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意义

作者：马福元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04期

　　中图分类号 D614

　　“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以彻底否认“两个凡是”为突破口；以实践为立足点，对生产力标准所作的具体化说明。新判断标准的形成，标志着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对西部落后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认和对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说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富有实际的具体的内容。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我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别空洞的词句则成了人们检验真理的标准，最终使个人崇拜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就助长了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的出现。正如邓小平所说：“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页。）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正当举国上下需要正本清源、百废待举之时，有人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理论的说法。譬如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了教条，这种作法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格格不入。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违背了他自己原来提出的正确思想，也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因此，邓小平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这样做，不行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这就说明，“两个凡是”的提出实际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的基本原理。于是，邓小平明确地说：“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页。）接着，《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重申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而彻底否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判断标准，引发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恢复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从而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以便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制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路线、方针、方法和措施。正是在这样的统一认识下，全国展开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正如邓小平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全面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逐步形成，进而实现了四化建设中的重大转折，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举国上下掀起了第二次革命。

　　当然，在改革开放中又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问题；经济特区将要发展的道路问题；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等等问题。对此，邓小平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了科学说明。尤其是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首先要采取一系列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体制。因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人民挨饿，国家受穷。所以，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有一些闯的精神，“冒”的精神，甭管它是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实际上是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以人民答应不答应为目的，以国家强弱为目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所作的具体化说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得来的，这是经过近20年来的实践所检验证明了的，最富有实际内容的客观标准。

　　二、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来衡量和科学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形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第一”观点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西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状况进行正确估计和科学分析的理论根据。

　　（一）西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要谈生产力发展状况，不仅要对内地、沿海发达地区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判断，而且对西部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要作出科学分析。既要注意生产力系统中关于物的因素变化，还要重视其系统中的人的因素的培养。因此，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发展了，就得从全国的总体上去把握，尤其是对西部民族地区要进行全面科学地分析，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准确答案，防止以点代面错误结论的形成和简单化的出现。

　　之所以说西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首先是因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无论是物的因素，劳动对象的扩大，劳动资料即生产条件、设备及工具的更新，还是人的因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人才的培养等都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涉及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沿海、沿边地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发达地区人民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促使着少数民族群众走出山寨、边远贫穷区域，迈入平川、发达富裕之地。学科学，传经验，吸信息，变观念，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推动了当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再次，观念上的更新，经济总趋势上的发展，使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无论是物的因素，还是人的因素都在沿着积极向上的趋势发展，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与党和政府在西部民族地区设立的多种专项基金扶持和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过去基本上没有工业的大多数民族地区，目前已建成大批包括许多国家重点项目在内的工业企业，有力地加速了民族地区经济形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上的多样化。是反映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一个主要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7页。）“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从而纠正了以往“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确立了以经济是否发展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的根据，把生产力水平是否提高作为判断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核心和任务来抓。这样以来，一方面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二）对民族地区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沿海、内陆发展较快的省市，从来没有断绝过同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对内改革的大潮冲跨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封闭堡垒，给发达地区带进了新鲜活力，为民族地区注入了新的血液。具体表现在：首先，民族地区的开发利用为内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民族地区占地面积是整个国土总面积的63.7%，而且在广阔的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森林面积达2.86亿公顷，占全国的89.6%；水利资源蕴藏量达35,334万千瓦，占全国的52.3%；煤炭占6%左右；石油、天燃气、各种金属矿产储量巨大。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黑金属和有色金属基地。其次，多年来的经济交往，使民族地区以特有的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的经济互补，共同构成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247页。）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民族地区资源十分丰富，但尚未变成经济优势。一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绝对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最后，在党和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下，为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而建立的工业体系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最重要的是自60年代以来，国家集中力量在民族地区投资兴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以交通、煤炭、电子、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以机械、电力、化工为龙头，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与全国经济大动脉相连，融为一体。既为综合国力的提高尽了义务，又带动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判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事业是否向前发展只能以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为标准 从横向比较来看：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存在，甚至有拉大的趋势。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生活水平肯定没有发达地区的高。这是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处在深山、石山、荒漠、高寒、黄土、边疆等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加之历代统治者开发利用不够，至今人畜饮水不足，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经济基础薄弱，信息反馈不灵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经济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但从纵向比较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利用计划经济手段，集聚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中西部民族地区兴建的许多大中型原材料和重加工工业基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交通运输和电力事业的发展直接为民族地区群众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方便，但就民族地区的国有企业本身来讲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如滕品文教授在《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的思考》中说：“主要是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出在机制不活、结构不合理、管理薄弱、负担沉重。”（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53、54页。）只有认清这些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抓住机遇，也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逐步消除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再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八五”期间，8个民族省区国民生产总值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其中，1994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20元。（注：《法制日报》，1996年3月23日。）在8个民族省区中，广西发展速度最快。新疆、内蒙古人均占有粮食位居全国前列。但这并不否认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立的全国592个贫困县中有257个县、旗（市）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占国家重点贫困县总数的43.4%。在全国贫困人口8,000万人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有3,500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43.75%。而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01%。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35.7个百分点。（注：《民族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6年第4期，第44页。）对此，邓小平指出：“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所以，今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重点仍是经济建设问题，其试金石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三、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来指导西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民族地区将要从事的各项事业都要围绕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展开

　　1.广泛引用科学技术新成果，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对象有利于该地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人们常说，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这是当前要走的一条正确道路。但仅有这一条还不够，很难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生产力三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唯物辩证法关于系统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来看，任何一个要素都对系统起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广泛引用科技成果，扩大劳动对象，必定能够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例如，在容易发展农业的地方，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加强新品种的培养，杂交水稻的扩种，地膜覆盖和水稻旱育技术推广的同时兼搞养殖业、种植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定能走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单项经济发展之困境。早在1995年5月26日，李鹏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做好动植物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工作，特别是加快推广新的栽培技术，饲养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促进农产品及其他农村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注：《新华文摘》，1995年第7期，第6页。）

　　2.扩大投资，改善生产工具、动力能源和信息交流系统，更新劳动资料是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标准。众所周知，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电力缺乏等原因制约着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家应继续扩大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的倾斜力度。“尽快安排进藏铁路工程，增修平行于陇海线的东西铁路通道，进一步改善欧亚大陆桥运输条件。公路建设要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由国家安排增修或改建、扩建一批牧区、山区县乡公路，修建一批西部中心城市间的高速公路，有计划地打通同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陆空运输。云南、西藏等边境省区还要加快发展电力工业，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通信基础设施亦应由国家统筹安排，尽快改变西部民族地区闭塞落后状况”（注：《民族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6年第2期，第45、20页。）势在必行。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也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3.拓宽渠道，采用多种形式，大力扶持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实施科教兴国的重要环节。在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的办学体制下，西部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教育体系，为该地区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输送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及时地了解并适应社会发展，学校教育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的不同要求，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办学，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保证教学质量。方法上既可以走国家、地区、工矿企业及其他社会系统集资办学，也可以从私人手中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教育事业，鼓励个人办学。在形式上可以采用委托培养、自费、企业自办等。尽最大的努力使所有的学龄儿童及成年人都能获得素质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该地区各族青少年的文盲率。还可以加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一来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学员，实现高等教育；二来可以为当地培养学有所用、发挥专长的劳动力后备军。还可以用电影、电视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强化科技致富意识。照此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和运用科技致富的能力。培养了有知识的劳动者，不怕没有对劳动对象的开拓者、劳动资料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及早树立科技兴国的战略意识，才能有利于西部民族地区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既是党和国家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西部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所在。

　　（二）大力开发和利用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优势，既有利于民族地区综合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综合国力是评价一国生存与发展实力的综合指标体系，是一国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集中表现在：一是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如水泥、棉布、煤炭等主要工业品和谷物、棉花、油菜籽、肉类、蛋类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二是国内生产总值。三是科技实力、国际实力和资源实力等主要指标。从总趋势来看，党的十四大以来的5年中，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排位已从80年代的第十一位进入世界六强。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缩小了我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而且缩小了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距离。

　　当然，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多种原因决定的，其中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开放利用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西部民族地区不但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而且大多数处在边疆地带，有着对外开放的天然优势。在8个民族省区中，广西开放较早，发展速度最快，总量由全国排列第20位上升到第15位，农民平均纯收入由第18位上升到第13位。新疆棉花总产量达88.5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20.8%，总产量和人均占有棉花居全国第一位。新疆、内蒙古人均占有粮食位居全国前列。所以，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利用在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显要地位。

　　在此，以新疆为例来说明对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利用的重要性。“据了解，从新疆运出去的资源，数量最多的是石油、煤炭、棉花、原盐”。（注：《民族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6年第2期，第45、20页。）但从新疆地区的丰富资源来看，部分资源尚未开发出来，如煤炭资源、云母资源的开发有限。某些资源虽已开发，但就地消耗掉的较多，对国家的贡献还不大。在这一现实面前，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如何开发新疆、建设新疆是一个关系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问题。扩大范围来讲，如何开发利用西部民族地区、建设民族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关系到能否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

　　为了使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及早变成经济优势，必须加强西部民族地区与沿海内地的多方联合，这是由双方各自的优势条件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地下资源，但受资金、技术、人才及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使很多自然资源长期处于潜在状态，未能形成现实的经济优势。沿海、内地的发达省区则拥有相当大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这就意味着只有加强东西部的多项联合，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各自优势的尽量发挥，资源上的合理配置。因为，从产业结构上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一产业比重大。在第一产业中从业人员占73%，第二产业占12%，第三产业占15%。工业发展起步迟、起点低、基础薄弱。就工业内部而言，除广西外，其他省区都是重工业结构，其中以机械、军工和原料加工为最多。但技术相对落后，深加工有限，日用生活资源和轻工业产品大部分需从内地调入。就工业发展较快的新疆来看，“新疆重工业尤其是工业设备基本上还得依靠内地运进，五交化、日用百货的50%至今还要从内地调进。”（注：《民族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6年第2期，第45、20页。）这一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多项多方面的联合，才有可能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改进。同时还可统一市场，繁荣区域经济。如兰州义乌商贸城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统一市场的调节下，既加快了信息交流，搞活了市场流通，又带动了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三）只有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的物质生产力，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才是消除东西差距，解决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

　　由于种种原因，西部民族地区实际上是贫穷落后地区的代名词。因此，在今后各项民族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中，尤其要以是否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千方百计扩大劳动对象，在牧区引进科学繁殖和农林产品，在农区通过科学种植，增加新品种，以丰富和改善民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据统计，1994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收入平均为944元。其中内蒙古200万少数民族牧区，年人均纯收入为1,664元，高于全国农民38.64%。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87.87亿元，比上年增长20.3%。但今后的发展中还得加大对劳动对象上的研究，寻找有效途径，设法全面提高。其次，随着劳动资料的更新，基础设施的改观，方便了民族群众同外地的经济文化交往，也逐渐改变着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例如，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和平解放后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西藏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已建立了电力、轻工、纺织、化工、建材、机械、森林加工及民族工艺等多种行业。据介绍“国家先后投入40亿元巨资建设西藏交通，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地区行署所在地为枢纽，以川藏、青藏、中尼公路为主骨架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西藏80%的县可以将电话直拨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民族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6年第6期，第47页。）这就说明，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至今没有铁路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制约着民族经济和其他事业的腾飞。再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逐步发展和科普知识的推广，使民族群众的素质有所提高。相应地体现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良好民族形象的树立。尤其是对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认可，活跃着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通过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等活动使文体与经济直接挂钩，紧密相联，融体育、文艺和经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观念的更新，精神状态的变化。同时促使着商品贸易、科技发展、文化教育和人才的交流、信息的反馈，也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内容。

　　综上所述，通过对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开发，人才的培养、科技的加强、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倾斜，使民族地区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以来，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又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其归根结底有利于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前后一致、首尾相接、内在统一的表现，也是走共同繁荣富裕之路奋斗目标的真实体现。所以，“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民族地区乃至全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新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介绍：马福元 西北民族学院经济系 兰州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