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特刊|五塔寺金刚宝座塔

真觉寺

金刚宝座塔

真觉寺，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西的高粱河北岸，因寺内存有一座金刚宝座塔形制的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整座寺院坐北朝南，前倚高粱河，河临大道，“夹道长杨，绿荫如幕，清流映带” ，风景极为秀丽，明清之际即已成为著名的游览圣地，众多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忘返，赋诗赞颂。现在虽已殿宇无存，原貌尽失，但从伫立在寺院中心宏伟的金刚宝座塔上，仍然可以领略到真觉寺与金刚宝座塔厚重而辉煌的历史。

　　一、关于兴建时间与缘起

关于真觉寺和金刚宝座塔的兴建时间学术界说法有三：

▲ 一说建于元代，主要依据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须弥座下沿刻有中统三年(1262)八思巴致忽必烈皇帝的新年“吉祥海祝辞”，这种观点认为真觉寺是在元代大护国仁王寺旧址上建立的，而金刚宝座塔的塔基正是大护国仁王寺元初覆钵式喇嘛塔——庆安塔的塔基，其须弥座亦大部分为元代遗构。这在明代的《燕都游览志》也可找到佐证。但这一说法仍有疑问：一则从地理上来看还有待考证上，并不确凿；二则无论从金刚宝座塔的形制还是雕刻题材来看，都是按照金刚宝座塔的规式和涵义制作的，与元初喇嘛塔相矛盾的，形制上，须弥座（连同整个台基）的横截面呈“?”，这种形制并不见于喇嘛塔底座，雕刻题材上，主要是五方佛的坐骑及其三昧耶形，也与覆钵式喇嘛塔无关联，而是与金刚宝座塔的涵义相吻合的。

▲ 二说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据《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永乐年间，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来华，向永乐帝“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于是永乐帝特在北京“西关外”建真觉寺，并命工“创治金身宝座”。但由于工程浩大，金刚宝座塔在永乐年间并未完成。后于成化九年（1473），又重新加以敕修，金刚宝座塔也终于竣立完成。明代于奕正撰写的《帝京景物略》中更加明确地提到永乐帝特为班迪达而建真觉寺，“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送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时期礼部尚书姚夔的一则碑记中的记载也较为一致。清代的《康熙宛平县志》及此后的大部分文献都延续此说法。

▲ 关于真觉寺的建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建于明代宣德年间，主要源于明代万历释镇澄著的《清凉山志》中“大圆照寺”所记，其中明确提到印度僧室利沙于宣德初年圆寂后，宣德皇帝为其建塔分藏舍利，“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基，建寺曰圆照”。 建塔的残碑仍存于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证明了确有在宣德元年（1426）为室利沙敕建墓塔一事，但是否在宣德年间兴建真觉寺还需进一步证实。在此需提及的是该塔并非金刚宝座塔，而是位于金刚宝座塔西南侧的一座僧塔。《补续高僧传》大致与《清凉山志》成书于同一时期，但对室利沙的撰述更加详尽，专列“大善国师传”，详细记录其生平，对其所授僧职和入中土、赴五台山、圆寂等一系列事迹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更为有据可查，其中记载室利沙于宣德丙午(1426)正月十三日圆寂后，帝命“收舍利于香山乡塔而藏之”，香山乡塔在真觉寺内。但并未提及为其建真觉寺一事，因此《清凉山志》关于真觉寺兴建于宣德年间的说法并不充分。

由上可知，关于金刚宝座塔的建立，永乐说的证据则显得更加合理，即兴于永乐，成于成化九年；而真觉寺的建立时间则并不确定，本文亦不作过多讨论。

　　二、关于金刚宝座塔和五方佛

由《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可知，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样式主要源自印度梵僧进贡的“金刚宝座之式”，这种塔式即为印度菩提迦耶大塔（Mahabodhi）。菩提迦耶（Bodhgaya）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10公里，因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于此菩提树下成道证悟之地而成为八大佛教圣迹之一。最早的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在此为菩提树修建一圈木质栏杆，这在公元前1世纪的著名巴尔户特佛塔（Bharphut stupa）石栏雕刻上得到了反映。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菩提迦耶寺建于公元2世纪，菩提迦耶大塔则可能是5或7世纪时摩揭陀国王所建的原型，因佛成道时所用台座被称为金刚宝座，具有金刚不坏之意，因而菩提伽耶塔也称金刚宝座塔，其基本形制为下方承以方形台基，上部为五座佛塔，中央一座大塔，四角各列一小塔。7世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即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菩提伽耶寺，其中的菩提伽耶大塔：

“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甎涂以石灰。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或连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铜阿摩落迦果(亦谓宝瓶又称宝台)。东面接为重阁。檐宇特起三层。榱柱栋梁户扉寮牖。金银雕镂以饰之。珠玉厕错以填之。奥室邃宇洞户三重。外门左右各有龛室。左则观自在菩萨像。右则慈氏菩萨像。白银铸成。高十余尺。”

从中能够获悉当时菩提伽耶塔的建造规模、材质、形制等基本资料，如塔壁上有多层佛龛、宝瓶式塔顶、东面建筑为重檐等等，这些为研究金刚宝座塔提供了佐证。该塔于此后历经损毁和重建，其中缅甸国王曾于11世纪末和13世纪末出资维修过两次。19世纪70年代，缅甸佛教徒在当时孟加拉国政府的协助下，也对其进行修复过，1881年印度考古调查队再次对其整修，这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

由于菩提伽耶塔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一种对佛成道圣地的敬仰，大量菩提伽耶塔及其寺院的模型应运而生，至少可以追溯至11世纪末，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材质多样，主要见于木质、石质和金属质地，制作工艺上，也有整体雕刻和成批的零件组装之分，地域上分布也十分广泛，不仅见于印度、西藏等地，即便在遥远的明代内地宫廷也见有收藏和制作。至今西藏那塘寺(sNar thang)还保存有一组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木、石雕菩提伽耶塔模型，颇为珍贵，关于艺术风格，宿白和海瑟·噶尔美两位学者均认为它属于纯印度作品，然而根据Ulrich Von Schroeder先生对菩提伽耶塔模型的研究，认为此塔已经参杂了中国的装饰元素，属于11世纪末以后的作品，由于无缘亲见，所以暂且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无论产自何地，这组作品对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少在时代上，它与永乐年间印度梵僧所贡模型是具有交集的。模型本身即透露出诸多信息：

▲ 一是明确了菩提伽耶塔的朝向为东方，这一点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

▲ 二是从遍布在菩提伽耶塔身的图像上看，主要为佛证道和佛传题材，并未体现五方佛的思想体系；

▲ 三是塔室内部空间呈狭长的长方形，并非中心柱式。这些均是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相区别而应特别予以关注的地方。

金刚宝座塔的图像在我国流传较早，早在北周时期（557-581）敦煌莫高窟428窟的壁画中，即已出现高台上置五塔的塔式，但作为建筑样式，则传入中国较晚，这种形制在我国现存有近十座，山西五台山圆照寺喇嘛塔（1434年）、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塔（1458）、湖北襄樊广德寺多宝如来塔（1494-1496）、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灯寺塔（1727-1737）、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1748）、北京玉泉山妙高塔（1736-1795）、西黄寺清净化城金刚宝座塔（1782），大多修建在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之后，五塔的样式并未完全依照菩提伽耶塔，更多融合了自身创造，有覆钵式喇嘛塔，也有密檐式汉塔。

五方佛思想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宇宙观，其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佛教神系的完备和系统化。五方佛体系形成于7-8世纪，伴随《大日经》、《初会金刚顶经》等经典的出现而最终完成。五方佛又称五佛、五智、五智如来、五禅定佛，有金刚界和胎藏界之分，金刚界五方佛，包括大日如来（Vairocana）、阿閦如来（Aksobhya）、宝生如来（Ratnasambhava）、无量寿如来（Amitabha）、不空成就如来（Amoghasiddhi）；胎藏界五方佛则有大日、宝幢、开敷华王、无量寿、天鼓雷音。藏传佛教密教中，主要以金刚界五方佛为中心。

五方佛思想与金刚宝座塔的结合，据谢继胜教授认为，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即已出现实例，《贤者喜宴》和传为阿底峡发掘的伏藏《柱间史》中即多处记载五个顶宝塔和五尖塔（mchod rten rtse lnga），应为金刚宝座塔式，《柱间史》中还明确提到松赞干布曾填湖修建五个顶宝塔以安置五方佛与五佛母，这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五佛分为五塔”的布局思想如出一辙，

永乐年间西梵班迪达将金佛五躯与金刚宝座塔之式一同供入宫廷，也体现了对金刚宝座塔同样的理解。

　　三、关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与菩提伽耶寺相仿，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同样坐落于寺院的中央位置，为四周殿宇建筑所围绕，向前可以俯瞰前大殿、天王殿、山门直至牌楼，向后则回望中大殿与后照殿，左右两侧又夹以行宫和宪宗皇帝生葬衣冠塔，呈现出众星捧月之势。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局充分体现了永乐帝为塔建寺的初衷，突出了金刚宝座塔在真觉寺中的重要地位，在内地寺庙中也是独树一帜。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为砖、石结构，内砌灰砖，外筑汉白玉，其形制基本参照了菩提伽耶塔的样式，下部承以高台，上部分布五座佛塔和一座罩亭，基台在横截面上呈“?”，即在南2.1米处有一近30厘米的收腰，这与菩提伽耶塔也是形制一致，只是内收程度略浅，其用意在于划分基台的内部空间。建筑全高约16米，台基南北长18.6米，东西宽15.73米，宝座与其上中塔的高度比例接近1：1，五塔高度也较相近，因此该塔整体给人以庄重秀丽的感觉，而不同于菩提伽耶塔的高耸峻峭之感。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正面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线描图

宝座部分

金刚宝座塔下部的高台，即宝座部分，高约7.7米，其下承以50厘米的台基。宝座分为须弥座和塔身两部分，须弥座高约1.8米，由下至上分别为圭角、下枋、下枭、束腰、上枭、上枋六个部分。

金刚宝座塔须弥座

圭角为典型的明代云纹装饰，边角圆润。下枋阳刻一周兰札体梵文，若干字一组，每组之间以十字交杵间隔。上枭和下枭出挑较深，各雕一圈八达玛，即藏式仰、覆莲瓣，莲瓣肥厚，纹饰富丽典雅，为15世纪较流行的莲瓣样式，其中下枭的皮条线上还刻有一周藏文，据黄颢先生考证藏文内容是元中统三年(1262)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祝辞——《吉祥海祝辞》，文字中间装饰三股金刚杵纹和菱形纹饰。上枭的皮条线则主要为独股和三股金刚杵纹饰，金刚宝座塔中出现的金刚杵无疑寓意护持宝塔，驱除外道邪魔的作用，与曼陀罗（mandala）中的外沿一圈金刚杵功用相同。须弥座中间的束腰部分较深，比例较大，约占须弥座整体的1/3，雕刻题材主要为金刚界五方佛的坐骑及其三昧耶形、四大天王及降龙、伏虎罗汉等，以金刚杵代替了须弥座常见的昆柱来作为分割元素。这些形象均以减地平钑法雕刻而出，手法细腻，形象逼真，宛若天成。束腰上五方佛的坐骑的分布，规律十分明显，主要按照密教瑜伽部中五方佛的方位排列在南西北东四面上。密教瑜伽部的经典《初会金刚顶经》（Tattvasamgraha 7世纪末）中最早对以大日如来为中尊的五方佛及各自身色、真言、印契、曼陀罗做出规定，无上瑜伽部密教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Guhyasamaja）对其各自明妃进行了明确，其后又逐渐融入五蕴、五智、五大等思想。20世纪上半叶印度学者B. Bhattacharyya对五方佛体系进行了整理，详见下表：

（点击可看大图）

五方佛图像在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具体表现上，不同于一般世俗对于方位的理解，而是依据曼陀罗中四方的概念，即塔的正面，即南方，对应的是五方佛中东方的阿閦佛，依次类推西面对应南方宝生佛，北面对应西方阿弥陀佛，东面自然就是北方不空成就佛，大日如来居于中央，在图像表现上则与东方阿閦佛和西方阿弥陀佛同时出现。

五方佛的坐骑和三昧耶形同样按照这一秩序相应分布于四面，如下图：

具体方位

南

西

北

东

代表佛

阿閦佛（大日如来）

宝生佛

阿弥陀佛（大日如来）

不空成就佛

图像（由左至右）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象

宝瓶莲花

法轮

宝瓶莲花

法轮

摩尼宝珠

孔雀

摩尼宝珠

狮子

金刚杵

狮子

金刚杵

券门

马

券门

金翅鸟

法轮

法轮

马

金翅鸟

狮子

金刚杵

狮子

金刚杵

法轮

摩尼宝珠

孔雀

摩尼宝珠

象

宝瓶莲花

法轮

宝瓶莲花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从中可以总结出三个规律：

▲  一是在每一面束腰的两端都饰有一个羯磨杵，羯磨杵在此出现，已不单纯是作为能够代表不空成就佛的三昧耶形，而更多的是体现了对坛城的护持功能，因为在佛教仪轨中，羯磨杵象征绝对的定力，具有摧破十二因缘之力，通常被安置在修法大坛的四角，成为坛城不可撼动的支撑物和地基。

▲ 二是五方佛的三昧耶形排布规律虽不明显，主要集中在东西两侧，但却比较完整，仍能够与五方佛一一对应，实为难得。

▲ 三是对大日如来的强调。作为中尊的大日如来一直贯穿于束腰的四面，或以三昧耶法轮的形式出现于东西两面的中心位置，或以法轮与坐骑狮子结合的形式排列在南北券门两侧，很明显地反映了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密教瑜伽部思想。

在东西两面近于南端的束腰部分，也即相当于过室部分，还雕刻有四大天王，西面为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东面为持国天王和增长天王

金刚宝座塔须弥座东面束腰部分之持国天王与增长天王

持国天王与增长天王线描图

王头戴五佛宝冠，身穿甲胄，武士装扮，披帛飘举，手持各种武器，垂足坐于莲座之上，之所以采用这种坐姿而非汉地常见天王的站姿，主要是为了适应束腰部分扁宽的形式；在收腰处，东西各雕有汉地佛教中常见的降龙和伏虎罗汉，西面的伏虎罗汉人物刻画极为生动传神，背景还采用了汉地绘画中习见的枯石兰草题材，具有极强的汉地艺术风格。收腰部分将基台的内部空间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过室，外壁装饰以四大天王与降龙、伏虎罗汉，类似于汉地寺院中天王殿和护法殿的功能，后为供奉佛像的中心柱式塔室，也即相当于佛堂，有力地证明了金刚宝座塔是一座塔庙结合的建筑，这也是金刚宝座塔传入中国后，与汉地佛寺建筑相融合的表现。此外，在南北券门两侧还刻有莲托八吉祥纹饰，每两个宝物上下为一组，共四组，分置在四面侧壁上，纹饰雕刻极为繁密细致，延续了永乐时期莲托八吉祥纹饰的时代特征。

金刚宝座券门两侧莲托八吉祥纹饰

须弥座以上的塔身部分共有五层，每层之间“以檐为界” “龛列佛像”。檐头仿自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椽子、沟头、滴水清晰可见，这种“以檐为界”的柱龛形式，早在6世纪云冈石窟中即已出现。每层檐下刻若干佛龛，12至22个不等，每龛龛顶置有华盖，之间列宝柱，柱子为14、15世纪的西藏和内地藏传佛教唐卡及壁画中尤为流行的宝瓶卷草式，形制主要因袭印度建筑柱子样式，柱下为宝瓶，柱身由上至下逐渐收缩，缠绕卷草，其中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建筑元素，在柱上刻出一斗三升的斗拱结构，与上部的汉式短檐融为一体。在每层佛龛的下部都刻有一周圭形的岩山，即铁围山，岩山错落排布，可辨认出内外共三重，据5世纪的《阿毗达磨俱舍论》，整个宇宙都被包围在铁围山中，在塔上多出现在塔基一周，明代佛塔中较为常见。

塔身的四面佛龛共有378个，每龛各置一佛，均为五方佛题材。这些佛像的排布规律十分清晰，大致按照纵向基本保持不变、横向以五方佛的顺序依次排列，但也有十余处排列并不规则，有的甚至已经遗失，或在材质上也异于其他佛龛，明显是经过后人补修或调换的。览诸真觉寺历代重修记录，推测这些错位或调换痕迹极有可能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和二十六年（1761）对真觉寺的两次敕修时所为。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帝为给母崇庆皇太后祝寿，曾先后对真觉寺进行两次敕修，尤以后一次规模最大、耗资最多，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奏案》中还明确提及“成造粘修……金刚宝座塔台一座，宝塔五座，重檐亭一座”。此后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至二十七年（1938），北平政府也对其进行了修缮，但据“正觉寺金刚宝座修缮工程碑”记载，其修缮仅包括增修院墙、门楼、两侧门房以及收回地基，并未涉及金刚宝座塔的修补。

每一佛龛与龛内佛像的石板并非整体雕刻的，而是分体制作，然后拼在一起的，说明这些佛像有批量制作的性质。佛龛造像的特征明显，每尊佛像除手印有所区别外，其他特征基本相同。龛沿均呈连弧尖拱形，并饰有七珍纹样，中间佛像结跏趺座于莲座之上，肉髻螺发，面目方广，五官开阔，眉眼之间略带微笑，袒右袈裟，背光呈桃尖形或舟形，背龛肩部有类似于飘带的装饰。在雕刻手法上，同样采用减地平钑法，但相较于须弥座上的动物和植物等题材，其雕刻水平稍逊一筹，阳刻表面的阴刻线略显繁琐，衣纹刻法过于程式，对人体的表现也并不精道，头大身小，尤其对双耳的表现略显笨拙

金刚宝座佛龛佛像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制作工匠的来源和水平有所不同。

值得提及的是，在每一佛龛的两侧均镌刻有供养人的题记，由于自然风蚀以及人为破坏，大部分题记已经损毁或漫漶不清，能够辨认的只有几则，弥足珍贵，这些题记主要以“……施财造”的形式出现，供养人的身份主要为供职于御用监、供用库、浣衣局一类皇宫内廷的信官，职位较低微，如“御用监□□董父香施财造”、“浣衣局信官黎宝施财造”、“供用库信官毛彬施财造”，但其中也有僧人，如“西天经厂信□北九巨力施财造”、“……塔室力施财造”，两则位置极为接近，从题记姓名来看，为印度梵文的音译，加之前一则出现明代三大经厂之一的西天经厂，因而可以判断两人身份应是西天僧无疑，这与成化年间真觉寺住有西天僧的史实是相符合的，据考证永乐年间贡奉金刚宝座塔式的西域梵僧即是一位西天僧，其名为“室利沙”，圆寂后，其舍利即葬于真觉寺内，法脉也以真觉寺为基继续弘传，本文在最后部分会对进贡金刚宝座塔之式的西天梵僧进行论述。

宝座的南北正中各辟一六拏具券门，

金刚宝座券门六拏具

高度约占宝座高度一半，南面门券上方嵌有铭刻“敕建金刚宝座大明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造”的长方形匾额。门券上的六拏具有上至下左右对称排布，分别为金翅鸟、龙女、摩羯鱼、戴翼狮羊、狮子和象，其中摩羯鱼、狮羊、狮子和象每一形象均下承莲座，周边布满卷草图案，雕刻细腻，手法圆润，与须弥座下的雕刻工艺相得益彰。六拏具原为一种背龛样式，主要由金翅鸟、龙女、摩羯鱼、童子、独角兽、象六种形象构成，具有六度之义，在图像上，各形象并不固定，至18世纪趋于稳定，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量度经解》中对其作了专门的解释，六拏具传至内地后，由背龛延伸到门券的装饰上，最早在元代居庸关过街塔上出现，真觉寺即是延续这一传统，但在图像上有所不同，以狮子代替了童子的形象，风格上，也更趋恬淡典雅，少了许多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猛力之风。六拏具两肩上还饰有中国传统吉祥图龙凤纹，南面为云龙纹，北面为云凤纹，有机地将汉藏两种文化和艺术融为一体。

宝座内部空间可以分为前面过室和中心塔室两部分，整体呈“凸”字形，过室天顶有一盘龙藻井，象征金刚宝座塔皇家敕建的地位，两侧各设有券门，通向上层台座的四十四级旋梯。塔室与菩提伽耶塔长方形塔室不同，中心立有四面开龛的中心柱，每龛各置一佛，南面为释迦牟尼佛，其上为檐龛，西面为阿弥陀佛，北面为燃灯佛，东面为药师佛，其中除北面的燃灯佛为十世班禅所敬献的铜像，其余三面佛像均为建寺之初的石雕像。在图像上，巧妙地将纵横三世佛组合在一起，合理地利用了塔室空间。这种中心柱式印度的支提窟演变而来，最早出现在4世纪的龟兹地区，主要用于礼佛。缘梯而上，两侧旋梯各有两处转角，第一处转角顶部各盘龙藻井，第二处即接近台座之处则各有一阳刻法曼陀罗，两方曼陀罗均为八瓣莲花式圆形构图，四角各置四大天王种子字，每一莲瓣内有一蓝扎体梵文，东侧为五方佛及其佛母曼陀罗，可与金刚宝座塔的义理相应

金刚宝座塔东侧旋梯藻井曼陀罗

西侧为一圈某一尊神的梵文咒语，未能辨认

金刚宝座塔西侧旋梯藻井曼陀罗线描图

登出旋梯，最先抵达的是方形重檐琉璃罩亭，该亭为典型的汉地建筑样式，其琉璃瓦经乾隆二十六年重修。

五座小塔

台座之上安置五座重檐宝塔，一大四小，大塔立于中央，四小塔分置四角，五塔均为四方密檐式塔

金刚宝座塔五座小塔俯视图

均下承须弥座，中部四面开龛，上坐密檐，在高度上相差不多，中塔高约8米，上檐十三层，与菩提伽耶塔模型一致，四塔高约7米，密檐十一层。虽文献记载五塔分置五佛，但在图像分布上，五塔基本一致，并未体现五方佛的具体方位，而更多地透露出佛成道证悟之意。

五塔须弥座的样式、表现手法与基台须弥座一致，只是在束腰处，表现五方佛的三昧耶形明显减少，但五佛坐骑仍按照各自的方位保留下来。四角小塔须弥座的图像完全相同，均为：

具体方位

南

西

北

东

代表佛

阿閦佛（大日如来）

宝生佛

阿弥陀佛（大日如来）

不空成就佛

图像（由左至右）

象

宝瓶莲花

孔雀

宝瓶莲花

狮子

马

狮子

金翅鸟

摩尼宝珠

羯磨杵

法轮

法轮

狮子

马

狮子

金翅鸟

象

宝瓶莲花

孔雀

宝瓶莲花

显然这里并未将五方佛的三昧耶形与其一一对应，只是对莲花较为强调。中央大塔的西、北、东三面均与此一致，只是南面，即正对罩亭出口的一面稍有差异，未出现狮子和摩尼宝珠，而是以佛足和缠枝莲托八吉祥替代，旨在向朝圣的教徒示意佛的圣迹在此。佛足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足迹遍布四方，寓意佛教的威力广披，作为瑞相的八吉祥与佛足图像的组合在早期佛教艺术中即已出现。不同与宝座，每座小塔须弥座的上枋处均有一圈蓝扎体梵文。

五座小塔的中部为佛龛部分，在图像上，每塔四面均为同一种题材，即中间一龛两旁各置一菩萨、一菩提树。龛内为触地印释迦牟尼佛，表现佛成道证悟之像，图像风格与塔室内造像一致，释迦牟尼佛着右袒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之上，左手作禅定印，右手触地，马蹄形头光，虽仍头大身小，但五官与肢体表现得十分圆润、饱满，并不显得笨拙，宁静中蓄积着力量。佛龛上刻六拏具形象，其造型亦与宝座券门如出一辙。佛龛两旁的胁侍菩萨为明显的印度艺术风格，火焰式背光，发髻高耸，头戴宝冠，宝缯上举，眉弓呈圆弧形，双目微含，嘴角上翘，面部体现了内地佛像造像特征，圆形耳铛垂于两肩，上身裸露，小腹圆鼓，身披璎珞，双手当胸作妙供养印，披帛搭于两臂自然下垂，下身衣着为丝绸质感的汉地服饰，恬静地立于莲座之上，臂钏、腕饰、踝饰一应俱全。左右两棵菩提树，寓意佛于菩提树下成道之意，树间饰摩尼宝珠等物。这些雕刻的表面发现有斑斑的红色凝结物，应为 “血料”，即在该塔完工时，用猪血和上腻孠和面粉加糯米汁调匀，再刷于塔身上多次贴麻布刷大漆，用以保护石料，不过现已经剥落殆尽

金刚宝座塔小塔佛龛及浮雕

佛塔上部为密檐层龛，龛内为五方佛题材，佛龛数量由下至上逐层减少，每层密檐四角均挂有铜铃。塔顶置有铜质覆钵塔式塔刹，覆钵上有梵文经咒，但已风化难以辨认。

台座外缘围绕一圈圭形岩山，岩山高66厘米，厚12厘米，寓意明显，将整个台座视为宇宙，一大四小的五塔视为宇宙中央的须弥山和它四方的四大部洲，这样理解也并不为过。

　　四、关于室利沙和钱义的考证

室利沙，汉文文献中也称“实哩沙”、“实哩沙哩卜得啰”，是与真觉寺及金刚宝座塔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对金刚宝座塔的兴建以及真觉寺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清凉山志》和《补续高僧传》中所记载，室利沙为东印土拶葛麻国王之子，年少时“聪敏不凡，而百无所欲。唯见佛法僧则深起敬信”，遂于十六岁时出家为僧，出家后“资受学业，习通五明，阖国臣庶以师戒行精严，智慧明了，称为五明板的达”。他曾于永乐十二年(1414)来华，“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并永乐十五年(1417)奉命游五台山。返京后，又在武英殿受到永乐帝的召见，“天语温慰，宠赍隆厚，授僧录阐教”，永乐二十二年(1424)，“仁宗昭皇帝举荐扬大典，师掌行，特授师号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赐金印宝冠供具仪仗”。宣德元年(1425)“宣宗章皇帝举荐，亦命师掌行”。宣德元年（1426）正月十三日圆寂，“上闻，痛悼之。御祭火化，敕分舍利为二。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宁基，建寺曰圆照”。这是对室利沙一生事迹，尤其是游历于中土种种活动的详细记载。由此可知，室利沙在圆寂后其舍利曾被藏于真觉寺塔内，但是不仅如此，通过一番追索，可以发现其生平的一些重大事迹与文献中记载的敬献五佛和金刚宝座塔样式的西番班迪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两则史料为证，一则是清代《日下旧闻考》中收录的姚夔碑记，另一则是明末《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真觉寺。姚夔碑记载：“永乐中国师五明班迪达召见于武英殿，帝与之语悦之，为造寺”。此碑至清初仍立于五塔寺内。《帝京景物略》中真觉寺一则也有载：“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送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综合两则史料，其中所记载的班迪达受永乐帝召见的“永乐中”时代、受封大国师以及特为其建真觉寺诸多关键因素均与《补续高僧传》中的室利沙相吻合。但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关于明代敕封的大国师的名号及数量，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均有迹可查。据载，永乐时期封授的灌顶大国师共有九位，其中对大善大国师的记载如下：“命西天剌麻板的达为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洪[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各赐金印”，与《续补高僧传》中对室利沙的记载大致相同，但与《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中其他八位大国师的记载略有出入，此处并没有提及大国师姓名，而是以“西天剌麻板的达”代称，其他八位均明确记录高僧名字，如“僧录司右善世智光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广泛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 “命妥巴阿摩葛有[为]灌顶圆通慈济火[大]国师……”，在此可以理解为《明实录》中有意用“西天剌麻板的达”这一称号代指室利沙，而室利沙本人也的确因“习通五明”，“戒行精严，智慧明了”，而被称为五明板的达，《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中的“班迪达大国师”、 姚夔碑“五明班迪达”、《帝京景物略》“西番板的达”等诸多文献的记载也应是延续了此种说法。

由此将“大善大国师”视为“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的西域番僧，是合乎情理的。这位印度的佛教使者从永乐十二年(1414)来华，至宣德元年(1425)圆寂，其间一直生活在中国，前后共达11年。从文献记载来看，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五台山两地，在京曾受度弟子数千，影响颇深。据学者杜常顺考证，作为东印度僧人，室利沙还是明代“西天僧”中比较重要的一系，其后仍有法脉在真觉寺弘传。这在金刚宝座塔台基的佛像供养人题记中还留有两处重要的铭证，表明了该塔与西天僧关系十分密切：一处题记为“西天经厂信士北九巨力施财造”，另一处题记前半部分已损毁，只能见到后半部分“塔室利施财造”的字样。西天经厂为明代内廷经厂之一，与印度的“西天僧”有直接关系，北九巨力、塔室利均为梵文名字的音译。

对室利沙的身份加以考证，一则有助于分析金刚宝座塔的造像风格，二则使金刚宝座塔的始建年代更加明确，由《补续高僧传》可知室利沙来华时间为永乐十二年（1414），相应塔的始建时间可进一步限定在这一时间之后，永乐二十二年（1424）之前。

如果将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比喻作一棵参天伟岸、枝叶繁茂的菩提树，室利沙可以称得上是将这一名贵树种由印度带入中国的传播者，甚至播种者，那么另一位人物——钱义，负责真觉寺及金刚宝座塔工程的具体承建者，则相当于为这棵菩提树修枝剪叶、精心培育的园艺师。

钱义，《明史》记载阙如，仅在卷三O七《李孜省传》中有所提及，但幸好五塔寺，也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存有一方他的墓志，为解析钱义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据载，钱义生于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成化二十年（1484）七月二十日，正统二年（1437），选入禁廷，历任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宦官，官至御用监太监，因成化九年“奉敕建真觉寺”，故卒后亦遂其夙愿被安葬于真觉寺内。墓志不仅对其生卒和仕历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提及了钱义的喜好与优长，其中尤以两则值得注意，一为“凡古今奇异器物，名公书画，人所不识者，一目悉知其详，且能品题其高下”，可见其对古玩鉴定颇为精专；一为“朝廷凡有制造，必经与工艺者商榷，然后称旨，其生而累荷，宠遇之厚，没而重承”，这一方面反映其利用对工艺的精益求精达到邀宠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钱义本人对宫廷艺术活动的参与程度非常之深，某些程度上在承担着图样设计者、质量把关人的作用，这些对于考究真觉寺及金刚宝座塔的风格成因不无裨益。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是我国最早一座由皇家敕建的金刚宝座塔，造型上不仅直接承传了印度菩提伽耶塔的五塔形制，具有佛成道证悟的含义，同时又将密教金刚乘的五方佛思想贯穿其中，将二者紧密结合，构筑了严密的佛教宇宙世界。雕刻题材与形式上更是融汇了汉、藏、印等多种艺术风格，集中体现了明代北京地区在对多种文化吸收、容纳上的强大优势。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作为佛教思想与佛教艺术完美结合之典范，带动了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1748）、西黄寺清净化城金刚宝座塔（1782）、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灯寺塔（1727－1737）等一系列金刚宝座塔的兴建，而垂范于后世！

感谢您的阅读，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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