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思想的成长
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的若干史实
管窥毛泽东斗争思想的形成
物理学院 1000010413
【摘 要】一代政治伟人毛泽东,他的斗争思想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本文通过对自
南昌起义至整风运动为止近15年的若干史实的简单分析,尝试勾勒出一个脉络。
【关键词】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斗争思想;形成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二十一个字一直被视为是毛泽东斗争思想最典型的体现。不论是在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还是在与党内错误革命思想的斗争中,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斗争,毛泽东表现出来的高超的斗争艺术,都令人仰叹不已。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从湘潭韶山走出来的乡里伢子,为何能在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练就一身本领,并且将个人成就与全民族的解放等同如一呢?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有关整风运动的资料以后,试图从这个方面做一些思考。
本文所讨论的整风运动,专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也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以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为标志,整风运动一上马就造成了巨大的反响;1943年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发电报,批评肃反扩大化,运动略有收势;运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认识为止,才慢慢走下历史舞台。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惩前毖后”、“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以及“整风时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经历了思想革命到“肃反”、“清干”的转变,也经历了从上层交锋转入中下层的普遍化和扩大化,甚至出现了“抢救”的风暴,最终完成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下的团结统一,重建了以毛泽东为主宰的上层结构。不得不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重新造就了中共,也重新造就了自己。
在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中,毛泽东始终处在风暴的正中央。从分歧的由来,到斗争对象的确定,斗争的准备,斗争全面的开展,再到斗争目标的完成和斗争的收场,无一不体现出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智慧。这样的智慧,或者说思想,绝对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这之前,毛泽东的斗争思想一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成长。
冰冻三尺非一日寒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的分歧是由来已久的
自1927年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开始,一直到1930年,毛泽东主要是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政治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军队和武装问题展开。这一阶段出现的矛盾源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共做出的重大贡献,即就是在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式下,毛以其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由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彭湃等人遭遇失败,朱德等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成功的保障了根据地的相对安全,并借此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样的功绩使毛在一些场合下很有威信。这从1928
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然将其选为中央委员一事可见一斑。然而毛的存在,让共产国际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大部分革命同志之间有一层微妙的隔膜。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同志,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了崇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以尊崇和服从毛泽东来实现这一尊崇的。对于来自上面的各种思想,毛泽东结合现实和需要加以解释,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苏维埃地区。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地区的日益重视,其工作重心也逐渐向江西倾斜, 从莫斯科回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这些干部反映的情况,让中共中央逐渐对毛泽东形成了某些消极的看法。
早在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曾被中共中央视为异类。在苏区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军事上,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日渐加深。这样的分歧遍布了是否发展农民阶级加入党组织、如何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等各个方面。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尤其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项英在内的一批中央干部到江西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所谓“纠偏”,对毛之前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对毛在党内的威信构成了很大威胁。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 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可以视为毛泽东权威受到的一次严重挑战。类似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
自1931 年11 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1934年九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泽东竟凄然泪下!。
生死关头初露端倪
——毛泽东对党内错误思想与势力的初步抗争
1934年,中共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只能暂时放下自己对内争取正确立场的念头,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强敌。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是在上述的党内斗争中,毛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力逐渐被削弱,以致最终丧失。毛泽东意识,到这样的形势对自己对中共都是极其不利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上,毛泽东利用军队与自己绝对的共同点——对1934年后军事指挥的不满,利用自己在党内残余的威信,对博古一干人发难,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毛泽东顺利进入中央常委会。
宜将剩勇追穷寇
——抗争的延续与毛泽东党内、军内地位的稳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深深知道,只有政治立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将军事
指挥权掌握,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走到最高层。虽然毛泽东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军队的指挥权仍然在周恩来手里。1935年3月,打鼓场事件后,毛泽东毫不退缩,主动请缨,建议成立所谓“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事实上最高领导张闻天(博古已因遵义会议上的失利而失势)的同意。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人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在这段时间里,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不断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当时很有一些人对毛泽东迂回避敌的战术心怀不满,其中就包括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1935年5月上旬,林彪给“三人团”写信,表达红军中普遍存在的埋怨情绪,甚至到了要求改换领导,建议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面对这些,毛泽东再不会像在江西一样忍气吞声以致泪下了。结合张闻天的主张,毛泽东很快就将这样一股势头打压了下去,而且是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毛泽东就直斥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当然,在会议上毛也表达了对张闻天与彭德怀的不满。总之,借这一次会议,毛泽东完成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通过合法途径是自己成为了中共第一决策者,并且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式的斗争在这一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一成功是建立在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上的。
半路杀出程咬金
——莫斯科的政策干预与王明的回国
作为一直以来的革命先行者和意识形态的上级,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共和红军在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委的带领下摆脱困难,立足延安,并与国民党联合开展抗日斗争以后,莫斯科方面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成绩,另一方面对他这种所谓“经验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军事政策十分不以为然。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 年1 月, 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观点。王明在莫斯科对国内的具体活动一般不直接进行干预,但在从政策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确也着力不少。1937年,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正待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 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山雨欲来风满楼
——延安整风运动前夕的毛泽东
相比于王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毛泽东更像是一个“野八路”。在王明、张闻天、博古等人眼中,毛泽东的理论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难登大雅之堂。继得到党内的政治优势和掌握军权之后,毛泽东急需的还有一条。这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最后一项准备,也是毛泽东斗争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这就是争得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在延安,毛泽东阅读了一大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特别是《联共党史》这本为斯大林作传的党史教程,对毛泽东触动尤其之大。毛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教程,为自己的思想寻找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依据。再加上与梁漱溟的思想交流,让毛泽东对形势分析得更加明晰。毛泽东觉得,是时候拿出行动了。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开展“学习运动”的
号召,好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分之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后,毛泽东对准一直为王明、张闻天等人主导的中共理论、宣传部门,“挖墙脚,渗沙子”,要将王、张这批“学阀”、“党阀”从党的文宣阵地上赶走,至少不能再让他们完全霸占——要给毛泽东留出一片空间。
很快的,毛泽东就运用他一贯强势的作风,完成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在党内,毛泽东经常以“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一系列名词自如的指控党的其他领导人。从干部建设上看,胡乔木、陈伯达等毛泽东一手提起来的“理论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一切都向毛泽东希望的方向前进。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斗争思想到斗争大坏境的准备与安排上,一场大运动已是箭在弦上了。到这个份上,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为何会如此尖锐,如此充满斗争气息与火药味。
结语
斗争是一门艺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无疑超越了党内很多同志,不过,恐怕也只有毛泽东一人,才有如此的斗争欲望。延安整风运动最终以毛泽东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不是政治投机者偶尔的取巧,而是一个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的大手笔。我们可以从运动之前的历史足迹中,追溯到很多必然的东西。当然,也只有毛泽东和他不断成长的斗争思想,能够掌握住这些必然。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号.
[5]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