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毛诗大序][报任安书]翻译
《史记 · 屈原列传》(节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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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焒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觽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 曰 )* 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闲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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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屈原名平,是楚国王族的同姓。担任楚怀王时的左徒的官职。屈原学问广博,记忆力强。对国家(如何)治理得好坏的道理很清楚,并且擅长辞令。在朝廷内就和楚王图谋策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外国宾客,和各国诸侯应对酬酢。楚王很信任依重他。上官大夫与屈原同朝为官,地位相同,想同屈原争夺楚王的宠信,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楚王让屈原制订国家的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未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跟前)谗毁他说:“大王让屈原制定国家的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一个法令制定颁布出来,屈原总是夸耀自己的功劳,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拟订出来'。”楚王大怒,因此疏远了屈原。 ……
屈原痛心于楚王耳不能听明辨别是非,眼睛被谗陷的人遮蔽看不清黑白,邪曲的人危害公道,端方正直的人不容于世,所以幽怨苦闷,幽思积郁,写成了《离骚》。
所谓“离骚”,就是离别的忧愁的意思。天(开创可万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生而育女)是人的根本。人遇到穷窘困厄的
处境,就回追思本原,所以到了劳苦困顿的极点时,没有人不呼天喊地的;到了疾病惨痛的极点时,没有人不哭爹叫娘的。屈原处心端直,行为方正,竭尽忠诚和智慧,以侍奉他的君主,而谗邪的小人挑拨离间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穷窘困厄了。诚信而遭到君王的怀疑,忠心耿耿而遭到小人的诽谤,屈原能没有怨愤吗?屈原的写作《离骚》,本是从怨愤而生的。《国风》中的诗虽然有很多男女情爱的内容,但不过分荒唐,《小雅》中的诗虽然怨愤毁谤朝政,但也不至于造成混乱。像《离骚》,可以说是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优点了。远古呢,就赞颂帝喾的事迹,近代呢,就称道齐桓公的霸业,中间还述说商汤、周武王事功,用以讥刺当世的朝政。(《离骚》)阐明了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的因果道理,没有哪一样不明白清晰的呈现出来的。他的文辞简约,寓意深微,志向高洁,行为廉正,他用的文词习见琐细,而其指归却都很正大,所列举的都是近前的事物,而表现的意义却很深远。他的志向高洁,所以他称举用来比兴的都是芳香的花草树木。他的行为廉正,所以至死也不容许自己疏远对国事的关心。在污泥之中自我洗濯(不同流合污),在尘埃之外高飞远引(自标高洁),不被俗世的黑暗污垢所感染,受淤泥浸渍而洁白无瑕。推想他的伟大的意志,是可以与日月争辉的啊!
屈原死了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些人,都喜爱辞令而以赋的创作而为世人称赞;然而都不过是祖述屈原的舒缓委婉的文辞,终究不敢(像屈原那样)直言谏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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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节录)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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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古时候富贵而声名磨灭不传的人,无法计算,只有卓异突出的人为后世所称颂。周文王被拘禁
而后推演出《周易》;孔子遭困厄而后写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眼失明,于是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断了双脚,《兵法》才编写出来;吕不韦被贬流放蜀地,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秦国囚禁,著述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贤人圣人为抒发他们的愤懑之情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胸中有郁积的情绪,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追述往事,希望未来的人能了解自己。至于像左丘明没有眼,孙子断了脚,终于不被重用,于是退隐下来,著书立说,抒发自己的怨愤,希望文章能流传后世,自己的志向见解得以表达。我私下里不自谦虚,近来用拙劣无能的文辞,搜罗天下散失的传闻旧说,考订事实的实际过程,稽查历史成败兴亡的规律。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探究天象和人事的关系,弄懂古今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而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未完成,就遭到那次灾难,我可惜书还未写完,所以身就极残酷的刑法而没有怨怒的表现。如果我真的写成了这部书,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播给那些值得传播的人,那么我就是偿还了受屈辱的债,即使再受杀头之刑,哪有什么悔恨的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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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
(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吟咏自己的情感,成为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 “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乐意得到美丽娴淑的姑娘,以婚配给君子,但它忧愁的是如何推荐贤才,而并不是过分倾慕美色;它以哀叹窈窕美好姑娘难求比喻贤才的难得,而没有伤害美好的淫邪的心思。这,才是《关雎》的本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