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并不能独善其身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中国人奉行的一种逃避为核心的处世哲学，因此，对凡是与己无关的事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有人就把中国人这种为人处世态度表述为：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国人的这种处世态度也有更形象的描述：自己的同胞被砍头，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冷漠地围观，毫无同情怜悯之心，甚至有人更希望快一些能吃上沾有死者血迹的馒头。在他们看来，反正灾难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就与己无关。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人们就逐渐变得冷漠无情，没有同情心，没有责任感，没有正义观，胆小而猥琐，自私而狭隘，眼中除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身边发生了天大的事儿也不会去关系和过问，别人被欺负侮辱，他不管；别人被偷盗抢劫，他不管；别人被殴打屠杀，他不管；别人处于绝境，需要救济帮助，他也不管。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就经常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个人权利被随意侵犯，生命价值被淡然漠视，权力和金钱成为最高追求，人际关系情感因素日减利益关系日增，济困扶危助人为乐成为稀世珍举，这一切都严重地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得不伤感地叹息：斯文不在，世风日下啊！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并非什么事情都不管，涉及政治立场信仰问题、意识形态的正确与错误问题，那就是非管不可的。毛泽东时代，一反中国传统的做法，想当世界老大，要把毛泽东思想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跟美帝国主义斗，跟苏联修正主义斗，也不管违反不干涉别
国内政的原则，试图把自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传递给别国，极力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到处在亚非拉美国家扇风点火支持造反，号称支持别国人民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干涉别国的内政，煽动别国的武装暴乱，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一时间遍地烽火连天，到处都在燃烧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把世界搅扰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其中古巴的年轻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就是当年在南美输出革命的悲剧英雄人物之一。这样的闹剧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各国以革命名义的武装暴乱陆续被政府镇压而彻底失败，在毛泽东逝世后才收场，我们才止住了这种政治上的疯狂举动。
政治的疯狂不仅反映在国际关系上，也反映在自己同胞人与人的关系上，政治正确和政治标准下的道德正确成为观察和评判他人的重要标准，与人格相关的道德标准就没人关心了，那时候，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背叛告密，简直甚嚣尘上，文革结束，此风被遗弃，可是，崇尚政治的遗风犹存，一直延续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多少转变，人们不太关心他人的死活，却关心他人的对错，对他人的言行总是带着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任何人的都在关注他人的言行，任何人的言行也在他人的关注之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很多人的言行并不一定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说给他人听的做给他人看的，简言之，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并不完全是为自己而活着，是为他人而活着的，处处都要关注组织领导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因此，活得很累很累。
皆因如此，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良知，反而到没有人关心了，在诸多的社会丑恶面前，比如公然的偷盗抢劫、侵犯人权、杀人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需要见义勇为的时候，谁都保持沉默，视而不见，避而远之，试图独善其身，全力自保，使全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良知状况日益恶化。没有是非观，没有责任感，没有价值底线，成为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甚至在国际问题上也奉行这样的做法，以为只要我们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就可以独善其身，因此，对有些国家公然违反国际法、背离现代文明和价值观的行为，也采取妥协的态度，看起来是公正的中立的，谁也不偏袒，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说，对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实质上就是对犯罪的纵容，或者是罪犯的间接帮凶，也会受到国际社会正义声音的谴责，别人会把你看成是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国家，根本就不能独善其身。这样下去，就会越来越孤立，国际社会就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谁都不会信任你，关键时候他们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今天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明。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虚弱的中国了，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不能再当老好人了，要抛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信条，该表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落伍观念，要敢于主持正义，维护现代文明，坚持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做一个对世界对人类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才能真正在精神上和道义上站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不然，无论经济上多么强大，我们崛起的都只是一副庞大的身躯，而不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和价值追求，都不会被世人认同，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被世界质疑的窘境和被动局面。