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作者：周肇光
当代经济研究 2003年12期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3）09-0026-05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都要积极参与国际化竞争，努力提高本国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对中国来讲，也要积极开放，在开放中要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综合本国经济因素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不至于因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一国经济受到打击和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外国学者，早在1999年以前就提出中国在开放中要注意经济安全的警告。在开放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应当建立生产、分配、交换和金融等“四位一体”的国家经济安全新模式，这对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产领域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存在不安全因素，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而这个基础的核心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
（一）生产领域中不安全的主要表现
第一，在思想上对国有企业这个微观基础存在错误认识，这是导致生产领域中不安全因素的前提。主要表现在：有人把国有企业改革效果不佳，归结为所有制，主张以西方产权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是全面股份化，下岗职工越多，企业效益越好；更有人认为只有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才能提高国有企业质量。这些片面的认识和错误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在市场运作中国有企业面临着不平等竞争，这是导致生产领域中不安全因素的关键。突出表现为，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税负较重；国有企业贷款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也日益困难，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进行。有些企业本来有市场竞争力，但由于缺乏资金，最终陷入困境。
第三，在制度上国有企业缺乏制衡机制，这是导致生产领域中不安全因素的基本原因。长期以来，国家比较重视企业所有制形式方面的改革，对企业领导人的制衡机制建设重视不够，一些国企领导滥用权力谋私利，挫伤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建立生产领域经济安全模式的主要措施
从微观上建立生产领域经济安全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建立生产领域经济安全模式的根本原则。因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动摇了国有企业这个基础，也必然会动摇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现在有些人大谈国有企业改革方略，实质上是想搞垮国有企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这条原则。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作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注：江泽民.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注：江泽民.十六大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5.），要求我们在政治上把握好企业改革性质，在法律上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使国有企业改革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第二，建立民族产业政策体系，这是建立生产领域经济安全模式的核心。如何制定保护民族产业安全与发展的政策？程恩富教授认为，“要集中力量组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所谓‘三控’，就是控股（资本）、控牌（品牌）和控技（技术），只有实行‘三控’的企业才是比较安全的民族经济。”（注：程恩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对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49、55-56.）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民族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拥有和控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的影响和危害。而民族产业的具体政策可以从资本、品牌和技术等多层面加以设定，才能更好地为本国经济争得较好的国际竞争环境，才能与外国企业进行平等竞争。
第三，建立企业内部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这是建立生产领域经济安全模式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只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科学管理机制，不论在何种体制下也都能照样发展，国有企业也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是企业要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低消耗、高效益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二是要切实贯彻执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搞好资产重组工作，加快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提高其营运效率。三是要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作用。我们只有把这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出优势互补的作用，企业经营管理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这对于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至关重要。
二、分配领域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也会反映到分配领域中来。分配领域中的经济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分配领域中不安全的主要表现
我国在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主要表现在：生产条件（生产要素）分配和生产成果（国民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的严重差异性。
从生产条件分配方面看，生产条件包括土地、劳动、生产资料等诸因素，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人们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使这些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现实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达到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这些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被称为资源配置，但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一是不同所有制决定了对生产条件的不同占有，呈现出由非公有经济分配方式来取代公有经济分配方式的趋势，这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二是国家宏观分配政策有利于非公有经济主体占有生产条件分配权。它有利于外资企业的优化配置，不利于中资企业的发展。由于生产条件分配上的不平等，在市场平等竞争中就有可能出现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导致国家开放型经济运行中的不安全。
从生产成果分配上看，生产条件的差异性就决定了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突出表现在：一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在拉大。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分析，虽然各个地方都有很大发展，但不能忽视区域间差距过大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在拉大。如电力、金融、保险、石油、房地产等行业职工的年收入要远远高于煤炭、机械、纺织、建材等行业。三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据调查，2001年人数不到总人口1％的高收入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经营者、有特殊专业技术或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靠黑色收入致富的人）每人年总收入一般至少在20万元以上，甚至上亿元的也大有人在，而且呈现上升趋势。（注：王天义等.经济学热门话题的争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31-133.）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宏观指标，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39为合理区间，0.4为国际预警线，0.41以上为差距过大。据我国统计局测算，1999年的基尼系数为0.397，目前至少在0.4以上，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就是导致分配领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
（二）建立分配领域经济安全模式的主要措施
建立分配领域经济安全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实行“双重理性分配限制”，这是解决当前分配领域中严重差异性的有效措施。所谓“双重理性分配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在社会生产条件即资源配置中，要合理限制非国有市场主体对中国市场资源的过度占有率，为中国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资源配置的有利空间和政策保障，真正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在劳动产品分配即国民收入分配中，要合理限制高收入群体过度膨胀的不良行为，这种限制不能看作是穷人对富人的“红眼病”。这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必然要求。实行“双重理性分配限制”，应当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和调控任务，对分配领域中的分配行为进行理性调节，不断消除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逐步解决行业垄断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正现象。目前我国的石油、电力、电信、金融、民航等行业，基本上是垄断经营。要依靠政府行政立法，打破由于行业垄断所造成的过高收入，通过市场机制来约束和规范收入分配，使隐性收入显性化，福利收入货币化。同时，国家对垄断行业开征垄断利润税。
第三，提高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和有效性。据世界银行测算，个人所得税在高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占40％以上，在中等收入国家占10％～20％，在低收入国家占6％～10％。而我国目前仅占4％左右。这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要强化税收征管力度，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度，以便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
第四，逐步完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项重要用途，是保障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对我国来讲，保证劳动者生活安定和社会稳定，就要尽快建立层次性社会保障制度，把层次性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加强对社会贫困人口的扶持和帮助工作，努力营造扶贫帮困的新风尚。
三、交换领域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交换领域中的不安全因素已经十分明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更加大了不安全因素。
（一）交换领域中不安全的主要表现
我国交换领域中的不安全因素，主要表现在交换结构不合理、交换领域面临国际化挑战等方面。
第一，交换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一是组织结构不合理。由于市场经济的秩序不规范，导致了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而且屡禁不止，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二是贸易结构不合理。中国加入WTO以后，交换领域中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明显加深，这虽然是市场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不难看到这种外资依存度愈深，就愈受到国际市场经济波动的牵制和影响。
第二，交换领域面临国际化挑战。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中潜在“隐形”保护主义。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是“绿色壁垒”。它是指一个国家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保为由，以限制进口和保护贸易为目的，对外国商品进口设置的专门带有歧视性的贸易障碍。主要有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强制性绿色标志、强制要求ISO14000认证、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和检验制度等。二是“技术壁垒”。它是指因各国不同的产品标准、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对国际贸易造成的阻碍。发达国家经常对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修订，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策略。而其他国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按进口国的原先要求生产商品，在出口时就会遭遇技术壁垒。目前，我国出口产品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壁垒，已影响到我国农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和医药产品等各行业的出口。据新闻媒体报道，2002年我国外贸出口受国外技术壁垒冲击造成的损失超过170亿美元，占出口贸易的33％，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二）建立交换领域中经济安全模式的主要措施
从我国交换领域的现状看，建立交换领域中经济安全模式，应当包括建立贸易政策新体系和强化国家贸易管理新秩序这两个方面。
第一，建立贸易政策新体系。它主要包括：运用产业保护政策来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优先安排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商品进口；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来提高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层次，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和税率的高低来影响需求变动和价格变动，调节进出口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平衡；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影响贸易进出口和资金流动，从而使进出口发生变化；通过外贸直接管制政策，鼓励或限制商品进出口等，以支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第二，建立和规范国家贸易管理新秩序。主要措施：一是强化反倾销政策效应。自从1979年欧盟对中国糖精发起首例反倾销指控以来，国际上对我国商品反倾销起诉愈演愈烈，到2000年2月，中国产品累计遭受376起反倾销起诉，至少直接影响中国出口100亿美元以上，（注：马克.我们为什么总被反倾销[N].南方周末，2000-8-18.）严重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国家形象。为此，我国也要制订严密的反倾销法规，用以对付日益增加的国外产品在我国市场上的倾销行为。二是强化国际化竞争战略效应。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认为，企业为了在特定产业中保持不败的竞争优势，可以采用三大竞争战略，即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重点集中战略。这三大竞争战略是外贸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最基本战略，企业应该用它的精神实质指导开放型企业战略的制定。（注：王子先.试论外贸企业资本经营与差异化竞争策略[J].国际贸易问题，1997，（1）.）三是强化企业品牌效应。品牌的作用现今已广为人知，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历史悠久，经济实力强大，品牌意识强，造就了一批跨国大公司和价值连城的世界著名品牌，如“可口可乐”品牌，其价值为838.45亿美元，“微软”为566.54亿美元。据统计，全球前20名最有价值的品牌全部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在当今世界，品牌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中国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努力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建立自身的名牌优势，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注：张世贤.努力提高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N].人民日报，2000-4-20.）以上这些措施，对维护交换领域中经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四、金融领域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面对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江泽民同志于1998年5月12日在党中央举行的第七次法制讲座上，提出了“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科学论断，这对维护中国金融领域中的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领域中不安全的主要表现
我国金融领域中的不安全主要表现在金融风险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两个方面。
从中国金融风险的内生性方面看，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既有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原因，又有市场经济运行不协调所产生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仅房地产不良贷款就达到4500亿元。二是部分金融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远未达到8％的国际标准和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标准，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更低，一些金融机构更是资本金不实，如采用借款注资、虚假增资、股东贷款返还资本等手段增加账面资本。三是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亏损，特别是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账面盈利水平明显下降，如果把呆账冲掉，一些银行实际处于经营亏损或微利水平。实际上，部分金融机构的亏损已经消耗了相当部分的存款，由此潜在的风险增大。四是外债风险开始显露。中国的外债风险主要是偿还风险，即债务人的清偿能力下降而形成风险。2001年外债余额2000亿美元左右，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口径统计，外债余额可能还要大。此外，还有未依法审批和登记的违规外债，以外商投资固定回报率形式存在的变相外债，以及为境外机构提供的对外担保等形式存在的外债等。一旦引发债务危机，大量的还贷和购汇压力将直接冲击外汇储备。五是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一些证券公司利用国债代保管单的形式吸收个人存款，而资金并没有买国债，而是用于贷款、炒房地产和股票，结果无法如期兑付；个别公司直接动用客户保证金从事股票自营等。
从中国金融风险的外生性方面看，中国加入WTO，给国内银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根据WTO协议要求，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条件是：中国加入WTO两年后，外国银行可与中国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分支机构不受地域限制；五年后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将不受地域限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从事汽车贷款业务；中美合资银行可向国外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一年后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外国独资银行将在五年后获准经营以上业务，这对中国金融业构成了严重威胁（注：庄启飞.加入WTO与我国银行监管体系改革[J].世界经济文汇，2001，（4）：54-56.）。
（二）建立金融领域中经济安全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的金融企业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而企业经济效益不佳是经济危机的重要物质基础。为此，一是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制度。这就要求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引入金融企业，以摆脱现有的机关化管理模式，走向管理科学化、制度化的现代企业管理轨道。二是根据开放型金融企业管理的要求，处理好资本市场中开放与发展的关系。1997年，中国之所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资本项目未放开。这条“防火隔离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管制的存在不仅在客观上维持了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的平稳发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三是坚持稳健汇率政策，努力搞好国际收支管理。实践证明，我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是正确的，对于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局势，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都是极为有利的。
第二，建立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信用保障机制。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国内经营和国际经营两个部分，两者都需要通过建立良好的信用制度来协调运行。从商品生产发展史上看，信用制度是与商品流通和货币经营联系在一起的，并随它们的发展而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信用制度应当优越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如果良好的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它所体现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渠道就会受阻，作为承担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经营业就会失去人们的支持，货币国际化就无从谈起。为此，要加强市场经济信用意识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客观上要求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以信用为基础。同时，要把信用视作金融业发展的生命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信用制度。
第三，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规范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没有一个统一和规范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同时，要按照商业银行规范经营的要求进一步公开市场交易，正如凯恩斯指出：“公开市场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货币当局之未来政策的预期，因此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69.）这样，才能引导资金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流通，使社会资金供求达到动态的平衡，从而避免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四，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体系。主要措施：一是建立全方位立体型监管体系。即以中央银行（银监会）为核心，承担监管银行业与管理宏观金融的主要任务；以商业银行内部监管为监管基础，承担银行自身对各种风险防范和责任；以社会监管为监管的补充，承担对金融业进行外部监管的任务；在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条件下，需要建立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协同监管机制，共同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与其他国际监管机构及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努力实现跨国银行业务的全球统一监管。二是规范监管程序，杜绝监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疏通”。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才能充分发挥金融监管体系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三大功能的作用。
作者介绍：周肇光，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上海 200433 周肇光，（1952-），男，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大学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