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令色是儒家"礼"的必然结果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很有意思！寥寥数字，但信息很大。
“巧言”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乖巧动听，而是不实之辞。如是实话又很动听，那是善言，善于言；如不是实话说得又不动听，那就是赤裸裸的谎言。
“令色”就是善于使脸色。比如刚对权贵满脸堆笑，转过背来，就对下人声色俱厉。或者不知道来人的来头，一脸的倨傲，知道是长官后马上变得低三下四。脸色就像川剧变脸那样瞬息万变。
孔子说：“捡动听的漂亮话，尽说些不实之辞，善于变幻脸色以讨好奉迎他人，少有这样的仁人”。
这里，承上句，孔子从反面来说明什么不是仁的表现。“巧言令色”就是其一。而上句“其为人也孝弟”，是从正面来说明什么是仁的行为。
这句话还在阳货第十七篇中完全重复出现过一次。在公冶长第五篇中也出现过同样意思的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见孔子在弟子面前说过多次，让弟子们觉得很重要，所以编排《论语》时，将这句话放在这么前面的位置。
这么说，好像孔子自己肯定不巧言令色了。但看《论语》乡党篇中描述的孔子的言谈举止，却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乡党篇中说，孔子在自己乡里显得很温和恭敬，言语迟钝；而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却很通顺，但比较谨慎，想好后再说。在上朝等见国君时，同下大夫谈话，很放松自得，很有气势；但同上大夫说话，就变得严肃平和；国君来了，又变得紧张拘束，小心谨慎。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并不巧言，但却令色。和不同地位的人相处时，脸上的神情很不一样。
这并不奇怪。儒家讲究“礼”，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区别对待。总体上，对上要恭。不用说，上自然就会对下傲。孔子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能中规中矩地按儒家礼仪行事，不会出格。但就人群总体而言，自律性是个随机分布，就会有不少人趋于极端，对上极尽奉迎，对下则肆意欺压。
因而，孔子虽然厌恶巧言令色，认为巧言令色之人不会有仁心，但巧言令色却是孔子主张“礼”的必然结果。儒家的主张往往都是这样，结果与初衷恰好相反。贾谊《治安策》有云：“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今人常说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弃法尊礼难行，弃礼遵法则乱。
从人性来说，本质上都是好逸恶劳的，这就导致了人性天生的希望多吃多占少付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分配问题。在经济增长乏力，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不能“在增长中解决问题”，于是巧取豪夺、相互攻伐的问题就变得愈加突出。这种情况的一个高峰是春秋战国，秦国用法家思想变得强大最终统一六国，其本质也是以战养战，攻赏过罚，赏赐的东西哪里来的呢？是从其他国家抢来的，这是一种“增长中解决问题”的手段。但一旦国家统一，“饼”不能再做大，则其纯用法而不尊礼带来的“分饼矛盾”就出来了，于是才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问题。
所以，至少从贾谊对孔子的理解来说，讲究“礼”的最终目的，是在于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化的扼杀在摇篮中。谦让、不争，是使得分配过程中不产生过多矛盾的一种手段。然而，就是因为未能从根本上“尊礼”，前述人性的缺点激发，才导致了楼主所看到的情况。但这的确不是孔子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