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课程感想
歌德在《浮士德》中有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文学作为一门人学，是一门关注人类生命存在的艺术。西方的文学理论多是以人性来建构文本，文本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所依靠的就其蕴含的人格生命。提及文学理论本身，则可以分为文本建构的理论和文本批评的理论。文本的建构需要文本的批评来健全，而文本的批评则是通过不断健全的文本来完善批评理论。中国古代诗文或言志，或抒情。所以中国的文学理论对于作者本身究竟是言何志，抒何情更加注重。对于文本的批评更多的也局限于文章本身的技艺，而忽略了艺术作品的“生命”和“人格”。而纵观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不论是侧重人性角度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和荣格、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还是侧重文本分析语言结构主义和打破现有单元化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的解构主义，亦或是其他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都存在着人性与文本的双重建构以及文化人格的创造。
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镜与灯》中曾提出一个勾勒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历程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件艺术品总会涉及四个要素，即“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从柏拉图开始的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几乎全部都是围绕着这“四要素”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展开各有侧重的讨论。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背后隐藏有对文本形成起决定作用的“语法结构”，是这种“语法结构”作为语言言说出了文本，在文本产生的过程中，作者不起决定作用——也正是在此意义之上，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兰·巴特喊出了他那惊世骇俗之语“作者已死”。但这绝不是正确的。作者们受到了外界的诸多如声音、画面，又如情感、思维的刺激，产生接受或者不接受。经过其语境的同化和认知做出反应，将意识中的认知对象、面貌认识加以展开，辅以文字形成作品。可以说作者给与了作品生命，而作品当中同样蕴含了作者自身的生命元素、感应能力、价值意向和形式意向。若作者已死，作品的生命何往？
当然，我们必须要认同“语法结构”和话语的重要性，文本的建构绝不仅仅局限于作者的同化语境和认知反映上。构成作品的话语先于作者所在，从主体的潜在动机，叙述策略以及符号体系的建构到读者的接受期待、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话语的赋意到释义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正是如此，也使得文本的更富生命力。文本本身的人物或事件，虽或有神仙鬼怪，偏于离奇，或有脱离现实，颇富传奇，但究其根源则是蕴含着人性，蕴含着原始的思维模式。荣格说：“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而弗莱受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启发创建了原型批评理论，他从神话着手从宏观上探寻人类文学整体的模式、程式的共性和演变规律。他认为文学讲述的许多是同一故事，尽管人名事迹不同，但表现的却是原始神话的基本结构与精神。这种既恒定又易变，古老又常新的内在力量通过不断的阐释产生了模式，而这正是作品生命的“灵魂”。
而文本的接受和解读必定要通过读者去阅读，每个读者的接受期待、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文本必然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例外，作者赋予了作品生命，给与了作品形式和内涵，但永远不可能全面的了解他的作品。“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意味着文学的研究具备着无数条入思的路径，而任何一种研究都只能在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角度上阐发文本的意义对于其他层面必有所忽略，只可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
20世纪的西方文论无疑是丰富而深刻的。没有人可以一定说哪一个理论是绝对错误的，也没有人敢说哪一个理论是绝对错误的。不管到哪朝哪代，只要不再强制下，所有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领域，都会有那些笃爱它情深的人，去奋不顾身的投身进去，即使在他人的反对下。不管是喜欢这个理论，还是对这种理论感兴趣，总的归结起来就是“认同”二字，“认
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无远弗届，无与伦比。有了“认同”，有了“爱”，就不会让单调的理论失去生命的色彩，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张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