萌生过取天皇而代之的想法，其根本原因除了他们无法建立天皇那样的“神性”之外，还在于日本人对天皇的位置意识没有发生过改变。

　　从纵的方向看，位置意识可以派生出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上位意识决定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当然不排除呵护、提拔与照顾；下位意识决定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当然如果位置意识发生改变，也会出现“下克上”与桀骜不驯的情况，历史上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因一些年轻军官的扩张意识恶性膨胀而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但从总体上看，日本社会还是经常处于上下有序的和谐与稳定之中。

　　从横的方向看，位置意识可以派生出横向竞争意识和横向看齐意识。横向竞争意识决定了日本人顽固、保守褊狭和自私排外的特点；横向看齐意识则决定了日本人灵活、善于模仿和接受新事物的特点。横向竞争意识与上位意识重合，表现出对异己者或下位者的排斥与不屑一顾；横向看齐意识与下位意识重合，表现为被同类或上位者的吸引与对其尊重、在意。

　　当日本人产生横向竞争意识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出现了对于对手的优越感，即上位意识，可以说横向竞争意识是上位意识的反映；而当日本人产生横向看齐意识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在对方面前产生劣等感，即下位意识，可以说横向看齐意识是下位意识的反映。

　　由此可见，日本人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骄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④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因为他们的位置意识在作怪，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判断着位置的变化，以便迅速调整自己的角色。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上位者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下位者。美国在战前被某些日本人称为“畜生”，但战后一夜之间“畜生”变成“盟友”了，心态调整之迅速且顺利，让其他民族瞠目结舌、匪夷所思，但在日本人那里这一切却都顺理成章。

　　三 与强者结盟——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

　　（一）对中国的失望

　　日本的战略文化，就是指日本在构筑和实施国家战略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的文化、等级观念和位置意识，也必然反映在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上，成为其构筑国家战略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作为岛国，日本本来是个封闭型的国家，横向竞争意识和对周边小国（如朝鲜半岛）的上位意识，使他们具有排外的特点。但是，一旦发现了比自己发达的上位文化，他们又很容易产生劣等感，并打开大门虚心学习外来的先进的东西，表现出横向看齐意识和下位意识。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楷模。尽管隋炀帝时，日本使节小野妹子所带的国书上写着“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反映了他们要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但在“华夷秩序”之下，日本也只能从上位国家中国吸收文化，不管儒、道、佛还是宋明理学，无不全盘接受。到了丰臣秀吉获得了日本列岛的霸主地位以后，日本人再次感到了位置的改变，曾出兵朝鲜半岛与中国明朝较量了一番，但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曾经遭受过忽必烈的袭击，但是，近代以来，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民族命运的威胁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中国这个“楷模”之国，败给英国以后第一次失去了在亚洲的仲裁和保护国地位，也在日本人心目中失去了威信。当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铁甲战舰来到浦贺港时，面对这从未见过的“黑色”庞然大物，日本人感到了惊恐万状和孤独无助。而当1856年日美两国就日本的“开国”问题进行谈判时，则正值“亚罗号事件”发生和中国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这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谈判官吏，他们“深恐日本重蹈清朝的覆辙”，于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答应了“对外开放”。

　　（二）脱亚入欧

　　“黑船来航”无疑成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基本原因。挨打之后有的人感到的是疼痛，有的人则感到的是对方的力量。1863年，伊藤博文去英国留学，看到西方的发达，便认识到日本“攘夷”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回国后致力于消除“攘夷”思想的工作，确立日本对西方的下位意识，参加明治维新，后来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引进西洋文明，倡导“和魂洋才”，大日本帝国宪法本来是对普鲁士宪法的模仿，但后来成了明治国家的基本理念。经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日本改变了政治制度，开放了门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

　　维新的成功也使日本固有的等级秩序观念，特别是它的位置意识作为一种战略文化从国内拓展向国际，从内政发展到外交。他们开始对“大国”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大国意识膨胀的结果是确立了对“老大帝国”中国的上位意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日本开始不屑于与亚洲国家为伍，福泽谕吉在他的《脱亚论》中，提出了告别中国、朝鲜这样的亚洲“恶友”，加入欧洲先进行列的主张。还有人建议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与西洋人通婚改良人种。

　　位置意识的变化，当然要求与新的上位者保持一致。这种意识一般高于道德判断，所以日本人毫无抵触地模仿着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殖民主义统治。他们首先为夺取朝鲜与清朝开战。然后，与大英帝国结盟，为夺取中国东北与俄国开战。最后他们向德、意看齐，与阻碍他们在大陆“开拓新天地”的英美开战。受到打击以后的日本人感到了美国的力量，所以二战后的日本又实现了由反美到“亲美”的转变。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话说就是，“在这里，日本人服从权威者的传统性格”⑤起了作用。

　　当然，用权力政治的观点也可以解释日本与强国结盟的战略传统，然而日本人服从权威者的传统性格显然要先于权力政治的理念，这种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下位意识的反映。“与强者结盟”就是与狮子站在一起，而不是与绵羊站在一起，这是日本战略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 “普通国家”论——日本战略文化的连续性

　　（一）军事上的韬光养晦

　　战后日本无抵抗地接受“麦克阿瑟体制”是战败的必然，也可以说是其民族特性的表现。战后，他们重新承认美英等海洋国家拥有卓越的文化，放下武器以后，他们对于“凭借超乎日本人想象、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压倒了日本帝国的美国人”，表现了“随和、亲切”。⑥他们虽然没有忘记广岛、长崎的惨状，可同时也记住了战后美国大兵向日本老百姓分发巧克力的情景。于是，他们在外部强制和内部自律的双重作用下，对过去的极端军国主义政策进行了反省，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宪法”为制约机制、以日美安保同盟为保障措施、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安全战略，从而走上60余年的和平发展道路。

　　非军事化是日本在战后和平发展的主要特点。前首相吉田茂认为，日本应该首先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所以他曾经坚决反对美国的再军备要求，主张以“轻武装和经济优先”为主要特征的“吉田路线”。为此，有人认为这证明日本在战后形成了“反军国主义”(antimilitarism)⑦的战略文化。但是，这种判断未免武断，因为吉田茂也不是绝对反对再军备的，他只不过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主张优先恢复经济而已。

　　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充实，情况自然地发生了变化。这时，吉田认为，现在“在防卫方面，日本也似乎即将度过依靠别国力量的阶段”⑧。他开始鼓励日本人说：“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眼界决不会仅仅限于日本这个范围。对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并且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找舞台。”今天，日本企业已经遍布全球。

　　（二）“普通国家”论

　　战后日本在军事上韬光养晦，显然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就算60年的和平发展能够孳生出“反军国主义”的战略文化，却不能保证它会是一种可以定着的文化。其实，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早就打算在美军结束占领以后修改宪法，如岸信介曾致力于修改安保条约，建立自主的国防体系，争取日本的自立，但未能如愿以偿。

　　不过，日本人对世界的风向格局一向有非常敏感的反应，横向看齐意识使得他们能够迅速赶上潮流而与世界接轨。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冲击下，现在日本又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产生了对非民主国家和“失败国家”的上位意识。

　　然而，现实却令他们焦躁不安，海湾战争的400多亿美元战费中，有130多亿是日本支付的，但是，美国舆论还是指责他们对世界和平“只出钱，不出力”。科威特发给美国媒体的感谢信中也没有提到日本，这对日本是个不小的冲击。日本保守政治家开始意识到“非军事化”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也不能使日本获得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们提出了“普通国家”战略，要使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在军事上对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国家。

　　“普通国家”（有时译成“正常国家”）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日本政要小泽一郎于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该书称：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那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一支像样的军队，配合联合国 （其实主要是美国）到海外执行和平任务。

　　 这样，“普通国家”战略也就与“入常”，进而成为政治大国联系起来，成了日本人上位意识和大国意识的反映或者说是恢复，它反映了日本战略文化的连续性。

　　五 日美同盟——复杂的对美位置意识

　　（一）同盟的变质

　　冷战的终结为美国支配全球市场提供了条件，“全球化”的概念便是其理论根据。但与冷战时期的跟苏联平分天下不同，美国似乎对于独霸世界显得心有余力不足。它要镇压那些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可又无力单独完成所有的任务。它必须依靠地区性“二号大国”⑨作为补充，必要时借其力量牵制地区性霸权国家。这种“二号大国”在亚洲就是日本。第一次阿米蒂奇报告提出了“美国与日本——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迈进”的建议，其中指出“日本禁止集体自卫权是对同盟间合作的制约，只有去掉这个制约，紧密的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才能实现”。⑩

　　从日本方面看，其对美下位意识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意味着它短期内会继续追随美国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冷战后，他们越发自觉地推行这一政策，小泉纯一郎就曾不无自豪地说“只要把日美关系搞好了，其他关系也就不在话下了”。其实，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就迎合美国的亚洲战略，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并在1996年4月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中重新定义了日美安保目的，规定日美安保体制从冷战时期的对苏联防卫转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修改了1978年11月的旧“防卫指针”。日美安保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由反对苏联的霸权转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牵制中国的地区性“霸权”。

　　前防卫大学干事、自卫队北部方面军总监、著名军事评论家志方俊之为日本的对美追随政策做了最好的说明。他说：“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有必要与具有相同价值观和同样是海洋国家的世界最强国家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我们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保卫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必须与美国维持这种同盟，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放弃日美同盟，谋求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独自强大的军备，而与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安全战略的国家建立军事同盟。”(11)他的话是日本人位置意识的典型表现。

　　（二）自主倾向

　　日本作为地区性“二号大国”，与狮子站在一起的心态是同时具有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的，它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美追随政策中还有争取自主性的因素。安倍晋三说：“日本不能独自确保自己的安全”的状况“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日本应该有‘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12)

　　其实，日本人的对美自主意识，早在7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就逐渐显露出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抱怨日本的国防基本方针缺少自主防卫的思想。他说，日本的防卫方针“依靠联合国与美国是中心内容，自主防卫内容却很淡薄，一点不像一个主权国家的防卫方针，是一个让人感到耻辱的方针”。(13)

　　可见，所谓自主防卫意识总不免带有摆脱美国的味道。石原慎太郎曾与他人著书宣扬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他说：“现在这个不能明确表示自己意思的日本，就像一个给人当妾的缠足的小脚女人，自己想站起来却因为脚萎缩而站不起来，自己都不能支撑自己，我看都不愿意看。”(14)他是在抱怨日本在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上不够强硬。他还说：“现在的日本虽然有实力，但是一点也感觉不到有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思，甚至连这样的战略也没有。”他警告日本人，如果这样下去，日本就会从所谓“日美欧”三极中脱落，沦为第十五六位的国家。(15)石原的观点虽然不能代表一般人的看法，但也说明经济成功以后日本一部分人的对美下位意识正开始转化为上位意识。

　　 六 中国观——上位意识的反映

　　（一）吉田茂的中国观

　　除了战败初期的贵族首相东久迩稔彦和职业外交官币原喜重郎以外，吉田茂应该说是日本战后第一位首相，他对战后日本的政治家乃至日本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像他那样生活在冷战条件下的日本人，当然也少不了经常用意识形态的观点来判断中国。1954年，他就曾向美国建议“在东洋设立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常设机关”，派遣一些中国通和苏联通到那里进行情报交换和广播、宣传工作，还可以利用当地的华侨提供咨询和建议。(16)吉田的目的，当然是对抗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

　　不过，吉田的中国观并不那么简单，他对中国的理解基本是文化层面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向苏一边倒”的新中国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不会甘愿忍受外国人的控制。中国人都有一种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排外情绪。”(17)吉田在这里讲的是中国人不会长久与苏联人友好相处下去，但是，却反映了他关于中国曾经是日本的上位国家的记忆。

　　崇尚英国文化的吉田，对中国有点无奈之感。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而执行孤立政策或者奉行自以为是的中华主义，结果走上了一条孤立的道路。但是，中国已经不能原封不动地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因此，日本不能把中国视为眼中钉，而必须抱有向好的方向引导的心情。不过中共认为自己的国家最伟大，同这样一个骄傲自满的强国交往当然是很困难的”(18)。

　　吉田茂可以说是跨越战前和战后两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治以后日本人对中国的上位意识，他不仅批评了中国人的骄傲自大而且还指出了中国人的“不能顺应世界大势”。在他看来，中国人既没有日本人的下位意识，也没有日本人的横向看齐意识。

　　（二）价值观优越感

　　相对于中国，一些日本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跟上新的世界潮流”。中曾根康弘说： “战后麦克阿瑟改革以后，日本接受了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也就是说日本又一次赶上了世界潮流。”中曾根认为，战败使日本蒙受了屈辱，但是从另外意义上说“日本在战败的基础上重新站起来并跟上新的世界潮流，这成了我们面向21世纪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19)

　　从中曾根的话中可以看出，现在日本对中国的这种上位意识具体表现为价值观上的优越感。关于价值观优越感，安倍晋三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流露。比如，尽管日本与印度之间存在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是安倍还是把印度看作亲日国家，主张建立包括印度在内的日美印澳四国首脑或外长会议（亚太民主国家G3＋美国），理由就是，这些国家都是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安倍的意图显然是牵制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此，他甚至提到必须同已经“民主化”的俄罗斯改善关系和签订和平条约，并幻想着在亚洲能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传统的劲敌俄罗斯在内的由民主主义国家构成的定期的会议机制。

　　当然，在安倍设想的所有价值共同体中，美国的作用最为重要。他强调“日本与美国在自由、民主主义、法制和人权等价值观方面一致”，两国所应捍卫的东西，除了国家的主权与和平之外，还有这些价值观，反映了他对美国在价值观上的认同感。(20)

　　对于这种超越道德判断的位置意识和价值观优越感，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毫不掩饰地说：“对于日本来说，同样是‘霸权主义’，美国成熟而有经验的‘霸权’要比中国未成熟而粗野的霸权好多了”。(21)中西的话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蔑视，但是却不折不扣地反映了一些日本人以位置意识为基础的心态。

　　 结论

　　战略思维具有延续性，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对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判断也具有连续性。历史上经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战略领域不断传来的一些历史的回声，大多不过是战略文化的延续，正像施奈德所说的，战略文化具有“半永久性”。

　　日本改变对中国和西方的下位意识，是从他们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胜了大清帝国和白人国家俄罗斯以后开始的。那时候，日本不仅成了东亚大国而且成了世界大国。于是，他们开始变得桀骜不驯，吞并朝鲜，霸占“满洲”，无视国际合作，退出国际联盟，走上了侵略道路。

　　二战后的日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却留下一条耐人寻味的轨迹。比如，从战败到冷战结束，日本在保持与美国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推行的是以摆脱战败影响和“走出战后”为目标的外交战略，这期间，他们实现了从战败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而冷战结束以后，特别受到海湾战争的“冲击”以后，日本开始反省以ODA援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摸索成为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的战略。

　　日本人自己经常说“不善于进行战略思考”，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不会以大国为参照物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经常指责中国人头脑里有一种抹不掉的“大中华意识”，意思是说中国人有大国意识。其实，一些日本人的大国意识是很突出的，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上位意识就是他们的大国意识。有人说，日本在二战后所完成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明治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的再现，他们通过战后惊人的经济成就，赶上了西欧各国，这个事实既是战后日本东山再起的证明，也是自明治时代许多日本人就怀有的大国梦的实现。

　　本文不想在这里做简单的历史类比，但是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入常”、争当政治大国等一系列举措，不能不让我们与明治以后日本所走的道路进行比较。一个上位意识即大国意识膨胀的国家将走向何处，确实是值得周边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Ken Booth and Russell Trood eds.,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Macmillan Press:London,1999),pp.4-5.

　　②李际均：《论战略文化》，http://www.studa.net/zhanlue/031106/[1**********]56- 11.html/。

　　③宮坂史「テロ対策の中の戦略文化」、『国際政治』2002年2月、64頁。

　　④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页。

　　⑤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⑥五百旗頭真「外交戦略の中の日本ODA」、『国際問題』2003年4月。

　　⑦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Threat Assessment,http://66.218.69.11/search/ cache? p=Jack+Snyder+stratgy+cuhure&fr=yfp-t-501 &toggle=1&ei=UTF-8&vc=&fp_ip =CN&u=www.wooster.edu/polisci/jlantis/Strategic% 2520Cuhure% 2520and% 2520Threat% 2520Assessment.pdf&w=jack+snyder+stratgy+strategy+culture&d=UzdOnOVuNz4v&icp=1&.intl=us/.

　　⑧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93页。

　　⑨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文明的衝突と21世の日本』、集英社新書、205頁。

　　⑩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PHP文庫、2003年、182頁。

　　(11)志方俊之『最新極東有事』、PHP研究所、1999年，147頁。

　　(12)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春新書，2006年、129頁。

　　(13)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96頁。

　　(14)同上书，第105页。

　　(15)同上书，第42页。

　　(16)外務省『外交資料』第六卷、A-1503、94頁。

　　(17)参见上书，第399頁。

　　(18)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93页。

　　(19)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132頁。

　　(20)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129頁。

　　(21)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文明的衝突と21世の日本』、205頁。

作者介绍：廉德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