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杂志:中国红利托起世界经济

2013年09月09日10:49  瞭望

　　 瞭望杂志2013年第36期封面

习近平讲话引领世界经济新潮流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深刻调整与地区热点复杂演变这一“历史性时刻”，习主席阐明“中国主张”，宣介“中国前景”，讲述“中国机遇”，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

文/陈向阳

以增长和就业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G20)第八次峰会于9月5～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适值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面临新的复杂挑战的关键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赴会，阐明“稳增长”、“调结构”的中国经济真相，为新兴经济体呐喊加油，为世界经济健康复苏输送“正能量”，赢得了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战略主动权。

综观全球，此次峰会时机特殊，背景复杂。就在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周年之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力量对比“新升老降”的大势，似乎给人以出现暂时性“逆转”之象。西方发达国家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其病态经济持续输血、转嫁危机显效，竭力抢占新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加快自身改革并加强彼此间的大联合。美国领衔力推“跨两洋”经贸大战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性、制度性颓势有所改观。反观新兴经济体，不少受到美联储即将“退出”量宽的严重拖累，加之经济改革滞后与经济结构单一，以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金融市场震荡、增长明显减速、通胀上升。有些新兴国家近年来高歌猛进的势头不再，而一些发达国家则触底反弹、卷土重来，国际战略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老升新降”，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两大“集群”的消长博弈进入新阶段。

具体而言，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两大挑战：一是受美国退出量宽预期与推进“跨两洋”经贸战略等冲击，增长放缓，压力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大幅调整全球经济预测，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移”，不再将新兴经济体视为全球经济的活力引擎，而是预计“动力将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实际上，欧洲经济社会矛盾的长期化会是一种定局。美国依赖过度宽松的货币投放和房地产支撑的复苏，仍有不确定性。二是围绕叙利亚“化武”疑云，美欧片面认定叙政府“有罪”，企图绕过安理会武力干涉叙内战，再度挑战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同时还将引发国际能源市场与世界经济复苏新的动荡。

正是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习主席在G20峰会上发表《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阐明“中国主张”，宣介“中国前景”，讲述“中国机遇”，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揭示并引领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发展潮流。

首先，讲话指明了实现世界经济健康增长的“三个关键”与“三点要求”，强调应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发展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与增强经济竞争力；“增长联动”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各国要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

其次，讲话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三大主张”与“三条路径”，强调G20各成员应“建设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一是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各主要经济体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要用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二是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正当美国在WTO之外另起炉灶、推行“跨两洋”经贸战略并拉帮结派之际，这些主张可谓颇有深意；三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之更加公平公正。抓紧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制定反映各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权重的新份额公式，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改革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

再次，讲话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外界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误读判断，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经济稳健大势与改革前景。习主席强调“中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既对中国经济负责，也对世界经济负责。”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可控，中国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速降下来一些，并正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研究。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

习主席还利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之际，唱响新兴大国联合自强主旋律，力促彼此经济合作与战略协调，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新挑战，共同破解新兴大国“成长烦恼”与“崛起瓶颈”。习主席强调，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金砖国家要凝聚共识，加强团结。他并提出了当前“三大任务”：一要共同应对好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发达国家要切实进行结构改革，把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步骤、方式；二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好多边贸易体系；三要共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快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构建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网。

习主席首次与会G20成效卓著。展望未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深刻调整与地区热点复杂演变，中国将统筹内外，适时加快改革，对外借重新兴大国与协调西方大国并举，确保国际战略博弈持续主动权。□(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中国利好世界经济发展

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还是爆发后，中国始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引擎

文/胡江云

国际金融危机过去近5年了，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出新型发展态势，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跨境投资、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际规则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红利托起世界经济

首先，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还是爆发后，中国始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引擎。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2003～2008年期间，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12.35%，远远超过同期美国1.42%的年均增长率，以及G20国家2.95%的年均增长率和世界3.25%的年均增长率；2008～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5%，同样远远超过同期美国1.04%的年均增长率，以及G20国家2.1%的年均增长率、世界2.03%的年均增长率。

根据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不变汇率计算的GDP，2002～2012年期间，中国GDP从1.69万亿美元增加到4.57万亿美元，对G20国家的经济贡献率达到30.88%，超过美国同期21.78%的贡献率；同一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3.13%，超过美国16.31%的贡献率。

其次，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拉动了危机中心国家的出口，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7年到2001年的5年期间，中国进口规模从1424亿美元增加到2436亿美元，占世界进口份额从2.48%增加到3.76%，其中1998年进口下降到1402亿美元，此后恢复持续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到2012年的5年期间，中国进口规模从11326亿美元增加到18181亿美元，占世界进口份额从6.84%增加到9.79%。两次危机的5年期间，中国国内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进口虽受到短暂冲击，但很快恢复增长，增加了周边国家、危机中心国家的外部需求，拉动其国内增长。2008～2012年期间，中国自欧盟27国、东盟、美国、韩国、日本进口分别增加794亿美元、788亿美元、522亿美元、564亿美元、271亿美元，自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金砖4国进口增加到767亿美元。

根据UNCTAD的统计数据，2003～2012年期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从4127.6亿美元增加到1.82万亿美元，中国货物进口占G20国家的份额从8.44%上升到15.78%，而美国货物进口占G20国家的份额从26.63%下降到20.26%，中国对G20国家进口的贡献率达到21.19%，高于同期美国15.56%的贡献率。

第三，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增长，跨境投资促进了当地国家发展，并带来了良好的综合效应。根据UNCTAD的统计数据，2003～2012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金额从28.55亿美元增加到842.2亿美元，年均增长40.28%，远高于美国9.78%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跨境对外直接投资占G20国家的份额从0.82%增加到8.9%，并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国家。同一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从332.22亿美元增加到5090亿美元，占G20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的份额从0.47%增加到3.49%。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低于美国等，但是保持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20国家的份额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其占G20的份额有所回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超过220亿美元，雇用外方员工达到88.8万人，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雇员有10万人。2011年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存量达到3781.4亿美元，占比达到89%，提升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与所有的跨国投资行为一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当地产生了溢出效应，培训了当地员工和培养了一支技术熟练的队伍。中国对外投资历史较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造福当地社会和人民。

第四，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20世纪末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东盟地区。根据UNCTAD的统计数据，2002～2012年期间，东盟对中国出口从218.7亿美元增加到1434.1亿美元，占东盟出口的份额从5.4%增加到11.43%；东盟自中国进口280.85亿美元增加到1801.28亿美元，占东盟进口的比重从7.68%增加到14.73%。中国加快了对周边国家投资的步伐，对亚洲周边国家的投资比重超过60%，直接改善当地的就业状况，提升生活水平。

第五，中国重视民生，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状况，为全球治理贫困提供了典范。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3)》，中国在发展中地区起着带头作用，极端贫困率自1990年的60%下降到2005年的16%，2010年进一步降低到12%。

第六，中国出口产品物美价廉，降低了进口国家的成本，增加了其社会福利水平。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国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间产品等产品。2003～2012年期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从4382.28亿美元增加到2.05万亿美元，中国货物出口占G20国家的份额从9.48%提升到18.73%，而美国货物出口占G20国家的份额从15.67%下降到14.1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占G20国家出口份额开始超过美国，中国对G20国家出口的贡献率达到25.51%，高于同期美国13%的贡献率。

参与全球治理倡导自由贸易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更加重视全球治理，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酝酿与制定等活动。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体系、双边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体系中，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尽力改善国际贸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采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极大地恶化了贸易环境。长期以来，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例如，2013年中期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涉案金额达200多亿美元。

中国一贯主张自由贸易，提倡贸易便利化，并与相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早在2002年11月，中国就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月，中国与东盟顺利实施“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的《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投资协议》，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立。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签署了11个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是亚太贸易协定、中国内地-香港、中国内地-澳门、中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中国-秘鲁、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冰岛等自由贸易协定。近期，中国特别关注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包括美国等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东盟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

无论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提倡投资便利化，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多年来，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特别重视投资的便利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努力创造最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美国中国商会，还是欧盟中国商会，它们发现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成为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许多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都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收益，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母国的公司普遍经营困难，资金链出现断裂，中国本土的市场需求旺盛，涌现许许多多的商业机会。根据美国中国商会的白皮书(2013)，2012年美国在华企业中盈利丰富的比重达到9%，有所盈利的比重为67%，预计2013年财务状况更好些。

坚持改革开放稳定全球经济

中国新一届政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2013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减少行政审批，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达133项。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成为其重要内容。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中国始终创造良好的、稳定的金融环境。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政策，极大地提振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中国家对内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货币，对外货币大幅贬值，一些发展中国家遭受冲击，因而采取了相应的贬值政策，避免本国经济冲击过大。中国继续实施人民币相对稳定的政策，并及时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甚至对危机中心国家给予适度的援助，多次参加G20峰会，进行高层互访，购买国外债券等，为缓解全球经济衰退、树立战胜金融危机信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无论是贸易、投资等传统议题，还是环境保护、气候等新兴热点议题，中国根据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参与竞争合作，形成多方受益的局面。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活动中，以及次区域的合作活动中，中国努力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公平竞争，提倡世界各国应平等共处，加强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形成多赢局面。□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艰难回升：G20峰会的全球经济背景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日本经济“跳跃式”增长，欧元区经济持续萎缩，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高低不等。这就使各国首脑对该次峰会更加充满期待

文/姜跃春

9月5日至6日，第八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作为全球性经济合作论坛，经过几年的发展，该论坛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就国际间热点问题进行双边磋商的重要场所。本次会议东道主确定的议题以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合作等相关经济问题为主。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迄今已有5年时间，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如何？是各国都关注的课题。

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在艰难中缓慢回升，美日欧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呈现多速分化格局。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日本经济“跳跃式”增长，欧元区经济持续萎缩，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高低不等。这就使各国领导人对该次峰会更加充满期待。

发达经济体呈现多速分化格局

美国经济将温和复苏，未来发展有可能具有可持续性。美国经济2009年走出危机以来已经4年，期间经济增长未出现强劲反弹，也未出现二次衰退，而是走出缓慢复苏之路。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平稳复苏，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一季度GDP折合成年率增长2.0%，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年率增长1.5%。尽管二季度增长速度有所下滑，当时许多预测机构认为不足为虑。它们预计美国经济在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加速增长，其原因是增税和减支措施带来的影响将逐步消退，而楼市回暖和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可能会提振消费者支出。有预测部门估计，三季度美国GDP将增长2.4%，四季度增速有望达到3.4%，分析当前美国经济走势如何，关键看个人消费、房市复苏和信心三大因素。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以上这三大推手都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

一般认为，2013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会达到2%，与经合组织判断美国经济2013年的增速预计为1.9%相差无几。乐观者预测本轮美国经济复苏还可能持续4～5年，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上个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第二长的扩张期。

日本经济“跳跃式”复苏，但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去年11月第二次竞选日本首相开始，着力推动以恢复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日本人称之为“安倍经济学”。从半年来的情况看，安倍经济学的确给日本景气回复产生了明显效果。日本经济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跳跃式”增长，据日本政府6月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首季GDP环比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4.1%，高于此前的初步预测。股市上涨以及日元贬值正持续推动日本经济走出15年来的通缩阴影，从一个侧面证明“安倍经济学”决心改变日本长期通缩的意愿初见成效。

日本经济所以跳跃式恢复主要得益于“安倍经济学”的“三板斧”提振了日本企业和国民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过，尽管安倍“无限度”量化宽松和逼迫央行搞“人造通胀”做法是奏效的，但目前市场出现巨大波动并有些令人担忧。摆在安倍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一方面，一旦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外国热钱流出日本的步伐将加快。那么，依靠宽松货币政策支撑起来的日本经济、日本股市等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日本政府目前的债务情况来看，相当于GDP2.4倍的政府债务，在货币贬值中，会不会拖垮安倍政府，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不然，高昂的利息支出，会让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

当然，由于安倍所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刚刚出台，目前未见效果，因而还不能完全对“安倍经济学”作出准确研判。经合组织判断，日本经济增长将呈缓慢减速之势，增速将从2012年的2%减至2013年的1.6%，2014年将进一步降至1.4%。

无论是拉高通胀还是日元贬值，都只可能在短期内刺激出口和内需，解决日本老龄化社会使得内需长期不振，日本企业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等日本病的根本办法在于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但这一改革是艰难的。

欧洲经济仍在衰退中徘徊，但不排除企稳并回升的可能性。去年四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6%和0.5%，经济陷入二次衰退之中。今年以来欧元区经济活动仍徘徊于较低水平。据欧盟统计局5月15日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今年首季，欧元区和欧盟的GDP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和0.7%。欧元区已连续6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欧盟经济也已经连续2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这表明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已经双双正式陷入衰退。突出表现为企业信心不足，失业状况恶化，市场持续疲软。

在欧债危机处理问题上，自从去年9月欧洲央行启动“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后，欧洲金融市场环境已有明显改善，也显著减少了欧洲经济的“尾部风险”。但因欧元区货币联盟稳定除需要银行业联盟和欧洲央行的支持外，还需要财政联盟支撑，这方面进展还很有限，因此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尚不能完全排除。尤其是在私营部门调整资产负债表、失业率走高、信贷条件紧缩的状况下，国内需求疲软，加之主权债务危机的后果消化需要时日，结构性改革进展有限、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速度将相对放缓，并需一定的财政成本。如果全球需求改善，欧洲出口形势可能出现好转，欧元区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出现微弱复苏。一般预计欧元区今年的实际GDP年均增速为-0.4%，2014年为1.1%～1.3%。

新兴经济体涨跌互现

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将高于发达经济，但也显示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因结构调整和受外部环境恶化影响，自去年上半年增速明显放缓，这种调整还将持续今年一整年。由于中国通过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势头会略微放缓。国内方面，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赶超实际GDP的增速，民间消费将继续以稳健的速度上升。此外，近期强劲的信用扩张，以及源于之前政策收紧的潜在需求将继续为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提供支持。对外方面，中国的亚洲贸易伙伴经济将以较高速度增长，这将抵消由于发达经济体持久疲弱而对中国出口的抑制影响。中国今年上半年GDP增速7.6%，预计全年增速将达到7.9%，较去年上升0.1个百分点。2014年将达8.4%，其增速仍然居前。

东南亚各国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大多数地区，今年上半年，老挝2012至2013财年经济增长率为8%，成为近年来东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菲律宾一季度经济增长7.8%，这是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的最高增幅。印尼上半年尽管未达到6.3%的增长目标，但5.92%的经济增长也说得过去。中国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不能否认，有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增长有限，甚至出现滞胀倾向。巴西已经走出2012年全年只增长0.9%的13年来最差的状况，失业率明显降低，信用扩张态势明显，两者将大大促进住房消费稳步增长，唯一不好的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收缩了4%，会阻碍经济增长。预计2013年，更为有利的全球背景、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的滞后效应，以及偏低的比较基数，都将使得巴西经济活动的收益率显著提升。估计今年巴西实际GDP将增长3.4%，并在2014年进一步增长4%。

印度经济增速下降明显。今年一季度，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为5.3%，不仅低于政府预期的6.9%，而且是9年来的最低数字。主要原因是国内订单下降，工业生产持续放缓，外需相对不足，投资渠道减少等，都会对印度经济恢复产生抑制作用。但经济增长稳定，中长期前景看好。

俄罗斯经济稳中有降。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一季度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仅为1.6%。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经合组织此前分别将今年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4%和2.3%。其主要依据是欧盟等俄贸易伙伴能源需求减弱，将导致俄出口下滑。此外，俄内需不足和国际油价下行风险加剧也将令俄经济增速放缓。世界银行还认为，俄罗斯等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寻求更高的经济增长，但受到产能瓶颈的制约，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热钱”流入引发通胀问题。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这两个“骨灰级”量化宽松政策，使新兴经济体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差扩大，加上新天然气资源的发现，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世界银行对全球新兴市场资金流入的分析报告显示，今年前4个月，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量较上年同期激增42%，达到640亿美元。“热钱”涌入不仅使这些国家的通胀预期增强、资产价格上涨压力增大，同时也使得本币出现非理性升值，对国内产业形成冲击，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上升。为了应对愈加宽松的金融环境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不得不加入降息行列，这让本轮“集体行动”带上了浓浓的防御色彩。

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新变化及挑战

对中国来说，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无限期的量化宽松增加中国“通胀”压力。目前看，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成为解决西方国家高额债务的主要路径。而欧美日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共同特征是不设上限。从效果看，短期内虽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缓解欧债危机、促使部分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但并不能解决影响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和结构性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债务国把货币控制作为拯救债务的手段，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目前，全球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汇率“竞争性贬值”即是“量宽”政策的副产品，这其中绝大部分汇率成本将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从长期看，持续的“量宽”政策会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增大通胀压力。

第二，美日欧自贸区战略布局迫使中国加速设计对外经贸战略。继2009年美国高调介入TPP谈判后，今年初又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美国“两洋”FTA战略布局和盘托出；日本宣布开启TPP谈判同时，也宣布建立日欧FTA。美欧日均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美欧经济规模约占世界的一半，日欧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它们之间任何一个FTA的规模都将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

美日欧加速FTA谈判进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本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以全新的规则、全新的框架、全新的标志来建立双边或多边超WTO的自由贸易框架，构筑全新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以维护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动地位。如果美日欧FTA谈判顺利完成，世界经济中不仅将产生规模巨大的经济圈，也将大力促进世界范围内产品规格、限制性规定以及质量标准的统合，且其标准很可能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标准。对此中国需准确研判未来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密切跟踪美日欧谈判进程，把握大势，择机加入涉中国多边自贸区框架。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外贸出口影响加大。继去年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之后，今年欧盟不仅宣布对中国出口欧洲的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欧委会又决定对产自中国的无线通信网络与关键设备展开“双反”调查。尽管对中国光伏产品中欧最终达成价格承诺，但有数据显示，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的“双反”调查中有19个涉及中国。欧洲经济持续低迷，部分企业陷入困境，这是欧盟原则上决定对中国产无线通信网络与关键设备举起“贸易保护大棒”的主要原因。

在发达国家经济疲弱、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出口环境仍较严峻，国外可能从人民币汇率、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要求我国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对此，中国需继续加速推进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培育自主品牌、着力稳定和拓展新兴市场。□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部)

G20峰会：经济VS政治

9月5日至6日在俄罗斯“北方之都”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颇有经济搭台、政治唱戏的意味。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美国疾言厉色威胁“喊打”以及俄美分歧给峰会蒙上阴影，也让人们担心峰会可能“变味”。一些专家呼吁，这些因素不应影响全球经济合作的大局，因为只有合作和发展，才符合各个国家和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

叙利亚危机近来再次升级，圣彼得堡峰会也成为俄美等各方碰撞和角逐的角斗场。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指责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威胁将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为“师出有名”，美国积极利用圣彼得堡的多边舞台，游说各国并阐述动武的“充分”理由，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对此，俄总统普京坚持要求美国拿出证据来证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在圣彼得堡，作为东道主的俄罗斯将借助主场之利，阐述拒绝战争的立场。

由于美国认为俄美关系近来缺乏重大进展，加上美国不满俄政府决定庇护“棱镜”项目曝光者斯诺登，奥巴马早先取消了原定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对俄罗斯的访问。

5日，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其发言人办公室宣布，联合国与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将前来峰会帮助潘基文在峰会期间推动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也就是第二轮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潘基文说，全世界都在关注叙利亚可能使用了化学武器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加努力推动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他强调，政治方案是终止叙利亚流血冲突的唯一途径。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缺乏稳健的新增长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层次影响至今没有消除。尽管发达国家有所复苏，但增长动力不足，欧债危机依然持续，美国面临何时和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艰难选择；新兴国家则遭遇增速放缓、通胀加剧等挑战，深化结构性改革日益迫切。

在此情况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圣彼得堡一起为世界经济“诊脉”，围绕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就业和投资、发展、贸易等议题交换意见，力求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探讨进一步改善全球治理。

二十国集团专家理事会成员德罗巴舍夫斯基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尽管二十国集团峰会囊括的议题越来越广泛，但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俄罗斯坚持认为，该集团最主要的任务依然是解决经济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特派圣彼得堡记者刘恺)

圣彼得堡会晤：金砖合作里程碑

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金砖国家，已成为美欧新经贸规则重点防范的对象

文/黄莺

9月5～6日，G20第八次峰会在俄罗斯魅力城市圣彼得堡召开，与此同时，金砖五国领导人也利用这一机会举行了非正式会晤。按说金砖国家利用G20峰会之际聚首只是循例而行，但本次会晤却不同以往地吸引了全球目光。原因很简单，自今年3月金砖国家德班峰会召开以来，五国合作明显层次提升、步速加快、凝聚力增强，集体行动的力量也开始逐步显现。

从“磨合沟通”到“集体行动”

一些西方学者曾预言，金砖国家虽看似拥有共同利益，但面对具体问题时难逃“集体行动困境”。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甚至断言，金砖国家仅是个投资概念，“在政治上根本讲不通”。过去几年，这些论断似乎被一再证实。例如，2010年夏，美国酝酿第二轮量化宽松曾引发新兴市场极大忧虑，但美国利用金砖国家内部分歧成功将“货币战”矛头引向中国。又如，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遴选，及2012年世界银行行长遴选时，金砖国家因无法达成合意，痛失深度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良机。

然而，今年以来，金砖国家似乎打破了“魔咒”，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政策协调能力明显增强。

第一个例子是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世贸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道，被视为当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三大支柱。自1995年成立以来，除泰国人素帕猜2002年至2005年间掌权外，世贸组织总干事一职均由欧洲人担任。本次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最终胜出，主要得益于金砖诸国的鼎力支持。

第二个例子是共同应对量化宽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刺激国内经济为名，大搞“量化宽松”，全然不顾其对新兴市场的负面冲击。“量化宽松”的核心问题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巨大不对称优势，强迫新兴市场为其部分承担危机调整成本，凸显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巨大不公。自今年6月起，美联储频频释放“提前退出”信号，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撤离新兴市场。短短数月内，印度、巴西、南非货币贬值幅度均超过10%，经济减速势头进一步强化。如果说6～8月的动荡仅是预演，一旦美国真的宣布“退出”，新兴市场很可能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这一共同的威胁面前，金砖国家加强了立场协调，并提出具体政策期待。7月19日，金砖国家财政和央行行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敦促主要发达国家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增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协调，避免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9月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五国共同呼吁，希望二十国集团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要经济体在实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外溢效应。

金融合作加速推进

一般而言，在地区或多边合作中，贸易合作易而金融合作难。但金砖合作却反其道而行之，到目前为止，两大亮点都集中在金融合作上，因而凸显金砖合作的战略高度。

这两大亮点一个是金砖开发银行，另一个是金砖外汇储备库。根据德班峰会宣言，金砖五国领导人应在圣彼得堡峰会上审议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进展情况。这也是本次金砖会晤备受关注的最重要原因。

短短几个月内，金砖开发银行相关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俄罗斯政府选择在9月初，亦即G20峰会召开前夕，高调宣布，五国已就银行结构、规模(500亿美元)和资金来源等重要问题达成一致，而出资比例、支付方法、银行选址和管理架构等细节问题尚待进一步磋商。尽管离正式开门营业还有一段时日，但考虑到金砖银行动议的正式提出仅在一年之前的新德里峰会上，它无疑将成为金砖国家凝聚力、决断力和行动力的绝佳注脚。

与金砖开发银行相比，金砖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实际上更具紧迫性。金砖银行定位与世界银行相似，主要提供长期发展融资；金砖外汇储备库功能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似，主要着眼于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根据美国媒体预测，如不出意外，美国将在今年9至12月份间，正式启动“退出”政策。届时，美国的市场利率可能迅速攀升，并牵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当务之急，金砖五国应汇集具有市场威慑规模的外汇储备库，加紧构筑资本防护堤。

目前，五国已达成一致意见，将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定为1000亿美元，这相当于俄罗斯外储规模的1/5，巴西的1/4，印度的1/3，及南非的2倍。因此，这一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将大大增强各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砖开发银行和金砖外汇储备库将遵循不同的出资原则。金砖开发银行的资本系五国均摊，而金砖外汇储备库则是能者多出。这表明，在面临短期外部冲击时，五国将守望相助，不分彼此；而在发展融资等长期规划上，五国将不论座次、一律平等，充分体现南南合作中的伙伴精神。

未来合作支点：加强贸易投资合作

本次金砖会晤中，加强贸易合作也是重点内容之一。

自金砖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五国一直致力于加强经济联系，相互间贸易与投资得到迅速增长。根据南非标准银行今年初发布的报告，2012年金砖五国之间的贸易额约达3100亿美元，是2002年的11倍以上。而且，五国间贸易额占其新兴市场贸易总额的近20%，而2008年仅为13%。然而，这些靓丽数字难掩一个基本事实：金砖五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明显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如听之任之，在后危机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规则竞争中，五国将难以发挥合力优势。

过去几年，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博弈中，发达国家已下了先手棋。无论是被称为“经济北约”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还是美国的“一体两翼”自贸战略，后者囊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TTIP，都将统一“边境线后的规则”(rules behind borders)作为深度整合经贸关系的途径。据此，美欧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将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国企标准等悉数纳入自贸谈判，并将之视为“小WTO”和未来改造世贸规则的模板。巧合的是，金砖国家没有一个成员被这些自贸战略所眷顾。显然，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金砖国家，已成为美欧新经贸规则重点防范的对象。

面对发达国家的迅猛攻势，金砖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兵作战，被各个击溃，最终无奈接受发达国家的新规则；要么齐心协力，摸索符合自身特色的规则，并将之作为与发达国家谈判的筹码，最大限度地保护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峰会演讲时所强调的，“我们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可以说，这也道出了其他金砖国家的心声。

未来，金砖五国应摆脱发展上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站在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维护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南南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战略高度，审视并制定升级版的贸易投资合作方案。在过去金砖智库会议的讨论中，五国学者们提出了诸如在金砖范围内推动双边自贸区、2+X自贸区、甚至金砖自贸区等多种方案。这些建议思路开阔、灵活务实、不拘一格。未来，五国可在这些方案的基础上，加紧战略合作和谋划，制定清晰的贸易合作路线图，以期在日益迫近的全球贸易规则博弈中占据主动。□(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