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美好之道

维也纳斯特凡广场 　　100个人眼中有100个维也纳。 　　游客沉醉于这座城市的古风，艺术家折服于这里的先锋精神，居民在这里享受惬意的人居环境。 　　作为这个城市曾经的居民，霍夫堡或是茜茜公主早已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却时常在街头巷尾被一个小广场、一个小花园或是一个小门面所感动。 　　美好的维也纳之城，是如何炼成的呢？ 　　欧洲文艺中心 　　由于地处东西欧的交界处，交流、冲突、融合是维也纳城市史的关键词。 　　具体来说，维也纳首先是一个商贸城市，失去了自由流通、文化交流的功能，城市的活力和魅力也就丧失了;其次，它在历史上还兼具首都和边陲的双重功能;同时，兼具防御和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在其发展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这在欧洲城市中极为少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维也纳不仅是奥地利的政治中心，除了冷战时期之外，还一直是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这是地理区位赋予它的“地位”，也是其在欧洲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逐渐积累的“成就”。 　　这种跨越中西欧的特殊地域文化，使得维也纳在世界城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基底的构建 　　公元10世纪，巴本堡王朝在罗马守备军驻地的基础上建造了城墙，开始了维也纳的建城史，在如今的皇宫和步行街一带形成了城市的雏形。由于地势的关系，维也纳的水系从西北部的维也纳森林流向多瑙河，水路呈现扇形。根据这个地貌特征，城市道路格局也大体呈现这个自然形状。 　　同时，依据罗马建城的传统，城市的几何中心形成了十字形中轴线，其中的主要商业道路垂直于多瑙河，便于货物的运送。街道也基本保持垂直相交的网格形态，呈圆环放射状。直到今天，这依然是维也纳城市结构的重要特征。 　　此外，外来人口居住在城外也是维也纳的一个特殊传统。就连从德国帕骚来的大主教也不例外，他下令建造的著名的史蒂芬大教堂就在当时的城郊。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后，维也纳由于吸纳战俘的原因，人口增长迅速，巴本堡王朝用战争赔款进行了城市扩建，将城墙和护城河拓建在今天的内环路位置，城市中心十字形的中轴线也随之向西南位移。为了抵御外敌，尤其是土耳其人的进攻，城墙和护城河数次加高扩建。 　　这里不得不提到被誉为“维也纳的建造者”的鲁道夫四世，他在1365年建立的维也纳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鲁道夫四世还改扩建维也纳的斯蒂芬大教堂，并开始建造教堂广场和塔楼，使之成为欧洲教堂的典范。 　　进入辉煌年代 　　18世纪后，维也纳进入了辉煌的建设时代，为现代城市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手工业的出现，维也纳建立了第一批工厂，并铺设了城市下水道和街道清洁系统，城市卫生条件得以大幅改善。 　　维也纳也是欧洲最早引入住宅标号制度和国家邮政系统的城市。 　　此外，被称为“奥地利国母”的玛利亚・特雷西亚及其后的皇帝约瑟夫一世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还对帝国作了一些变革，引入城市公务员制度，大大推动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维也纳对主要商业街进行了重建，继续展现巴洛克艺术风格，保存至今。贵族们也纷纷在城外建造花园和宫殿，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贝尔佛第宫和美泉宫，为了保护这些私有财产，贵族们还建造了“外环线”。 　　社会繁荣和科技进步带来了文化艺术大繁荣时期，几乎没有一座欧洲城市像维亚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也无军事行动，为其赢得了和平的繁荣昌盛，使其可以专心追求艺术的卓越。可以看到，博物馆、歌剧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都被安排在城市和社区最重要的区位。 　　城市骨架的最终形成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维也纳的城市化进程也驶入了快车道――周边34个乡村划入维也纳的行政范围内，城市人口大幅上升。 　　为了扩大城市规模，维也纳拆除了城墙、护城河以及军事工事，在城市中形成了第三条城市环路，基本奠定了现代维也纳的轮廓。 　　3条环路中，以包围老城的环线路最为著名。其改建历时20多年，于1888年完工。环线路的总里程6.5公里，路宽75米，由双向四车道和两行林荫道组成。由于当时建设的规格等级高，“偶然”并“带有预见性地”为后来的小汽车和有轨电车预留了道路空间，实属难得。 　　环线路上至今还常见马车往来，当然其功能早已变成观光旅游。但马车先行，车马混行的特殊交通规则也成了维也纳的一道风景。 　　环线路周边建筑以新古典主义为主要特征，如国家歌剧院、国会大楼、自然和文化史博物馆、城堡剧场、伏地福教堂，以及以金色大厅而闻名世界的音乐之友协会大楼等。还有一些维也纳分离派建筑，最典型的当属分离派博物馆。这些建筑完好地保留至今，当时的先锋作品成为传世之作，被后人称为“环路风格”。 　　除了建筑之外，环线还串联了城堡公园、人民公园、市政厅公园和城市公园等公共开敞空间，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 　　推行积极的公屋政策 　　随着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解体，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进入左翼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时期，提倡“慢速革命”，认为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厦。 　　比如，“红色维也纳”推行积极的“公屋政策”，著名的“卡尔・马克思大院”就是那一时期公屋建筑的代表作。 　　延续温和、慢速的施政风格，“马克思大院”并未打破历史形成的布尔乔亚城市形态，而是让新型的公共空间与传统的私有空间互相渗透、重叠，使封闭式的、暮气沉沉的城市空间逐渐开放，生长出一种适应基层劳动阶层生活的居住空间，构建生趣盎然的社区环境。 　　按照“红色维也纳”制定的公屋条例，其每户住房面积为38～48平方米;每户有自己的厕所和厨房，包括煤气炉和自来水龙头;所有的房间（包括厨房和厕所）有充足的天然光线和自然通风。这些在今天看来最普通和最基本的设施和条件，在上世纪30年代却是了不起的进步。如今，“80岁”的马克思大院仍在继续为居民服务。 　　重新成为欧洲中心城市 　　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维也纳城市建设鲜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与冷战形成的维也纳边缘化以及东西欧之间文化经济交流不畅有着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冷战铁幕落下之际，维也纳市政厅提出了“不同的维也纳”的口号，就是为了让这个古老的、为历史所困的城市重新焕发新生，向外界传达一种现代的、积极向上的信息。 　　年轻的建筑师们、艺术家们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开始对年代久远的老城进行修复，内城更新成为当时重要的城市政策之一。 　　冷战后，维也纳一直处于欧洲边缘。但40多年过去后，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维也纳重新变成欧洲中心城市，并成为“汉堡――布达佩斯”和“里昂――布拉迪斯拉瓦”两条发展轴的交点，扭转了战后数十年城市发展的劣势。 　　维也纳由此成为欧洲大型开发商的宠儿，短期内开工或完成了诸多大型项目，如多瑙城、千禧大厦、煤气罐之城、中心火车站等。但以大型、超高、物业混合为特征的地产开发一度受到维也纳人的质疑，因为这与维也纳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正如一切舶来的文化和艺术一样，它们传入维也纳的过程，也是接受维也纳式改造的过程，维也纳人正把全球化、国际化、冷冰冰的建筑周边空间，改造成亲近人、温暖的广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