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
□李翔宇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的主流方法论之一,也是泰罗科学管理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因此,认真探寻实证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管理结合的内在缘由,厘清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科学管理上的表现,将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学管理的认识。关键词:实证主义;方法论;科学管理;实用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早的流派。它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并以实证科学为其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管理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在这其中,发端于美国的科学管理,更是直接得益于作为方法论的实证主义的滋育。因此,认真研究实证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实证主义及其对泰罗的影响
实证主义中的“实证”(Posti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rus,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实。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与空洞、荒诞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当时有人称实验的自然科学为“实证科学”,并称16世纪以来推崇实验反对经院哲学的时代为“实证的时代”。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的名言是科学即实证,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1]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证哲学”,是因为他感到自然科学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它始终坚持贯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孔德这些思想源于培根,为此,孔德把培根当作实证哲学的开拓者,“自培根以来,实现了实证哲学的一大进步”,因为“自培根开始一直强调,在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知识之外,没有别的真实的知识。”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我们的悟性之成熟状态。一方面,一切实证的理论必须建筑在观察之上;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专心致力于观察,是理论上的必要。[2]之后,实证主义学衍百年,历经三代,成为近代欧美最有影响、势力最大的哲学流派。第一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穆勒(john stuart Mi11,806-1873)等人;第二代实证主义主要是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主义和实在主义以及实在主义在美国的变种——实用主义;第三代实证主义是本世纪20-3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实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首先,从泰罗(1856-1915)所生活的年代来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十九世纪。而“十九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3]用穆勒的话说就是,实证主义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质”。[4]作为在实证主义盛行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泰罗,其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诚如弗莱蒙特·E.卡斯特和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所指出:“泰罗是应运而生的人物,当时的新教伦理、经济理论与工程实践中的合理主义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5]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所说的合理主义实质上就是实证主义。正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泰罗发现了管理的“一些真理和有关真理的根本性问题,”最终创立了科学管理并由此而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6]
其次,泰罗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整个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都弥漫在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分不开的。简单看一下英国实证主义的奠基人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所受欢迎的程度就可见一斑。从19世纪60年代到1903 年斯宾塞去世,他的著作在美国的销售额达368755册,这个数字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敢奢望的。[7]斯宾塞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风潮,在整个知识界,保守的知识分子几乎言必达尔文、斯宾塞,用霍夫斯塔特的话说:“南北战争后几十年间,要从事任何一种知识界的工作都必须首先精通斯宾塞。”[8]“斯宾塞的思想路线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宽阔,美国人的思想在本世纪(即19世纪)末则跟着他的思想路线。”[9]因此,在十九世纪,“达尔文和斯宾塞在美国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英王乔治3世无法与之比拟的。”[10]由于深受斯宾塞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早在1886年,美国纽约就出现了实证主义团体。[11]不仅如此,就连被称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也不过是实证主义的功利化,因而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变种或者第三代实证主义。从理论渊源上看,在很大程度上,“穆勒的实证主义是实用主义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12]而众所周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第一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在其著作《实用主义》的第一页“献词”中就赫然写道:“纪念约翰·司徒特·穆勒——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的开朗性;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愿意把他当作我们的领导者。”在詹姆士看来,实用主义“在鄙弃所有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跟实证主义是完全一致的。”[13]基于此,康福斯不无精辟地指出:“实用主义是美国特有的一派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它是“实证主义底一个变种”。 [14]
由于深受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也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斯宾塞和穆勒的影子。如泰罗认为:“每一代人的智慧都曾想出一些更快更好的办法,去从事每一行业的每一部分工作,目前所采用的一些办法,从广义来说正是进化演变而来的,标志着适者生存和各业创始以来的最佳思想。”[15]这很显然是斯宾塞的进化论。又如,泰罗的科学管理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如他所说,“经理人员如果指望从他的工人们那里获得积极性,他就必须给他的工人以一般企业所没有的一些特殊的刺激。”[15]这明显是把工人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设尽管缘于亚当·斯密,但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却是约翰·司徒特·穆勒。[16]
再次,从泰罗的出身、学业以及工作历程来看来说,实证主义对其也有巨大的影响。泰罗出生于一个比较富有的贵格教徒世系和清教徒世系的家庭。一方面,家庭的富有“使得他有闲暇对周围的众多工厂进行理论研究。他从小就对机械十分着迷,喜欢把各种机械制品拆开来重新装好。这种兴趣引他走向科学,最终将科学运用到管理实践之中。”[17]另一方面,“信奉清教和贵格教”[18]又使得“泰罗……受到当时的新教伦理的强烈影响。”[5]新教伦理不仅“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9]而且“清教徒主义与科学的气质是非常一致的,因为(清教伦理中是如此宣称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构构成了现代科学精神的精华。”[20]这种宗教思想与科学的一致性使科学在泰罗寻求管理科学化中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这也使泰罗对科学表现出极端的亲睐。由于没有上过大学,“为了有利于他在工业中的提升,泰罗进修哈佛大学教授们举办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函授课程,然后通过自学读完了斯蒂芬斯学院机械工程师学位的课程。”[21] 1886年,泰罗加入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1906年,泰罗当选美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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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被科学所排除;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23]基于此,“实证主义者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统一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将传统的世界观问题当做形而上学问题而加以排斥,视经验为认识的基础,将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之内,坚持对经验进行描述的科学理想,认为只有经验证实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知识。”[24]
很显然,实证主义的主旨就是统一科学,使之都具有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已经获得的精确性和确实性。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管理要想加入科学的行列,获得科学的地位,就必然需要采用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正是由于采用了实证主义方法,泰罗才实现了管理的重大变革。泰罗自己就曾说过,“‘科学管理的精神就在于在一切关于组织中所进行的工作方面,用精确的科学调查研究和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判断或意见。’显然,这正是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25]
再次,从管理发展的进程来看,采用科学来改造管理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学管理得以建立的根本所在。诚如雷恩所说:“科学管理是在强调以科学为生活方式的时代所产生和逐渐成长起来的。”[18]由于“十九世纪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神” [3]因此,管理要想在科学上争得一席之地,要想使自己从经验管理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以科学来取代经验,即“用科学代替随意,理性放逐经验”,从而确立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尊严,正如泰罗自己所说,“科学管理‘这整个制度是建立在对单位工时的精确和科学研究上的。’从而使管理学堂而皇之被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26]由于科学是科学管理得以成立的合法性根据,因此,管理科学化也就成了泰罗孜孜不倦的追求。通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是处处洋溢着“科学”的身影。他在《科学管理原理》这篇论文开篇就明确指出他撰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论证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并进一步表明,科学管理的根本原理适用于人的一切行为——从我们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我们大公司的业务运行,后者要求最精心复杂的协作;并简要地通过一系列的例证说服读者,无论何时,这些原则如能得到正确运用,都能够立竿见影,其成效令人震惊。”[15]
在“科学管理原理”中,他称之为“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项“就是由管
理人员把过去工人们自己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大量的传统知识、技能和诀窍集中起来。管理人员主动地把这些传统经验收集起来,记录下来,编成表格,然后将它们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有时甚至将它们概括成为数学公式。……这第一条原理可以看作是,使工人建立一种用科学来代替过去习惯的工作方式。”第二条原理“就是科学地选择和不断地培训工人。”“第三条原理,就是把科学和科学地选择、培训出来的工人结合在一起。……除非你们有人将科学与工人联结在一起,你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前功尽弃。”“科学管理中的第四条是这四条中最难于理解的。这个一方面是将一个机构中的实际工作差不多在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平分。”[15]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是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这实际上触及到了泰罗所说的科学管理的实质——精神革命,而要实现精神革命,就更离不开科学。泰罗指出,为了实现这种精神革命,工人和企业管理当局各自应该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在工人方面,应该做到以下五点:(1)不再为生产中的盈余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分配而烦恼和斗争;(2)同意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工资提高30%到100%。这个标准是通过试验而科学地确定的;(3)放弃一切怠工的想法并帮助企业管理当局建立科学的生产方法;(4)同意由企业管理当局科学地决定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做多长时间?(5)同意按企业管理当局规定的新方法来进行培训。在企业管理当局方面,应该做到以下五点:(1)为每种作业制定一种科学的方法,以代替主观和经验的方法;(2)科学地精确地确定从事每项工作的正确时间和方法;(3)选择并训练工人,使之担任最合适的工作,即在他经过训练以后所能担当的最困难的工作,而他仍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4)建立一个合适的组织,从工人那里接管除了工作的实际执行以外的全部责任;(5)同意自己也接受每项作业的科学和事实的控制,从而放弃自己对工人的专断权力。[27]
最后,科学的功利主义转向与管理的效率诉求促使泰罗在管理中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论。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吹响了科学功利主义转向的号角。培根认为:①人类可以支配自然,并制成与自然事物相同的事物;②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必须遵循自然的根本法则,既承认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作用,又强调人类应该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③自然运动(自然产品)与人工运动(人工产品)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差异。他强调,科学取之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反过来要为
械工程师协会主席。所有这些都表明,泰罗始终是生活、学习和工作在一个实证主义所包裹的氛围中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实证主义在美国能如此深入人心呢?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向有倡导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这一点可从唯一可视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之性质看出;其二,美国文化传统的主导精神是实用——积极地转化理论为研究实际问题服务,而且只要为着科学研究的需要,一切可行的方法都可合而用之。[22]
2.实证主义与科学管理结合之缘由现代西方管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在管理学领域的特殊表现。从哲学思潮来讲,19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方法论渗入即将诞生的科学管理中是很自然的,正如丹尼尔·雷恩所说:“科学管理植根于……19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 [18]实际上,理性主义哲学就是实证主义。在此意义上,雷恩断言“科学管理是在强调以科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时代产生和逐渐成长起来的。”[18]在此之后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从方法论层面有力地推动了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成为现代西方管理学的一大哲学方法论。
首先,作为现代西方管理学开端的科学管理与实证主义结缘不是偶然的。从哲学传统来说,实证主义与科学管理具有共同的哲学传统——英国经验主义。这种共同的哲学传统使实证主义与科学管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英国经验主义的关键人物是洛克,他在批判天赋观念说的斗争中提出了心灵的白板说和知识观念起源的感觉经验论。他的这一理论是近代第一个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体系。不过,他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因而为贝克莱所利用。贝克莱肯定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但对感觉经验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提出了“物是感觉的复合”的命题,否定物质的客观性,这是典型的主观经验论。休谟则从贝克莱的主观经验论出发,提出了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实证主义与以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主观经验论和不可知论的经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英国经验论者对待经验的感觉主义和静态分析的传统,为穆勒的实证主义和经济学所吸收。而穆勒的经济学思想又为泰罗所吸收。加之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在泰罗20多年经验的积累之上建立的,因此,实证主义与科学管理同承一脉,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自然就成为它们结合的纽带。
其次,从时代特征来说,在十九世纪,西方进入了一个实证主义的时代。实证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科学作为人类合理认识和论述的准则。在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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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服务。[28]培根这种科学观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似乎已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正如R.K.默顿所说的,17世纪的“那种功利主义的乐观主义,在两世纪以后的实证主义信念中达到了它的高峰,这种实证主义信念就是几乎对每一件事物都可以作科学研究,因此知识和征服自然必须无限止地继续下去。”[29]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实际上,孔德在阐述实证的内涵时就曾指出:“实证的”意味着必须是“有用的”。(l’utile),反对使知识去满足人的无用的空泛的好奇心,知识必须探求实在,以有益于我们个人和集体生活之不断改善,因而,“实证的”是与“无用的”(oiseux)相对立的;[3]。由于科学的功利主义价值日益凸显,科学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对经济发展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基于科学的神力,“在泰罗时代,人们深信科学可以带来一个完美的社会”[18]。与此同时,工人干活磨洋工、工作效率低下的现象与泰罗在清教徒家庭所形成的观念有很大的冲突,因而,如何尽快解决这种矛盾成了泰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巨大力量让泰罗找到到了提高管理效率的神奇武器,“效率是科学管理的福音,也是管理学存在的理由。”[17]那么,什么是效率和如何达致高效率呢?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比率,高效率就是指用最少的成本多快好省地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管理上的高效率,其实就证明了管理人员是在“正确地做事”。所谓“正确地做事”,其实质就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资源条件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和运用。[30]显然,高效率是科学管理的逻辑结果。对此,泰罗不无自信地说:“人的生产率的巨大增长这一事实,标志着文明国家和不文明国家的比例,标志着我们在一两百年内的巨大进步。正是由于生产率的增长,使得今日的劳动人民(尽管有人谈论着他的悲惨处境和可怕遭遇)生活得几乎同250年以前一样地好。他们比250年以前的国王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且整个讲来,更为舒服。而这正是由于一件事:产量增加了……我们现在看成是必需品的,在100年以前是奢侈品,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在这个问题上讲了这么多,因为科学管理的根本就在于此,因为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正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31]相反,如果依靠经验管理,那么效率低下则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森林消毁了,我们的水力能源浪费掉了,我们的土壤被洪水冲刷到大海去了,我们的
煤和铁也枯竭在望了。但是,由于我们行为上日复一日的错误、指挥不当和低效率所造成的人力上更巨大的浪费,这正是罗斯福先生所说的‘全国性效果’的不足。这点表现得不明显,人们不易看到,即使有认识也是模糊的。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物质的直接浪费,但由于人们不熟练、低效率或指挥不当的活动所造成的浪费,则是既看不见又摸不到。要认识这些,就需要动脑筋,发挥想象力。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尽管我们来自这方面的日常损耗要比物质的直接浪费大得多,但后者使人触目惊心,而前者却容易使人无动于衷。……只有在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责任和良机是在培养和造就这些胜任的人的方面进行系统地协作,……我们才能走上提高全国性效果的途径。”[15]因此,如何尽可能地提高管理的效率就成了这个出生在清教徒家庭的“具有强烈的新教伦理”[32]
精神的人的一种强烈的责任,也是他孜孜以求管理科学化的不竭动力。
3.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科学管理中的体现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至为重要。“整个科学的统一只在于其方法而不在于其材料。”[33]皮尔逊的话对科学管理也是十分合适的。正如冯周卓先生所指出:所谓科学管理的真正含义是指运用科学的观测和实验方法,根据效率的原则而不是传统来决定工人的操作程序和工作定额。[34]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科学管理沿袭自然科学传统,强调理论来源于经验事实,依靠实验、观察、分析、归纳、定量等方法,追求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进而形成规律,力图把管理学建成一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3.1 实验
“实验是科学之母”。[35] “科学如果不能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的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确实性之母。”[36]不错,“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7]
泰罗在科学管理中就是采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的,他所实施的“搬运铁块”、“煤块铲掘”和“金属切削”三大实验奠定了科学管理的基础。为了解决合理的工作量问题,泰罗在贝瑟利恩钢铁公司进行了著名的“搬运铁块试验”和“铁锹试验”。他通过对熟练工人劳动过程的细心观察,归纳出一套去除了“错误的”、“缓慢的”和“无用的”动作的、用最短时间完成每项工作的“最优工作方法”。然后通过用秒表测定每一必要动作所需时间和“合理”休息时间的办法,制定出合理的工作定额。泰罗在系统地进行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的过程中,还进行了工具“合理”化的研究。在“铁锹试验”
中,泰罗发现用同一把铁锹铲不同的物品是不合理的。比如工人铲煤屑时,每锹负量3.5磅,而铲铁矿石时,每揪负量为38磅。他通过安排一流铲工进行的试验确定,每一揪的合理负量应为21磅。为使每锹负量大体上都不少于或多于这一标准,他提出应准备10—15种大小规格不同的铁锹。铁矿石属于重型物料,铲掘时以小揪为宜;煤屑在铲掘时易滑动,属于最轻型物料,以大锹为宜。
至于“金属切削”实验,其科学实验的性质更为典型。实验初期,泰罗已经具备了金属切削技能和知识。在他看来,金属切削效率应该远比当时的实际效率高。因此,他决定花费6个月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实验的步骤是:其一,确定何种刀具、何种速度能够取得最大的金属切削效率;其二,确定何种变量影响金属切削效率。在诸多变量中,泰罗选择了12种变量,其中重要的变量包括金属的成分、工件的直径、切削的深度、进刀量等。实验过程非常复杂,原计划的6个月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最后实验延长至26年,耗费80万吨钢材,并且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最后才取得成功。实验的最大收获是高速钢材的发明和切削效率的捉高。[26]
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泰罗把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的技巧归纳整理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其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其标准化,形成科学的方法。泰罗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里曾明确指出:“在科学管理中,管理人员的第一责任,就是把过去工人们自己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大量的传统知识、技能和诀窍集中起来,管理人员要主动把这些传统的经验收集起来,记录下来,编成表格,然后将它们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有时甚至将它们概括为数学公式。”[15]
总之,在管理学发展的早期,实验是管理研究的主要方法手段,事实上,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是从泰罗的一系列管理实验开始的。[35]
3.2 观察
观察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实施的第一步。上野一郎先生指出:假如把“泰罗……的科学思考类型归结为观察、分析和综合、测定、实验、因果律及概率”的话,那么,“……按这个顺序排列起来的话,……最初就是对现象进行观察。”[3]确实,观察是泰罗实现管理科学化的第一步,泰罗的“三大实验”中的两项实验“搬运铁块”和“煤块铲掘”就运用了观察方法。那么,什么是观察呢?观察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和描述的方法,是科学认识最初始、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科学利用观察和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透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运用理性能力明智行为。”[38]从观察的目的来看,它在于“通过观察确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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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技能和诀窍集中起来,管理人员要主动把这些传统的经验收集起来,记录下来,编成表格,然后将它们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有时甚至将它们概括为数学公式。”[15]继而将这些规律、守则、公式在全厂实行。
3.5 定量
实证主义所极力强调的科学精确性或定量性目标,被渴望成为一门货真价实的自然科学的管理学所吸收,使管理学将精确性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泰罗根据标准动作确定工作定额,这是定量思维要求。泰勒是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解决管理问题的首倡者。[40]在泰罗的管理方法中,大多数规定和指标都是量化的,所使用的表述管理内容的概念许多都是定量概念,如时间、劳动强度、生产效率、工作量、产量、工作额等等。可以说,由于“科学管理在确定从事一项工作的最佳方式时使用了高等数学的方法,从而表现为定量分析分析学说的开端。”[40]此后,定量方法在管理中也就开始从一种次要的、辅助性的方法上升为一种有其相对独立作用和地位的基本的科学管理方法。
总之,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泰罗实现了管理由经验走向了科学,在人类管理科学化进程中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他也因此赢得了“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名。但同时,由于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范型的,因此,寻求“价值中立”,追求客观性也就成了科学管理孜孜以求的目标。相反,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则退隐了,结果是“泰罗学说造成一种‘社会物理学’,把人的社会面降为纯粹的物理定律和决定因素。”“科学管理建立起了一种单面的人和组织的机器式模型。”[18]这也成了后来行为科学学派需要纠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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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39]当然,要想得到可靠的事实,还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原则,力求使观察对象全面、系统。同时,在观察中还需要注意细节的搜寻,力求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个人生理特征的影响和心理预期、先入之见的干扰,以保证所获经验材料的确实可靠,目的在于使这种观察具备可重复性。总之,“科学管理起源于泰罗对他所管辖的工人的观察结果。”[6]换言之,“科学管理是对生产事务的系统观察——工场作业的研究和分析发展出来的。”[32]
3.3 分析
分析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泰罗首先将分析的力量带到了工厂车间。在泰罗之前,没有人科学地分析工作的本质。[6]分析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泰罗把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的技巧归纳整理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其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其标准化,形成科学的方法。如泰罗的工时研究就分为两个阶段:‘分析阶段’和‘建设阶段’。在分析阶段,每一件工作将被分成尽可能多的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把无用的动作去掉,并且通过对最熟练工人的每一个动作的观察选择出每一基本动作的最快和最好的方法,并且把每一个动作的时间测量记录下来。在所记录的时间上,还要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搁和停顿所需的百分比、工人干工作‘没有经验’所需的百分比以及休息间隙所占的百分比。[18]在科学管理中,泰罗大量地运用了分析的方法。如:借助于分析,泰罗实施了作为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定基本定额方法,“基本定额是先详细研究每一个基本动作所需要的时间。这些动作是由一个工厂进行分析或进一步细分,然后将这些基本动作分类、记录和编号。”[15]又如工时研究,它的基础是科学的动作分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把一件完整的工作细分为若干项基本动作。当然,分析不是目的,它最终在于“对事实进行分类和分析后,找出因果关系,” [39]以形成规律指导管理实践。
3.4 归纳
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方法就在于采用归纳方法。归纳就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个案的总结而得出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概括。泰罗就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把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的技巧归纳整理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其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其标准化,形成科学的方法。对于归纳的作用,泰罗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里曾明确指出:“在科学管理中,管理人员的第一责任,就是把过去工人们自己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大量的
作者简介:李翔宇(1970—),男,广西平乐人,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管理思想、管理哲学。
管理观察・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