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解读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和吴冷西的两次谈话中分别提出的。1957年6月7日，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即将接任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话：“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时隔两年（1959年6月），在与吴冷西的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出：“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此后，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反复出现在中共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以及新闻学教科书中，并被不断阐发，与“喉舌论”和“党性原则”一起成为新闻工作的一条“金科玉律”。　　究竟如何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这恐怕还要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　　1957年2月，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3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到会讲话并与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座谈。这是毛泽东部署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两个重要会议，而对于这样两个重要会议，当时的人民日报没有进行重点宣传，致使当时一些报纸，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由开始“鸣、放”，提出了一些毛泽东难以接受的意见。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认为人民日报没有把握舆论的主动权，让非党报抢了先机甚至是钻了空子。为此，毛泽东专门把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　　两个月后，毛泽东决定由吴冷西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政治家办报”就是在吴接任前的那次谈话中首次提出的。据吴冷西回忆，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他对邓拓的严厉批评是“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泽东把他和邓拓的谈话归纳了四点：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部署，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　　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大量事实面前开始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一些失误，并在一些场合下多次做了自我批评。在1959年6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报纸宣传时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这）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2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环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毛泽东重申了不久前他和吴冷西谈话的内容，再次提出了“政治家办报”这一观点。这个内容的最后几句话值得回味：“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不难发现，毛泽东两次谈论政治家办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自己提出的思想、制定的政策在实践面前遇到问题后，需要做出调整甚至完全改变。上述讨论“宣传要转”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对吴冷西说：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譿?訛这一前一后的关系问题的确太微妙，也太难为吴冷西了。终于到了1966年3月，吴冷西因为没能处理好这种“谋”与“断”的关系，几乎遭遇10年前毛泽东对其前任邓拓同样严厉的批评。　　历史地看，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的核心内容在于：报纸是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的工具，办报要想政治家之所想，急政治家之所急，跟上政治家的思想和步伐。更生动的说法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其基本形式主要体现在各种文章、言论尤其是社论上。当然，这种从历史分析中抓住的“要害”，已经经过了一次抽象（语言的无奈）。因为这里面还存在许许多多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想哪些政治家之所想？急哪些政治家之所急？什么才叫“准”？怎样才算“紧”？如何去“转”？等等，等等。这些“要害中的要害”都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　　而“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云云不过是对上述核心内容的“二次抽象”，到了“政治家办报”则是更高层次的抽象了。抽象的结果便是属于“要害”的核心部分越来越小，而可阐发的空间却越来越大，用语言学的术语说，就是“所指”越来越弱，“能指”越来越强，或者从解释社会学看，“自反性”（reflexive）越来越强，“指称性”（indexicality，又译“索引性”）越来越弱。正因为如此，“政治家办报”才可能在后来被一再倡导并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指导新闻工作一条重要原则。　　1996年1月，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任何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始终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一条抽象原则的“政治家办报”都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原则的内涵及其指导方式却是不同的。　　2006年4月，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在全国“新闻媒体负责同志培训班”开班式上，做了题为《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遵循新闻规律》的主题报告，报告中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新闻思想高度概括了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要求，精辟阐明了政治与新闻的关系，深刻揭示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发展现实紧密相连的规律。”“政治家办报就是要求报刊从业者用政治家的立场、眼光、敏锐性和思想方法，选择素材、组织报道、处理新闻、把握基调。　　政治家办报不仅体现在办报者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是非判断等主观世界中，而且体现于报刊的选题、选材、标题、版面等采编工作中。”“我们讲政治家办报，强调的是一种政治责任、政治意识和社会职责，强调的是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而不是诋毁破坏。”　　与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相比，这里的“政治家办报”有了一些明显变化。首先，它的“合法性”已经不再因为它是“最高指示”，而因为它“精辟阐明了政治与新闻的关系，深刻揭示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发展现实紧密相连的规律”。对“合法性”来源的不同诉求反映了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变化。诉诸权威的管理带有更多的压制性，诉诸科学（规律）的管理则蕴含着一定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潜力。　　第二，它已经不再是那种“重断轻谋”的对党报的特殊要求，而是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普遍要求，就是说各级各类媒体都要遵循这一要求。　　第三，它已经不再是主要关乎文章、言论这样一些“非新闻”生产领域，而是贯穿诸如选题、选材、策划、标题、版面等新闻生产的始终，影响着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第四，“政治家办报”已经不再是按照政治长官的意志办报，甚至不仅仅指“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江泽民，1996），而是泛化为“一种政治责任、政治意识和社会职责，强调的是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而不是诋毁破坏”，因此它不仅能够自然涵盖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介的一系列具体要求，如“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坚持‘三贴近’，在‘三深入’中感动自己，用新闻作品感动社会”、“主动积极健康引导受众，履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职责”（李东生，2006）等，而且能够与“遵循新闻规律”巧妙地联系起来。经过重新阐释的“政治家办报”开始变得伸缩自如、充满张力，在“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而不是诋毁破坏”这条底线的基础上，对不同媒体提出不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