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矛盾与和谐社会建设

陈光金

（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博士在上海市委党校第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课记录整理）

一、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

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化以及现代社会三维宏观组织构造雏形初显，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理解这种结构转型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解现阶段我国种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

1、政府改革及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

改革前我国组织结构体系具有单一性和总体性，国家组织(党和政府组织)掌握着几乎全部生产资源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源，并通过各种企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各种经济组织(国有和集体企业)基本上都是国家计划和任务的执行者，并且依赖国家计划配置的各种资源而存在和运行，因而本质上也是国家组织功能的承担者，是国家组织的不同表现形式。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地位和角色与经济组织并无二致。1978年以来的改革突破了国家总体化管理一切的格局，为逐步形成新型的宏观组织架构提供动力和基础。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大幅度减少，从职能上看，国家越来越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实现从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参与向宏观调控和服务转变。

国家组织改革向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让渡了权力和空间，独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国家组织维度的改革发展首先突破了国家直接管理和参与经济过程的格局，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国家逐渐从微观经济过程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角色退出，并向市场部门让渡经济行动空间，市场主体不断发育成长，最终基本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部门。这种改革同时意味着国家逐步从对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角色退出，向社会领域让渡社会行动空间。在政府改革和经济市场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社会变得相对独立起来并在内部出现深刻的分化，形成新的结构，并有了组织起来的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也开始形成。

2、新型市场主体结构形成与社会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3O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型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形成。一方面所有制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组织结构上，公有制企业大幅减少，非公有制企业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就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劳动就业制度基本完成市场化。农村劳动力最早走向市场就业，农业生产本身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户和农业劳动者基本上已成为市场主体。伴随新型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形成的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与新利益格局的形成。

一是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变化和家庭结构变化。人口再生产模式在30年里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型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跨过中年型进入老年型阶段。养老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挑战。家庭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家庭代际结构简化、家庭组织模式核心化，家庭赡养结构倒金字塔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家庭的养老难题。

二是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包括城乡结构变化和区域发展结构变化，表现在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城市空间急剧扩张，资源日益向城市集中。3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经济社会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的发展格局。

三是经济社会活动结构的变化，包括就业结构变化和职业结构变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非农产业获得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不断改变我国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变化则体现在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经济的非农化和市场化不断增加对各种非农职业的需求，各种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不断扩张，新的职业类型不断产生。

四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调整，主要表现为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开始进行，促使其向社会化机构转型，亦即逐步成为国外所谓第三部门的组成部分。原有的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如工青妇组织等，也在不断转型，一方面继续充当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服务，例如工会如何为劳动者维权。

五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在经济社会活动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变化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化格局，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或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形成。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利益实现机制相应出现变化。整个分配制度从计划调节转变为市场调节。利益差别化格局形成，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大体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利益博弈格局。

3、社会价值观出现分化与多样化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对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发展状况的反映或论证，也是对人们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和社会关系状况的期盼。因而，社会结构特征的变化及其多样化，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到社会价值观念的结构性变化上，新的价值观念将不断出现。个人发展机会和路径多样化。在现代化亦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人们发展机会不断增加和日益多样化，个人成功的机会空间空前扩大，可供选择的路径显著增加。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机会，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观念，亦即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功标准也日益分化和多样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劳动模范、技术标兵、先进典型或者入团入党、提干是成功的标志。而在当今社会，个人发家致富、做青春偶像、影视明星、文化体育明星，加入、引导时尚消费潮流，成为知识和技术精英，等等，也都成为个人成功的标志。

新时期，社会评价机制出现多样化。个人价值实现的重心从过去注重组织评价转向现在重视自我评价、“粉丝”评价、媒体评价(如报纸电视炒作等)。其背后的实质则是从以往注重精神内涵转向更加注重物质效果。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在同一时空并存。传统社会价值、现代社会价值、后现代社会价值，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不同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分化。除了在一些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总体福利问题上可以看到共同价值取向之外，在更多涉及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特殊利益(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上，这种分化愈益明显。目前关于贫富分化、劳动关系调节以及房地产开发的社会论战非常激烈，从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分化的迹象。

二、现阶段中国的重大社会矛盾与挑战

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然而，现阶段主要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有效消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拉动因素。生产力仍需大力发展，但人民的有效物质文化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瓶颈。现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拉动内需已经成为拯救经济的关键所在。主要矛盾的这种变化表明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矛盾，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集中反映，是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大调整和阶层出现深刻分化的反映。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是相关政策存在重大缺陷的重要理论原因。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在政策导向上取得相对均衡，相应地，利益平衡机制始终难以建立，导致多数社会成员有效需求不足，终于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

1、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

从影响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存在两类重大社会矛盾。第一类重大矛盾本身就具有影响全局的性质，即对全社会产生整体性的影响，使得不同利益群体、集团、阶层或者受益或者受损，从而引发全局性社会矛盾。这类矛盾至少有以下六种：

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能源、资源约束日益严竣；水资源紧张，大部分城市缺水；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并且由于工业中心与农业主产区高度重合，我国的农业安全面临重大挑战，环保压力仍然巨大。

二是三大部门之间的矛盾。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得远远不够，在公民社会与市场之间，在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失衡问题，政府力量大于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显著大于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力量薄弱，难以有效发挥服务和表达利益的作用。

三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发达国家，这一矛盾表现为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竞争的矛盾。在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中国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变得复杂。政府出于效率考虑对初次分配调控严重不足，导致分配秩序混乱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发展中的一些做法强调了效率，忽视了公平。

四是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而工业化本身在经济意义上已经进展到中期后半阶段，前者显著与后者不相适应。总的来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是一个金字塔，社会中间层太小，不足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五是社会利益关系矛盾。不同群体的利益由于实现途径的不同而越来越呈现出矛盾性，由此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尖锐，人们对于利益差距的意识也日益突显和清晰。

六是价值观矛盾。主流价值观整合机制缺失，社会信任缺失，尤其地方政府、干部、先富阶层不同程度地陷入社会信任危机 社会行为失范，财产犯罪大规模增加，恶性案件不断，社会关系变得冷漠、断裂甚至紧张，社会心态失衡，社会舆论偏激，民粹主义张扬等。

第二类重大矛盾主要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之间，但其最终也可能引起全局性的反应。集中地表现在城乡矛盾、区域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等五个方面。

首先是城乡矛盾。城乡矛盾的本质是利益矛盾，其集中表现是城乡间差距逐年拉大。利益矛盾的成因是二元化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对农村的直接间接剥夺。

其次是区域矛盾。区域矛盾的关键也是发展差距导致的利益矛盾。区域矛盾的影响不仅在于欠发达地区制约着整体发展的空间，也在于区域矛盾可能走向民族矛盾。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失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区域矛盾在人们的观念上有所反映。

再次是贫富矛盾。收入差距扩大是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表征。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0．4这个警戒线，接近或者超过0．5。在国际上都属于较高水平。这是导致我国目前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的突出原因。

再其次是劳资矛盾。包括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矛盾，也包括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问的矛盾。这将是中国最具有普遍性、直接性和涉及面最为广泛的阶层性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仅是利益实现的矛盾，更是权力和权利差别的矛盾。

最后是干群矛盾。干群矛盾既是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反映，是传统发展观、政绩观偏重效率而缺失公平关照的反映，也是干部群体的利益与群众利益存在矛盾、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存在冲突的反映。干群矛盾已经从原来的基层向更高层次发展。

2、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冲突化表现

由于长期积累的各类社会矛盾难以有效化解，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事态升级，社会矛盾趋于冲突化表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统计如下：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8709起；1999年，超过32000起；2004年，群体性事件又激增到7万余起；2005年，没有见到统计数据，但由于取消农业税费，群体性事件有较大幅度下降，可能不到4万起：2006年，6万多起；2007年，8万多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尚无统计，但瓮安事件等的发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突发性强，从偶然意外事件升级到规模冲突的过程非常短，表明卷入群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二是没有明确组织者，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为主。三是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短信和网络传播的各种信息，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四是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生命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五是不同程度地出现对政府不满的人员、不法分子甚至黑社会性质团伙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加剧了事态的失控。六是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有关部门或执法人员，进行对抗、围攻。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信访高发期。1978—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来访83700人次，而在1998—2002年，已经多达4224万人次。2007年光是民政部接受信访的就达81万人次；2008年1-3季度，已有9O万人次。原因是多方面的，旧案不理，新案剧增，信访洪峰不可避免。信访处理不好，不仅挑战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合法性，而且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根源。有关部门也积极探索应对措施，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各地主要党政领导大接访，这是一种应急措施，但消除导致信访洪峰的根源更加重要。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以及现阶段中国的重大社会矛盾与挑战，需要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1、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政绩观

科学发展观需要合理的政绩观，即把效率与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落实科学的政绩观需要民主和法治作为保障。落实科学的政绩观不仅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更要求政府转变其行为目标模式，即必须实现两个转变：从微观管理一参与型转变为宏观调控型；从营利型转变为服务型。落实科学的政绩观还要求政府不仅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更要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打通中央战略逻辑与地方行动逻辑之间的阻隔。

2、调节利益关系，调整阶层结构，为缓和与协调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结构基础

努力推进就业，规范收入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缓解利益矛盾。改革社会体制，调整社会结构，催生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破除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法制化的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谈判机制，适度平衡各主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促进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动态和谐。警惕正在出现的精英联合垄断机会与利益的趋势，给予制度化、法制化的抑制。防止出现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强化社会民主参与，建立社会平等对话沟通机制和渠道，增强社会整合，防止矛盾激化。

3、切实尊重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发展城乡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让公民公平获取社会发展机会。继续完善城乡基层社区自治，为政治民主打好基础。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民社会，形成三大部门相互支撑而又相互制衡的格局。把切实落实全体公民的社会权利当作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点和纲领性目标。在这里，工人通过组织维权尤其重要。

4、社会价值整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社会价值整合是社会和谐的观念基础。现代社会价值整合立足于多样化价值的和谐共存。在多样化价值中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重建主流价值体系，据以实现有效的价值整合。努力建设诚信社会，解决行为失范尤其是政府行为失范的问题。（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刘中起根据作者在上海市委党校第72期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阅。）

原文出处：《理论文萃》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