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者胡适之

　　我最近对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本书收录了胡适先生晚年的言谈,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无所不包。我细细地读了几遍,获益匪浅。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毛子水先生在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作序文中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歌德谈话录》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中国的胡适与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其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谈话。其三,胡颂平对于胡适,和艾克尔曼对于歌德,不但特殊身份关系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从艾克尔曼所记的谈话录可以看出歌德老年时的智慧,无疑的从胡颂平所记的谈话录,亦可以看出胡适老年时的智慧。 　　胡适与歌德能否相提并论,我不敢下断语,但说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可以看出胡适老年时的智慧,我是极表赞同的。我感觉胡适先生晚年的一些思想,的确很了不起,“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即是其中之一。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8年12月16日条下记:胡适先生和胡颂平谈起有一年在美国去看从前康奈尔大学的史学老师伯尔的故事。那天,伯尔和胡适谈了一天的话。胡适说,伯尔的谈话他至今都没有忘记,印象最深的是伯尔说的这句话:“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适接着感叹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 　　书中的1958年12月26日条下又记:胡颂平忽然想起“六十而耳顺”的话。胡适便问:“耳顺”怎么解释?胡颂平说:不是“耳闻其言,而知微旨”的说法吗?胡适说:从来经师对于耳顺的解释都不十分确切的,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60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还是这个意思比较接近些。 　　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我深深感到,胡适无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的精神,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不说大陆曾发起“批胡运动”,就是在台湾,胡适也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有些批评还相当“轻薄”。但胡适对待批评时总不乏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他不像一些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都不宽恕,他走的是恕道。他是这么说的:“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把它们忘记得更快更好。” 　　现在大家都说要建设和谐社会。我想,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要真正达成和谐的局面,都不能缺少“容忍”的气度。 　　散播智慧的种子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一本不足300页的书,但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比如这几天重读,我突然注意起书中所记胡适向来访者赠书的材料。 　　胡颂平是胡适的秘书,本书所记的谈话,都是胡颂平根据1958-1962年间的日记整理而成,比较可靠。在这本谈话录中,记述胡适向来访者赠书的材料随处可见。比如,1958年12月30日条下记:给金门士兵寄赠《胡适文存》、《四十自述》;1959年5月6日条下记:胡适把私人从东京买来的五册《中国算学史》送给台湾数学研究所某某;1959年5月23日条下记:胡适送贾景德及同来女青年签名著作若干本;1959年11月17日条下记:胡适关照胡颂平送美国人鲁道夫一本《师门五年记》;1960年3月4日条下记:送来访的韩国青年尹永甲等6人每人一本《四十自述》;1960年3月15日条下记:高宗武的朋友傅安明来看胡适,胡适送给他每种著作一份;1960年11月21日条下记:某君带“写本音韵考”的稿子来请教,胡适送他一部《聊斋志异》;1960年12月30日条下记:彭楚珩带来一篇《神会禅师》的文章请求指正,胡适认真指出他的错误,临走还送他《问答杂征义》、《易林判归崔篆》各一本;1961年1月17日条下记:金承艺来访,胡适送他《胡适文存》、《神会遗著两种》、《问答杂征义》各一本;1961年4月13日条下记:意大利一本有名的怕老婆故事书,胡适一起买了六七本,分送董显光等朋友;1961年6月20日条下记:《韩国日报》特派员金永熙来访,胡适送他一本《四十自述》;1962年1月28日条下记:胡适送给汪克夫一本《圣经》,并在扉页上题了话…… 　　查胡适向来访者所赠书目,有他自己的著作,有别人写他的书,还有他自己的藏书。有次闲聊时说起赠书一事,胡颂平称赞胡适是“散播智慧的种子”,胡适则说:书,是要它流通给人看的,宁可让人把书看烂了,总比搁置在书库里烂了好些。这道理看上去很平常,却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不是有爱书人振振有词地说过“惟书与老婆不外借”的名言吗?从胡适对待书的态度来看,他的确是个有大境界的人! 　　泰山原来是地狱 　　我很早以前就登过泰山,却从来没有听说泰山在历史上还有“地狱”一说。我只知道丰都是鬼城。 　　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见1961年9月14日条下有记:胡先生说昨夜有一个大发现,非常高兴。什么大发现呢?原来是胡先生看《法苑珠林》这一部唐朝人写的书,说泰山就是地狱。渊博的胡先生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说法,初时不敢相信,再翻《大藏经》里的《六度集经》,发现里面说到泰山地狱的有好多处。先生说,《六度集经》是三国时代译的,那时民间已有死上泰山的迷信,所以译者就利用这点译泰山地狱、地狱泰山了。胡先生认为,有了这个发现,就可以把“十殿阎王”里的泰山王和泰山府君连起来了! 　　胡适1961年的大发现,我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才得知,可见自己读书之少。为了理清此说的来龙去脉,我开始翻书、上网搜寻材料。 　　泰山的人神化,始见于东汉年间的纬书,如《孝经援神契》、《龙鱼河图等》。《孝经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孙,主召人魂。”又说:“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近代于东汉墓出土的“镇墓券”中,也有“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生属长安,死属太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之语。此外,史籍中又多记人死后赴泰山任泰山府君、泰山令、泰山录事等事。《南史》卷三十七《沈庆之传》称,沈僧昭少事天师道,“时记人吉凶,颇有应验。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而在民间,东汉时期就有人死以后魂归泰山的说法。魏晋年间,主管地府、治理鬼魂的神被称作泰山府君。 　　明清以来,关于东岳大帝的身世来历,有两种说法比较流行。一种即《神异经》所说的金虹氏,它受到了道教的承认,被载入道经中。另一种出自《封神演义》,即小说虚构的人物黄飞虎。由于东岳大帝主宰幽冥十八层地狱及世人生死贵贱,职务繁重,所以庙中一般还配有七十五司(一说七十二司,或说七十六司),分司众务。其中最有名的是速报司,司主或说是包拯,或说是岳飞。 　　既然有“人死以后魂归泰山”之说,那么“泰山”怎么又会成为岳父的别称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继续搜寻材料,终于在宋人晁说之所著读书笔记《晁氏客语》中查到如下记载:“呼妻父为泰山:一说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说云,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三公以下,例迁一阶。张说为封坛使,说婿郑�以故自九品骤迁至五品,兼赐绯。因大�宴,明皇讶问之,无可对。伶人黄�绰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为泰水,呼伯叔丈人为列岳,谬误愈甚。”大意是说,唐开元十三年前,唐明皇决定去山东泰山封禅祭天,便令大臣张说为封禅使,前往泰山修庙铺路以便前行。张说领旨后,火速赶往泰安,把任务交给其女婿郑镒办理。原来郑镒是个贪官,偷工减料,将碧霞祠的面积缩小很多,把铁墙改为砖墙,金瓦换为铜瓦,省下银两揣入腰包。郑镒还仗依岳父权势,由九品官擢升为五品,绿衫改着红袍……开元十三年,唐明皇率朝廷文武百官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唐明皇见碧霞祠筑得不像样,气恼不已,指着侍立身旁的郑镒问群臣:“诸位爱卿,尔等可知郑镒官升五品靠的是什么?”慑于张说权势,群臣面面相觑,缄默其口。此时,伶人黄�绰灵机一动,立即用手指脚下的泰山,并用眼瞄着张说,一语双关曰:“我看郑镒是凭‘泰山’之力高升的!”唐明皇与群臣听后,心知肚明,黄�绰之言,明说“泰山”,但暗指张说。尔后,“泰山”作为岳父别称,便被传承下来。《辞海》、《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及其他辞书皆有“泰山”作为岳父别称的诠释。原来,称岳父为“泰山”还与腐败弄权有牵连呢。我想,在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还是少把岳父当作“泰山”为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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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查找与“泰山”有关的资料,我还意外地发现,不止一个人对把成语“有眼不识泰山”中的“泰山”认作山东的泰山提出质疑。质疑者公开撰文认为,“有眼不识泰山”中的“泰山”并非山,而是鲁班大师的一名弟子,其名为泰山。据说,鲁班的弟子泰山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做活总是别出心裁,但常常耽误师傅的事儿,这就惹恼了鲁班,被其逐出“班门”。时过数载,一次鲁班去逛集市,但见有人摆放着精巧别致的竹器出售,非常惊愕,一打听,原来正是其徒弟泰山所为。鲁班深感惭愧,不禁感叹道:“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尔后,人们把“有眼不识泰山”用以比喻地位高或本领高强的人就在眼前,而自己却认不出来。譬如《水浒》第二回:“师父如此高强,必是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官场现形记》第25回:“到如今你拿他当古董铺老板看待,真正有眼不识泰山了!”质疑者据此认为,“有眼不识泰山”中“泰山”并非泰安岱山,而是人名“泰山”。如果此说成立,成语词典中对相关词条的释义就要修订了。但此说始终未见可信史料记载,恐不足为凭,只能作为一家之言存疑。 　　编辑的霸权 　　某刊发表我的一篇随笔,编辑没动我的文字,却删去了文字后面的年月日。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我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就连著名如胡适也不能幸免,让人徒叹奈何。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有一次,胡颂平问起胡适那篇《中国公学校友》怎么没有像其它文章那样注上年月日,“害”得他还要去推测、考证,先生回答说:我的文章,无论写张便条,也都有年月日的,这篇《校友》一定被编辑的人删去了。又说:给文章注上年月日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给后人省多少事!他在为《章实斋年谱》作的序文中还曾引过章实斋所作《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一段相关的话:“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胡适对胡颂平说:“章实斋先生这样注意每篇文章的著作的年月日,他自己的每篇文章后面都有年月日的,而刊印出来后,全被删掉了。” 　　其实,我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记年记月日的重要了。刻于一千多年前的陶弘景《周氏冥通记》中录有下面这条:五月二十七日的事。此人见子良题此,乃笑曰:“知记日为好。岁代久远,后人见之,知为何年?”子良曰:“前丞师来巳记年,今讵须?”又曰:“纸纸记为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太岁乙未。”胡适曾说,《周氏冥通记》是一部荒谬的书,就这一条最有价值。 　　不独我们中国人,外国的作家、学者也非常重视每篇文章的著作的年月日。歌德就曾对《歌德谈话录》的整理者艾克尔曼说过:“每篇诗都得注明写作的时日。”艾克尔曼诧异地看着歌德,说:“这种事情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歌德说:“注上年月日,诗就成为你的境遇的日记,所以决不是无谓的事情。我每年这么做,很知道这是非常有益的。”因此,艾克尔曼在整理出版《歌德谈话录》时,特意列出“每篇诗注明时日”这一条。 　　的确如歌德所言,透过文章后面的年月日,读者有时能够揣摸出作者写作时的特殊境遇。我曾在某篇小说的后面注明写于某年的愚人节,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悟出作者想在故事以外说的话。这样的信息并非可有可无,有时甚至非常重要。所以,请编辑们放弃“霸权主义”,手下留情吧。 　　把字写规矩 　　看到一张医生开的处方,许多字都要费劲猜才能认得出,让人心情很不爽。同样的问题,领导作批示、老师改作业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问题早就遭人诟病,可就是改不了,不知症结到底在哪里? 　　记得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里说的习惯自然包括书写习惯。而良好书写习惯的第一要义是把字写工整,写规范,让看的人认得。郭沫若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强调:不一定要人人都成为书法家,但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 　　老一辈学人都很重视把字写规矩,并且身体力行。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胡适先生在为《淮南王书》作的序言中写过这样的话:“从民国六年起到十九年为止,那十几年写的毛笔字的文稿,给了我最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自己时时刻刻警告自己,写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写讲义必须个个字清楚,免得‘讲义课’错认抄错;写杂志文章必须字字清楚,免得排字工人认不得,免得排错。这一章《淮南王书》的手稿两万四千字,当然不是书家的字,只是实行我自己的戒律,不潦草,不苟且,个个字清楚,排字工人不会排错的一个样子。” 　　有人觉得,写字潦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说法是很不对头的。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齐燕铭讲过这样一件事:粉碎“四人帮”后,齐燕铭接到许多投诉信,要求解决各种历史问题。其中有位申诉的同志因过去体检表上“右肺问题”的“肺”字马虎不清,就被人误认为是“右派问题”。于是,这个因“右肺”受到怀疑的“疑似右派”,多年来一直受到控制,大好的前程被无故毁掉。一个“肺”字没写好,引得含冤又受屈。这虽然是动乱年代的荒唐事,却也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还有一个医生开处方龙飞凤舞惹出人命官司的例子:山西临汾一市民到药店购买中药“(何)首乌”100克,该药店却错抓成“草乌”100克。那个63岁的市民煎服了50克,就出现了口舌麻木等症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急性中草药中毒”。你看,不认真写字,后果多么严重!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能写字,字能写人”。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负责任。”无论是医生开处方也好,朋友之间写信也好,抑或是领导作批示、老师改作业也好,你写的草字叫人认不得,都是一种对工作不负责、对人不尊重不礼貌的行为。尽管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电脑越来越普及,但有些时候、有些特殊从业人员还得用笔写字,因此,强调把字写清楚,还是很有必要的。 　　【责任编辑 肖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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